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贺
摘 要：当历史性工业景观的“后工业化”用途改建成为当代中国城市日渐流行的空间再造逻辑，这些以保护之名的工业景观所力求形塑的社会记忆建构是否真实全面？ 笔者以北京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大的国营钢铁企业——首钢的厂东门迁建为案例，对此问题作探讨。虽然在企业主导媒体的专题报道中，厂东门的迁建被赋予了某种相对同一化、指向未来式的保存式怀旧情绪，但通过访谈可以发现，工厂退休干部、工人和女性家属会因为社会身份、日常工作经验，以及生存境遇变化等因素的差异，呈现出干部相对贴近、工人次之、女性家属最异于企业方所塑造差序化的怀旧情绪。笔者认为，此种空间再造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实践工业记忆治理的过程，应树立起尊重来自不同阶层之群体的记忆叙事，从而确保城市工业记忆治理的公正性。
关键词：首钢厂东门 怀旧情绪 差序化 城市工业记忆治理 公正性
作者孙贺，台湾交通大学文化研究硕士，现就职于零点咨询研究集团（上海）
一、引言：从首钢“厂东门”的保护式拆迁谈起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城市更新速度的加快，一些有着辉煌历史的大中型国有生产制造企业渐渐搬离了原厂址所在地，迁往了距离城市更远的区域。而随着工业遗产保护意识观念的兴起，那些因外迁而空置的工业生产场所不再被一拆了之，而是由政府、企业或其他机构主导，采取诸如选择性地拆除、迁移、保留建筑本体对内进行改建等方式，对其进行后工业化用途的景观空间再造——2015年5月，位于北京石景山区的首都钢铁厂的“厂东门”的“保护式拆除”便遵循了这样的空间再造逻辑。
著名的首都钢铁厂有着近百年的历史，是北京市规模最大的国营钢铁生产企业。首钢的东门位于北京长安街西延线的最西端，连接着首钢的主厂区和周边的住宅家属区。在首钢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厂东门的形象曾经历多次的转变。
在二战前，厂东门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厂门，战后由于复兴门及长安街西延线的修建，遂在厂东门的现址开辟了新门。1949年后，这里曾先后树立起了工人与技术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文革”前）[1]、毛泽东（“文革”期间）、展翅翱翔的雄鹰（20世纪80年代）等塑像，到了1992年，还建起了一座仿古造型的“城门式”厂门（1992年—2015年）[2]。
其中，被大家所纪念的厂东门则是最后这座于1992年仿古造型的城门式厂门。据说，这座门按1∶1的比例、仿照中南海的西门而建造，红色的外立面、衬以碧绿色的琉璃瓦，富有中国传统风格。
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在首钢位于石景山的主厂区停产、主要的生产基地迁移至位于河北省唐山市境内的曹妃甸[3]的几年过后，为了让位于长安街西延线至门头沟区的市政道路规划，同时又考虑照顾到首钢职工们的情感，遂决定对厂东门实施“保护式拆除”，并在位于原厂门位置以西50米左右的位置异地重建，将之作为首钢产业园的一部分进行保护[4]。
在厂东门即将迁建的消息传出后，一时间吸引了许多在岗及退休职工们携亲友前来与即将被“拆除式保护”的厂东门拍照留念，更有首钢企办媒体——《首钢日报》以及北京市级的一些其他媒体刊发相关专题报道以作纪念。
对于北京这样一座肩负着首都职能的城市而言，一个大型钢铁企业的一个厂门景观具有怎样的地标意义？ 而对于工作并生活于此数十载的首钢职工与家属而言，这座厂门所勾连起的工作和生活记忆，又是怎样的？ 在今天由城市规划/城市管理者、房地产开发商等企业所主导、以保护工业景观及城市记忆为名义的历史景观再造中，所谓的社会记忆，是在怎样的意义框架中、依据哪些生活主体的历史感受建构而成的？
本研究以实证调查的方法，通过对厂东门迁建前夕企办报纸所刊载诗歌的内容与话语分析，以及数十位首钢退休干部、工人和家属的半结构深度访谈[5]，对上述问题做出了一定的分析。
二、“钢铁城”与社会记忆、城市景观
（一）国家工业化记忆中的“钢铁性”
