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央政府出台了《基金会管理条例》，加上之前出台《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确立了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基本管理制度，同时也暗含了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风格出现了变化：由控制型管理转向更为制度化和柔性的监管。自此，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开始了社会组织管理方面的探索和创新。比如中央政府开始对境外机构捐赠外汇严格控制和规范管理；加强了对社会组织在社会突发灾害救灾捐赠方面资金的管理；推动了社会组织评估制度的建设；推广了社会组织在社会服务领域的作为。“十二五”规划里面更是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提出了“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管理、依法监管”20字方针，这些都透露着管理体系的变化。按照刘鹏（2010）的观点，中央政府的这些举措大致可以看出以下具体的特征：“第一，中央政府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的制度化水平明显提高。第二，中央政府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具有明显的分类管理意识。第三，中央政府管理社会组织的手段出现多样化趋势。”[3]另外，在地方政府创新上，出现了以深圳市和北京市中关村园区为代表的对部分领域社会组织试行无主管单位登记改革，首次突破了社会组织双重登记管理体制；江西、北京、深圳等地开始试点社会组织备案制[4]；上海和南京等地推出政府购买服务创新方式。
从上述四个阶段政府对社会组织采取的各项管理制度的产生和变迁过程，我们看到，在改革中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政府在一定意义上都表现出其特定的理性，理性地选择对待社会组织的态度和制度，以使其公共利益和自身利益最大化。从中我们能看到改革所取得的任何一个阶段性成果，其实都是经由政府的政策调整或新型制度的创设而得以确定，理性政府的逻辑表露无遗。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政府本身会发生变化，而且其面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都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会对政府适时调整自己的理性逻辑产生影响，并因此改变社会结构关系。那么我们主要需要分析的就是在社会变迁大背景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关系建构过程中作为互动一方的政府的制度逻辑是什么，以及在实践中是如何不断地调整、更新自身的制度逻辑，同时也更新着政府对待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
[1]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29。
[2] 吴忠泽，陈金罗主编．社团管理工作［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5。
[3] 刘鹏，孙燕茹．走向嵌入型监管：当代中国政府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新观察［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2011（4）。
[4] 所谓民间组织备案制，就是要求一些在成员人数、活动场所、业务经费等标准上达不到民间组织登记注册标准的民间组织，在开展业务活动的时候只需向相应的民政部门提供一些基本的信息和证明资料即可开始运转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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