在我看来，95年前的中国共产党是在文明发展的碰撞中产生的。而青年与新的文明形态则能帮助我们判断未来。
而中国政治的发展同样如此，我们尚未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却要面对后现代的问题。而且，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我们进入了网络时代，需要面向未来对一些问题进行具像思考，这种判断理解是学科性的，也是政治性的。
青年与社会
那么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背后是和什么群体联系在一起呢？是青年。
青年这个概念的发展在中华文明长河中未曾中断，青年的概念也经历了变迁和发展。
胡献忠博士曾讲到青年有两种特性，一种是生理性青年，一种是社会性青年。
生理性青年，年龄超过14岁的人都会经历这个阶段，但社会性青年，却起源于现代。要理解这样一个问题，就要回归到历史的维度，回到历史的内在规律，与人的各方面的发展形态结合在一起。
西方很多理论来到中国很难解释通，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具有叠加性效应。在这种条件下，很多西方理论苍白无力。而中国政治的发展同样如此，我们尚未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却要面对后现代的问题。而且，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我们进入了网络时代，需要面向未来对一些问题进行具像思考，这种判断理解是学科性的，也是政治性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了，当“两个一百年”到来之时，中华民族将迎来伟大复兴。而在这个命题中，未来都和青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共同体与青年
从马克思看来，社会的发展古今中外以及现在还是未来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社会形态。而现代社会的人具有流动性，是原子化的个体，这完全区别于农业社会。原子化个体如何形成一个新型的共同体呢？网络社会的生成标志着一个新的组织方式诞生，形成了一个新的文明形态。
原子化社会的出现，现代社会的青年由原来依附于古代共同体的结构中剥离出来，并开始流动。
1900年的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中国走向现代的根本性问题。在古代，青年群体完成的革命任务又将回归到古代的共同体当中。在古代社会，组织用原则将青年群体解体，融合在共同体当中，虽有青年之名，却无青年之实。而《少年中国说》中预示到：在辛亥革命之后，青年群体没有再回到原来的共同体之中，而成为社会当中的一个主导性力量。这个群体由原来的生理性青年，走向了社会性青年，一个完整的青年概念诞生了——这在西方也是如此。
源时代的青年现象
但对社会性青年来讲，在现代性的背景之下，青年的发展受到工业化的逻辑支配，受到资本的力量的驱使。在工业化社会逻辑下，青年人重新回到了枷锁之中。工业化社会中青年人再次成为一个弱势群体，青年被资本隔离出主流社会。
2000年前后，互联网的出现引起生产力的变化。互联网那个在现实空间之外产生了一个虚拟空间。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兴趣、价值和利益等快速组合成新的共同体。这在古代社会和传统工业化社会是做不到的，这些新的共同体是无限而且流动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谁最容易掌握使用这种技术呢？是青年。
青年成为一种力量，他们适应网络社会的发展。我们发现，网络时代这批青年人成为适应迭代变革的创新群体。于是青年问题上一些西方的理论无法解释中国。
中国来到了一个源时代，研究层面上的源时代。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权力已经开始突破了传统制度的束缚，形成了一个青年化社会。
在高科技行业中平均年龄为三十岁左右，这种快速的迭代变化实际上改变了社会的组织形态，而这种组织形态，使我们的志愿者活动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这个时代，我们刚适应的一些交往方式、商业模式，过一段时间就会过时。青年们能够不断地适应这个过程。
现在所有的青年现象，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发达国家或是中东的一系列问题，都是青年的时代的回归。
如果说在工业化时代，青年群体被资本逻辑和工业逻辑所支配，是名义上的青年。那么新的时代条件之下，青年人是否已经掌握了世界呢？这个新文明时代的到来，对于青年来讲是福还是祸呢？对于整个社会来讲，这究竟是对现代性的扬弃还是现代性的狡计呢？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依然需要时间来回答。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互联网的企业往往趋向于垄断，今后这些公司究竟是走向自然垄断还是共享经济呢？这引出了一个现代社会的源问题，未来社会是劳动与资本双方之间整体性实现扬弃，还是一边压倒另外一边呢？
这可能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之后必须思考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强调青年的作用，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将重新回到马克思，并对共产主义的发展重新思考，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宣传，更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需要，而是人类发展走到现在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
[1] 郑长忠，男，博士，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青年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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