作为一种质地坚硬又分布广泛的金属，钢铁由最初的小规模生产到工业革命后的规模化、工业化生产，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6]。在工业革命之后，由于钢铁在诸如造船、机械、汽车、国防等工业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基本生产原料，钢铁制品需求量快速增加，工厂规模逐步扩大，大量人员被渐渐吸纳进入这一生产体系之中。以钢铁工业为核心、以单一产业为主体的“钢铁城”在一些工业化国家的铁矿石或是煤炭产地附近渐渐发展起来，而常年工作及生活于此的居民们也在此种空间社会结构的形塑之下，渐渐地养成了某种与“钢铁”休戚相关的工作与生活方式。
在《美国钢铁城：扬斯顿的工作与记忆》一书中，美国学者Sherry Lee Linkon和John Russo（2002）整理、归纳了扬斯顿[7]近百年来与当地钢铁工业发展有关的照片、海报、广告、雕塑、电影、歌曲、诗歌等媒介再现形式，并结合现实中的经济、社会发展史实叙述及在地居民的访谈与口述史资料，发现在扬斯顿逾百年来的城镇发展史中，围绕钢铁工业的兴衰存在着两对反映冲突的“建构式叙述”（constitutivenarrative）。透过对“历史事实”“媒介再现”与“居民经验”的交互式分析，Linkon和Russo细致地描绘了“工业化”与“去工业化”两个历史发展阶段中，扬斯顿由“精英”与“工人”的阶层冲突向“国家”与“地方”的层级冲突的转变：从“工业化”兴盛时期精英们对钢铁工业先进、现代化的意象塑造与工人们对劳动剥削抗争的矛盾，转变为“去工业化”衰落时期国家对扬斯顿地方产业转型的期待与在地居民们守护既有生活方式的愿望的矛盾。
当一直以市场经济为主导发展模式的扬斯顿在“去工业化”的背景之下，因地方的日渐衰落凝结了在地居民的集体记忆与抗争力量时，苏联的钢铁工业城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Magnitogorsk）则在计划经济为主导的发展模式逐渐失灵后呈现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状态。在《苏联钢铁城——戈尔巴乔夫时代下的苏维埃社会》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Stephen Kotkin（1991）详尽地描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社会发展状况。Kotkin透过对来自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居民的访谈以及实地观察，从制度体系以及居民心态两个层面，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发展状况进行了一番详尽的描绘——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停滞，以及“信息开放”后来自“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信息冲击，令当地居民们对不论是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是现实的工作、生活现状都颇为不满。
从整体上看，以上两本专著均是在以国家为主体的历史脉络下，以钢铁工业为主导的单一产业城镇为案例对象进行的研究。Linkon和Russo从相对宏观的视角，将美国扬斯顿百年间的城镇发展史作为该书的叙述脉络，以“存在冲突的地方”为切入点，揭示了扬斯顿在工业化的全盛时期与去工业化的衰落时期社会阶层矛盾的变化过程。而Kotkin在无法获得相关统计数据与官方史料的情况下，转而以相对微观的视角，亲赴当地访谈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在地官员、居民等不同群体，更为细致地了解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改革”“媒体解除管制”的计划经济体系下，在地工厂员工的工作感触以及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感受。
笔者认为，虽然上述两项研究各有所长，但也存在一个共同的不足之处，即研究者仅仅将钢铁工业看作一种普通的工业类型，分别从“去工业化”与“去社会主义化”两大发展历史脉络来论述各自的问题，而没有将其行业的特性展现出来，即“钢铁工业”本身所具备的“钢铁性”特征。
首先，相比其他工业，钢铁工业居于十分重要的基础地位。钢铁工业常常被喻为“工业中的工业”或是“工业的粮食”，在整个工业链条中处于相对上游的位置，钢铁工业所制造的终端产品——钢材，既是机械制造、汽车制造、建筑业等诸多下游产业的产品原料，同时为钢铁工业提供生产原料的上游产业——采掘业所使用的挖掘设备亦是运用钢材制品制造而成。因此，与其他工业相比，钢铁工业往往是其他工业能够发展的一项先决和必要条件。其次，相比其他轻工业与中小规模的重工业，钢铁工业中用于冶炼钢铁的设备体积庞大，该行业的投资金额亦十分巨大。再次，相比其他中小规模的轻、重工业，钢铁的生产工序与冶炼工艺十分复杂并高度分工化，致使从事钢铁生产的组织机构规模庞大、部门分工亦趋科层化与专业化。最后，相比其他工业，钢铁工业在政治、文化、性别等层面具备更为丰富的符号表征意义。
