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与方法

围绕本书的研究问题，即作为纠纷化解联动机制的“大调解”运行效果如何?近年来在全国范围的实际运行中成效如何? 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 是否可以有效地处理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大调解机制对增强百姓对政府的认同和支持起到正面还是负面的作用? 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如何改进大调解机制以令其有助于推动法治发展和更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研究对象或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推断需要先控制其他“次要”变量，才能推测两个“关键”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石发勇，2013:30）。目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强调的“因果机制”（casual mechanism）解释，是指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中介变量和联结;或者说是指那些由于自变量的作用而导致能量、信息等连续转移并进而对因变量施加影响的中间过程。在这些细微的过程前后都存在因果关系（Bennett，1999:5）。任何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也不可以避免地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和影响，除了宏观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外，当地政府的政策、居民社会经济状况、教育程度和社会网络都会对地方政治和矛盾形式产生影响（Read，2000;Oliver，2001;Leyden， 2002）。因此，为了聚焦大调解机制对化解矛盾纠纷的作用，需要通过控制具有相似外部性的影响因素，包括政治经济环境，人口状况和纠纷当事人的个人特征（如农村还是城市，教育程度和性别，初次遇到纠纷还是多次遇到等）。为了揭示大调解和法治发展之间的关系，本书的研究结合了问卷调查和案例分析两种研究方法。一方面，通过问卷调查来评估社区居民对矛盾纠纷化解的满意程度，分析影响纠纷化解的因素;另一方面，通过案例分析来揭示当前大调解在化解纠纷中的优势和不足。通过在全国范围内（本书研究暂以城市地区为主）的比较和分析，来探索法治发展、大调解和纠纷化解之间的因果机制。

本研究的数据是基于笔者2016年在上海市徐汇区开展的针对社区治理和物业纠纷化解的课题，通过在上海闵行区和徐汇区的调研获得。其中在徐汇区的13个街道镇共发放问卷290份，有效样本为287份，有效回收率近98.97%。绝大部分被调查者是36～65岁的中老年人，占总数的68.8%。另外有20.9%的66岁以上老年人以及10.4%的35岁以下中青年人。在所有被调查者中，共产党员占36.8%。大部分被调查者是普通群众。另外绝大多数被调查者拥有自住房，即都是小区业主，占93.6%，只有4.5%的被调查者是租客。本书主要针对小区物业管理的现状进行研究分析，同时通过对街道、居委会相关人员、业委会负责人和社区居民的深入访谈，深度分析当下大调解机制对化解社区物业矛盾纠纷的优势和不足。集中城市地区的研究难免忽略了乡村的差异，这是此书的不足和缺陷，有望未来进一步研究来弥补和完善。其他数据还包括政府资料、新闻媒体报道和网络信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