考虑到钢铁工业中的“钢铁性”特质并未在“美”“苏”两个钢铁城的研究案例中被充分发掘，笔者期望以此为着眼点，选择中国大陆的某个钢铁城为研究个案来进行相关的探索。
（二）“钢铁工业”作为一种景观
“景观”（landscape）的概念源于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欧地区，是一个“用来指代某种地理上的‘单元’（unit）概念，以特别化现实中某种特定的地理联结”。在英文的语义脉络下，“景观”的字汇表意易与区域（region）、地区（area）等词汇的含义相混淆。而德文中“景观”一词的字汇表述“Landschaft”则可以较为直观地解释“景观”一词的确切含义，即“一种土地的形塑”（a land shape）（Sauer，1925）。
卡尔·绍尔（Carl Sauer）首次提出了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的概念，指出“文化景观由文化群体从自然景观中模塑出来”。绍尔以“形态学”（morphology）为基础，发展了一种“区域描绘”（areal description）式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方法论，将“文化”（culture）视为“文化景观”形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斯蒂芬·丹尼尔（Stephen Daniels）与丹尼斯·克斯葛洛夫（Denis Cosgrove） （1988：1）扩展了景观所指涉的范围，为景观概念的解析开启了另一重面向。克斯葛洛夫指出，“景观是一个文化意象、一种再现、结构化与象征化周遭环境的图绘方式。但这并不是说景观是非物质性的，它们可以在各式各样的物质与许多表面上被呈现——画布上的画、纸页上的书写，以及地表的土地、石头、水面与植物上”。此外，景观还被不同的理论流派赋予了不同的意涵：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定义，景观是意识形态的面纱，是一种掩盖了社会关系冲突的视觉再现；从符号学的视角来看，景观是一套由符号构成的有意义文本；从女性主义或是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看，景观是男性凝视的产物和再现（wylie，2007）。
从实体的客观物质到虚拟的文本或图画，再到意识形态、符号文本、性别视角之凝视，景观渐渐地被诠释以更为广泛而丰富的概念意涵。
在既有的研究中，“钢铁工业景观”并非一个既定的专业概念，笔者对其的定义是在钢铁冶炼的过程中，个人透过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不同的感官方式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景象。其中包括了为炼制钢铁而建造的车间厂房、为堆放铁矿石及煤炭而建设的仓库、运送着铁矿石和煤炭的传送带或轨道车辆、冶炼铁矿石所使用的高炉、电炉、平炉、转炉等冶炼容器、从高温炽热的冶炼炉中“出炉”的铁水、排放冶炼废弃的烟囱、已经制造完成的钢铁制成品、可以代表钢铁厂的地标性建筑等等。此外，在钢厂内部直接或间接参与劳动的钢铁行业从业者们也被包含在了笔者定义的“钢铁工业景观”的范畴之下。
三、当代中国历史语境下的两种钢铁工业记忆模式
在当代中国跌宕起伏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钢铁因其本身固有的“高温液态状态下呈红色”与生产场所的现代化意象，在多种类型文本媒介的再现与身处其中的常人对过往生命历程的回忆下，延展出了源自国家意识形态塑造与常人日常经验感知的两种不尽相同的“钢铁工业叙事记忆模式”。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二战结束以来的冷战格局渐次形成，面对资本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封锁与物资禁运，国家对被喻为“工业中的工业”“工业的粮食”的钢铁工业的发展尤为重视，在钢铁工业的投资建设上，无论在财力还是人力的支持上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在当时“文艺服务政治”的文化政策导向之下，由于钢铁对国家工业发展及基建建设的必要性与无可替代性，钢铁厂、铁水等具有钢铁生产特性的工业景观及钢铁工人形象，在当时的文学小说、电影、绘画等文字及视觉媒介的再现下，被形塑成了超越其物理意义本身、更富有符号性的意象特质。
铁厂中的高炉、焦炉等大型钢铁工业景观因其高大、耸立，以及铁水呈赤红色、上千度的高温、不断地奔流而出等物理特性，在20世纪70年代文学小说、版画、电影等多种文字及视觉媒介类型的再现之下，被升华为象征工业现代性、国家发展主义至上、国族意识等多层次、多形态的文化符号意义。而钢铁工人的正面形象则在众多文学小说、企业文宣材料文本中，被赋予了“勤劳刻苦”“善于技术钻研”“不畏丰厚物质利益的诱惑”“讲求效率与无私奉献”等可贵品质。
无论是与物还是与人相关的钢铁工业景观叙述，都无一例外地呼应着当时被塑造的意识形态，并通过文字、图像的保存方式存续到了今日，构成了一种被落实在文本再现层面的钢铁工业记忆。
然而，对于那些真正身居其中，被上述文字及视觉媒介所再现、刻画，并为之塑造正面形象、从事着体力劳动的各部门管线钢铁工人而言，在他们对往昔劳动场景的回忆中，原本在文本中被塑造为钢铁工人的光辉与荣耀感似乎变得难觅踪影，苦命记忆反倒成为记忆中被集中凸显的叙述内容。
“超工时”“超负荷体力劳动”“超长时间及超长距离的上下班”成为诸多退休工人和家属们对往事的回忆。一位来自基建部门的退休钢筋工H爷爷曾这样回忆对过往的工作感受：
“……那会儿我们不叫人，白天黑夜干……因为国家都困难……（那会儿工作）要8个小时啊，有时候不让你走你就得在这儿干……下了班，一个劲子趴到那就睡觉了，天黑没亮呢就叫你去干活去了……有点活就白天黑夜地干啊，没有办法啊，时间不够啊，你这套工序没完呢，他那套工序就来了……我们当时在厂里干活煤气，120米的烟囱，在那头的风都挂着摆，一看有瓦斯就赶紧下来，没瓦斯在上头干去，那会儿真是不当人……”
历史学家高华（2002）曾在一篇讨论“鞍钢宪法”施行效果的文章提到一段历史资料：20世纪60年代初，“在这种大背景下，鞍钢以外的其他一些钢铁企业甚至对工人疾病的情况也开始着手调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数据是，由于长期苦战，患各种慢性病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27%”。
在访谈中，笔者也发现，积劳成疾的“伤病”成为许多退休工人常常提及的部分。曾先后担任过搬运工，铲车司机的G爷爷就曾这样回忆往事：
“……那时候是又脏又累，我的腰腿疼都是那个时候做的毛病……后悔也不行，现在知道了，当时哪知道啊？ 有活就干活，没活就去休息室，休息室连炕都没有，就地下弄点稻草似的，往下那么一躺，有什么活，比方说却哪一个火车，火车还没来呢，给你派那儿，让你去了……大冬天一冷一待，年头一多了没有不受毛病的……”
“受罪”“遭罪”成为许多退休工人和家属工们概括过往工作感受的主要关键词。正如一位来自炼铁部门的退休电焊工LB爷爷对过往生活的回忆：
“当了一辈子工人，受罪啊，工人啊，可不简单，我是认识到了，首先你得能吃苦……当时落后啊，国家也穷老百姓也穷……那高炉上面都有两个大烟囱，上面有两个盖儿，那个盖儿忘了焊合页了……天冷你也得爬上去，也得干着，我那时候年轻啊，有点爱出头，爬了上去……搞我们这行啊，遭罪……”
可见，由国家意识形态形塑下的文本媒介再现的钢铁工业记忆，与被塑造的当事者们通过日常生活经验所塑造的钢铁工业记忆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反式的关联，一种表征着钢铁工业辉煌发展和另一种承载着“苦命叙事”的钢铁工业记忆叙述的对立式差异便就此延展开来。
四、差序化的厂东门景观记忆
（一）记忆之下的两种怀旧情绪表征
罗拉（Pierre Nora）曾在《历史与记忆之间》一文中，定义了一个名为“记忆之场”（lieu de mémoire）的概念，意指“那些可以具体化或神秘化文化记忆其本身的地方”（1989：7）。作为首钢的重要地标，厂东门也承担了记忆之场的功能，具体化与隐藏着一些专属于首钢职工的记忆。
列斐伏尔（Henri Lefebrve）曾在其代表作《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提出，“历史在怀旧中被经验”（1991：51）。在回忆往事的过程中，怀旧（Nostalgia）无疑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情感要素，在有意或无意中扭曲了当事者理解过往的方式。美籍俄裔学者斯维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在《怀旧的未来》中，就怀旧的情感如何被建构的问题，提出了两种怀旧的取向。
一种为“保存性怀旧”（restorative nostalgia），指以现代民族国家为视角，或试图依靠某种国家的力量重建一种原本并不存在的纪念性景观并为之赋予意义，或通过有意地摘选、拼凑一些历史上的信息，以此“发明”一种所谓的文化传统，进而达到一种建构“共同体想像”的作用（Boym，2001：4145）。
另一种为“反思性怀旧”（reflective nostalgia），从个人的视角出发，更为看重个体细节化、片段化的记忆，不会固着于某个集体的同一性与普遍性，而是会因个人在经验轨迹的差异呈现出更具灵活性的表现样态（Boym，2001：41，4951）。
博伊姆也曾言，“保存式”和“反身式”这两种怀旧方式并不具有清晰的分类界限，而是两种渐变式的取向。现实状态下的“怀旧”情感既非由单一的“共同体”所塑造，也非完全脱离于社会环境的单纯化“个人”经验，更多的是源于两种“怀旧情绪”相互交融之下的“复合式”建构。
博伊姆两种怀旧取向的论述虽建基在“国家—个人”的社会结构之上，但对于“集体—个人”的社会结构而言，依然具有较强的可参照性。
2015年5月，当厂东门面临着被“保护式拆迁”的命运之际，作为记忆之场的门，在怀旧的语境下被再现与叙述为两种不同的钢铁记忆形态（一种以集体观念为导向的建构式怀旧视角和一种以个人为导向的经验式怀旧视角），并通过意识形态论述的神秘化与日常经验感受的具体化，构成一种由“门”作为记忆之场所形塑而延展的记忆张力，随受访者身份的不同，形塑成了具有差异化的怀旧情绪。
（二）以文本再现为媒介的厂东门“保存式怀旧”情绪
首先，在首钢主办媒体——《首钢日报》的有关纪念报道，以及所刊载的一些旨在纪念厂东门的旧体诗词、新体诗歌等文学作品中，厂东门被叙述为一个可以代表“首钢”这个企业单位共同体本身的象征性景观，以一种“总结辉煌过往，憧憬美好未来”的进步历史观为视角，将其抽象并延伸到了一个由门来表征企业辉煌往昔，并期许未来的“保存式怀旧”的叙述语境之中。
以其中的一篇“借旧体、抒新意”《满江红·颂厂东门》的词为例，厂东门在此被符号化为一个长期矗立在长安街西延线的历史见证者，凝视着企业百余载的发展历程。作者对于厂东门的迁建，并没有直接或隐晦地表达某种怀旧式的感怀伤逝之意，而是将厂东门的迁建比喻为首钢企业搬迁、产业转型策略的某种瞄向未来的“再延续”，这种“由山向海”的战略转型带着作者对企业未来无限发展机遇的美好憧憬。
满江红·颂厂东门[8]
长街西望，厂东门、见证沦桑。百余载、纵览春秋，标志首钢。百年沦桑钢铁梦，世纪辉煌新篇章。山转海、曹妃甸优选，深水港。
战略策，深构想；定搬迁，重调整。冶金史，书写山海转型。钢铁企业大跨越，一业多地号角响。再起航、渡大江南北，集团强。
除了上首旧体词“展望未来”的叙述视角所表露出的“保存式怀旧”情绪之外，在下面这首新体诗——《难忘厂东门》中，厂东门被以某种不带有伤感情怀的基调来怀念：在诗中，“庄严的脸庞”“盛唐宫墙”等词汇凸显了“厂东门”作为一种景观的“神圣性”。而这种神圣性又化作某种似如“历史见证者”一般，凭借着“善睐明眸”见证着企业二十三年的辉煌历程，又用“余韵”和“光芒”来表达出作为“钢城人”的“我们”对于“厂东门”的某种不带伤感的难忘情怀。
难忘厂东门[9]
你伟岸的雄姿
将从这里起航
迁建至群明湖旁
可你的模样
像父母慈祥而庄严的脸庞令我释怀不忘
似凝重深邃的盛唐宫墙
矗立在西长安街延长线上磐石般的蘑菇石底座
托起白里透着的朱红墙框绿色的琉璃瓦顶
竖匾上的鎏金大字
闪耀着万丈光芒
你曾承载我们五彩缤纷的梦想
你曾把我们的人生点亮
你曾引领我们在波涛汹涌中远航
你曾聚焦钢城变迁发展
见证辉煌
饱经二十三载的沦桑
犹如善睐明眸
将钢城巨变的影像
深情地凝望
难忘厂东门
你昭示出的余韵和光芒会在钢城人心底
深深地珍藏
当文本再现下的“厂东门”被抽象化为某种纯粹的纪念性景观时，作品并没有直接表露出对于企业的失落与伤感等“怀旧”情愫，而是将“总结辉煌的过往，畅想美好未来”作为了一种怀旧观，把更多对于门的情感导向了对首钢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上，化作了某种历经数十载风云变幻后的一份波澜不惊的淡然之感。
（三）“保存式”与“反身式”互为形塑下的差异式怀旧情绪
当企业媒体再现下的“厂东门怀旧”被释以一种展望美好未来的怀旧情绪之时，事实上，并非所有身居其中的首钢职工或家属都抱持着这样的看法。
在2015年10—11月间（在厂东门迁建后半年左右），笔者就厂东门拆迁的具体看法访谈了数位首钢退休职工及家属。
经研究发现，不同的首钢职工、家属会因与首钢的身份关系、岗位职责的差异、个人及家庭生命经验轨迹起伏的差异，对厂东门本身的符号意义、厂东门是否应当被迁建，以及对迁建应持一种怎样的怀旧情感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的判断，从而呈现出一种十分微妙的感知差异。
1.干部们的深情不舍
对于从事管理工作的干部们而言，办公室依然是其最主要的工作场所，相对高频度的政治会议，业务会议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涉及其他一线的钢铁生产工作经验则相对较少，这也会令其在日常工作中接触到这些宣传媒介的机会变得更多，相比其他职业群体也更容易受到会议精神或是宣传媒介的影响。
也正因如此，在较多机会接触到更多意识形态塑造下的“文本媒介再现”，以及较少机会切身感受到钢铁生产各环节的劳动之苦，如同在看到对钢铁工业而言极具标志性的铁水时，他们普遍表露出的一种近似于文本再现塑造之下的“欣喜之感”，正如一位拥有大学学历、一直从事技术及管理工作的干部Z爷爷在回忆见到铁水时的场景描述：
“……就感觉首钢的这个炼铁能力是相当强的，炼铁高炉也是国家一流的东西，容量非常大，那时候在全国就是重点企业了，那个铁水奔流、钢花飞溅，那个壮观啊，轧钢、盘条、钢板轧出来的轧钢车间，气势是相当大，生产气氛非常红火……”
他们会更易受到与相关文字或视觉媒介再现渗透之下的意识形态观念的影响，令其对厂东门本身，以及厂东门的迁建表现出一种支持，且略带有些许不舍的态度。
以一直担任管理工作的退休干部Q爷爷为例，Q爷爷在1953年为支援建设从鞍钢调动至石钢（当时的首钢）直至退休，期间曾先后在生产部门、干部处等担任管理工作。对于Q爷爷而言，厂东门是一个企业的象征性地标，相比其他的钢铁生产设备而言，作为可以区隔其他钢铁厂的景观而言更具代表性。
Q爷爷：厂东门是首钢的一个象征么……这对首钢的全体职工来讲，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他代表了首钢的一个精神面貌，因为你不能看那个高炉代表首钢，那个轧钢代表首钢，因为那是企业里面的一个具体的东西，但是整个的一个精神面貌上来讲，应该有一个门面，咱们说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代表中国的精神面貌，这个是一个道理，你没有这个就不行……
由于其本人对首钢人概念的高度自我认同，以及厂东门作为企业象征地标的认可，对于厂东门的迁建，Q爷爷有一种略感失望的态度。认为厂东门虽然被保留了原貌，但由于其本身的朝向被调整，被其认为已经失去了厂东门本身所具有的真正意义。
Q爷爷：……因为你进了这个门以后是首钢，门的方位调了，整个变了，朝向谁啊。你一进去就堵门了，堵门了等于堵心了，对不对……
2.部分工人们的“漠然处之”
当干部们对厂东门的迁建表达了不舍之情，其中的一些真正地参与到钢铁生产的各环节的退休一线工人则表现出了相对漠然的态度。正如前文中的叙述，这些工人们对于过往工作记忆的回忆，已经褪去了身为“工人阶级”的阶级光环与荣耀感，更多地停留在对于“长工时”“强负荷”“重体力”等的劳动叙述之上。
以一线工人G爷爷[10]和H爷爷[11]为例，G和H退休前均为首钢基建部门的一线工人，在谈及对厂东门迁建的看法时，先后担任过搬运工和铲车司机的G爷爷对厂东门之于首钢的符号意义全然地漠视，并不认为厂东门对于首钢而言存在着代表性；而在基建部门担任钢筋工的H爷爷则通过对过往工作经历的不断“诉苦”，同样也对所谓厂东门本身对于首钢的意义，以及厂东门的迁建抱持怎样的看法抱持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因此，从他们的价值观念来看，与厂东门拍照留念等纪念行为本身并不存在意义。
而在G爷爷看来，“厂东门”仅仅就是“厂东门”，并没有其他更深层次的象征意涵，“厂东门”与“首钢”之间也不存在什么必然的连结关系，也正是因此，G爷爷表示，他对在厂东门迁建前拍照留念的做法没有丝毫的兴趣，并认为这完全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
G爷爷：……我没有（过去厂东门拍照），各有各的一套吧，反正有人就好这个，你留一个有什么意思啊，你不留一个有什么意思啊……我这个人不兴那个，有那个厂东门就是首钢，没有厂东门就不是那个首钢啦，首钢就是首钢，不是就不是……咱不用说别的……现在里面也有拆的地方，也有没拆的地方，现在总体来说，你这个首钢没有了，总体是没有……
3.一些女性家属们的“憎恨反感”
相较干部的不舍与一些工人的冷漠，另一个数量相对庞大的女性临时家属工群体亦不应被忽视。不同于拥有单位正式雇佣关系的管理干部及工人，这些首钢正式职工的女性配偶们在随夫进入工厂后，有相当数量的群体因钢铁工业的行业性质，或是照顾子女的需求，一直以临时工的身份在工厂中从事着诸如辅助基建（挖土、推砖等工作）、后勤管理类（包括食堂打杂、仓库保管等工作）等相对辅助性、支持性，在整个钢铁生产体系中处于相对边缘化地位的工作。而工资的结算，也多以日结工资的方式，领取着相比正式工人更低标准的津贴。
通过对退休女性家属工们的访谈可以发现，她们大多出身农村，有相当部分从未接受过正规教育，对于钢铁的生产流程、机器性能的熟悉程度十分有限，以其既有的认知判断能力无法确定其与铁水之间是否已保持了一个相对安全的距离。因此，在媒介再现的低渗透、日常工作与生活经验又与铁水缺乏足够的连结性的情况下，她们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保留原初的恐惧感受。如退休G奶奶在谈及见到铁水时的感受：
“……害怕呗，瞅着，大铁水通红的，往大水池子里面一瞧，那还不害怕……出那些个大铁水……哗哗地往下流，那个火星‘凄厉孔龙’（此处为音译）地迸，就那么迸……”
女性家属们对于铁水的恐惧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她们在工作期间，一直处于整个钢铁生产体系中边缘化的角色处境。而到了退休以后，这种边缘化的地位继续因其单位身份的“临时性”而未得到逆转，不同于她们普遍拥有单位正式编制的丈夫，从单位或国家领取退休金。也是因此，其中的一些没有收入来源的退休女性家属在丧夫后便陷入了经济困境。
也正如此，单位临时工这一身份的疏离性与退休后相比单位正式职工的差别化待遇，加剧了她们之于这个单位的疏离感，令她们对具有企业象征意义的地标景观——厂东门的迁建大多表现非常冷漠，其中的一些甚至会支持将其拆除。
以本次访谈中一位退休家属工K奶奶为例，K祖籍辽宁，20世纪70年代初期随夫由包钢调动至首钢，丈夫为水暖工，来到首钢7年左右便因病离世。其本人则一直以临时家属工的身份在首钢从事过建筑搬运、食堂后勤、员工宿舍管理等各种类型的支持及辅助性工作，直到55岁退休都没有成为正式员工，也无法领取到退休金[12]。为此，K奶奶连同有着同样遭遇的家属工们前往相关负责机构的门前静坐，但始终未能得到正面回应。直到访谈开始的前两年，K奶奶才在北京市社保机构的协助下获得了少量的退休津贴。
K奶奶长期以一个相对边缘化的家属工的身份从事着体力劳动，而家属工又游离于单位的正式员工之外，令其无法在退休后得到单位制社会所给予退休职工的物质保障，从而让身为单位家属工的K奶奶渐渐疏离了与企业的情感，非但没有在面对厂东门迁建的态度上流露出依依不舍之情，反而对厂东门的迁建抱持着一种十分支持的态度。
K奶奶：没感情，对它（厂东门）没有。也说不出来什么，说拆了，没有了，有拆门的那天，我看那个电视，那些个女孩子、那些个老太太说，哎呀，我爷爷就在首钢干活，我爸爸就在这个首钢干活，我这个心疼啊。我一点也不心疼，拆得对，咱们这个长安街开到门头沟去，那多好啊，那边长安街。
（四）差异钢铁工业记忆下的“差序”厂东门怀旧情绪
综上所述，一些未曾从事一线生产工作的离退休干部往往更为贴近文本塑造的景观记忆叙述逻辑，更希望厂东门能够得以更为完整的保留；一些从事一线生产数十年的退休工人对于钢铁工业的记忆更多聚焦在于既往工作上的高强度与劳累，并不十分认可厂东门在各种文学作品中被赋予的符号意义；一些作为非正式单位编制而存在的女性家属们则因个人退休后长期无法得到足够保障而感到失望，甚至会为此心生愤恨，继而更渴望厂东门能够彻底消失。
当以民族主义和发展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叙述形塑了表征着国家精神或价值的钢铁工业记忆形式，而钢铁企业工人及家属因更为直接地参与钢铁生产劳动之感受而形塑了更富有日常体验感的钢铁工业记忆，两种钢铁工业记忆也因干部、工人和家属等不同身份介入钢铁工业生产流程环节、参与深度的不同而相互交融，呈现出了不尽相同的钢铁工业记忆样态。
而当门之于企业以及由职工组成的单位共同体的意义被建构成了一种叫做“门面”的表征之物，门便超越了其作为门的本身而被理解与认知。当厂东门的迁建作为某种事件契机，投射为或偏向保存式，或偏向反身式的相对差异式的“厂东门”怀旧情绪。
当干部、工人、家属这三个代表了国企单位制社会的几个典型的身份群体，因岗位职责、与单位的雇佣关系及日常工作性质的不同，在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论述渗透、日常工作经历累积的差异以及群体生存境遇的时空变迁时，面对着厂东门本身的符号意义解读，以及对厂东门迁建的看法上，门所代表的符号意义本身被重新赋予，也由此产生了“干部—工人—家属”渐次疏离于主流意识形态塑造的“保存式怀旧情绪”的差序化特征。
五、如何能实现都市工业记忆治理的公正性
在笔者的语义脉络下，所谓“都市工业记忆治理”并非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都市在“城市化”“产业升级”的背景下不断地扩张、更新，而一些工业景观因此而要被改造后做“后工业化”的用途时，如何对这些工业景观进行空间改造，往往会重新形塑我们对这些工业景观所承载的历史记忆的认知，从而在有目的性与无目的性之间，实现对“都市工业记忆”的治理。
当中国城市化的脚步已势不可挡，城市建成区内的“去工业化”成为大势所趋之时，每次的拆除、保留、迁建或改建等动作，都指征着我们对象征着往夕辉煌之工业景观的价值和态度。如何更为公平、完整地保存曾经在此奉献毕生精力的所有群体的记忆，使得往往不被重视书写与记录下的那些来自普通大众们最切身的日常生活记忆不被后人所遗忘，值得我们深思。
当记录着这座城市往昔辉煌历史的工业景观，在都市扩张、更新的现实境遇下，面临着被拆迁、拆建或是更改用途式地保留的命运时，都市工业记忆治理中有两个层面的“公正性”迷思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
其中的一个常被讨论的“公正性”，就是当这些工业景观作为城市记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是否有必要对其进行保留；如同本文讨论的案例一般，越来越多的城市已经开始践行城市旧有工业景观的保护工作。
但当保护还更多地停留在“保护外壳”的层面上时，另一个可能被忽略的“公正性”需要去深思：除了这些迈入历史的工业景观是否应以“保存工业遗产”之名而以某种形式保留其外壳的问题需被讨论之外，一种更广义、更具深度、能够代表更多阶层的工业记忆如何被相对完整，且不有失公平的记录与再现，从而使之不随着老一辈工人及家属的逐渐凋零而彻底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真正地实现附着于都市工业景观之上的记忆治理的公正性。
以本次讨论的个案为例，进入新千年以来，身为首善之地的北京掀开了“去工业化”的序幕。作为象征着北京工业发展往昔辉煌的钢铁企业——首钢的地标，厂东门的形象在历经数十载、被不断地镌刻上时代的烙印，以不同的形象示人后，为了让位市政规划、同时考虑到对于工业景观的保存，遂以一种相对折中的方式，在进行了“保护式拆除”后调换朝向异地重建，践行了第一层级，对景观本身保存的公正性。
但由于厂东门本身被赋予了过多象征着国家、民族工业、企业辉煌发展的符号意义，且并非得到了所有职工、家属们的认同，实质遮蔽了一些本属于它所代表的单位共同体中其他面向的集体记忆。
因此，笔者认为，除了要记录和书写属于这个共同体的辉煌发展历史，如何能够让同样属于这个共同体，且镌刻在众多普通劳动者的生命轨迹上数十载、为之付出了汗水与泪水，甚至是留下伤病、残疾，乃至付出宝贵生命的劳动者们的“工业记忆”得以被后人了解与铭记，则是我们需要去进一步关注的问题，亦是在当代中国都市化语境中，工业景观面临空间及功能改造的现实背景下，如何在更为广泛的范畴下实现城市工业记忆治理公正性所必须历经的思考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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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wylie，John.2007，Landscape.London：Routledge.
[15]Zukin，Sharon.1991.Landscapes of Power：From Detroit to Disney World.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 上述史实来自首钢退休职工甄斌的回忆，源载自一则标题为《厂东门感怀》的新闻，刊载于《首钢日报》电子报网站，2015年05月29日（http：//www.sgdaily.com/zbqt/110560.htm）。
[2] 根据首钢离休老干部关续文在《老北京冶铁史话》中的回忆：“1947年，北平当局打开西长安街城墙，修建复兴门，一条大路南绕老山，直达石景山钢铁厂东南厂区，厂方考虑经营上的方便，建起了厂东门。这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厂东门。”
[3] 2003年，首钢编制完成了《首钢2003年至2008年压产、环境治理和结构调整的发展规划》，计划从2005年起开始有序地关停一些钢铁冶炼的设备，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前，主动压产400万吨（占当时全厂钢铁产能的一半）。因停产而失去工作的职工可选择“对口支援”到首钢在河北迁安和唐山曹妃甸的工厂工作，也可选择提前退休或“买断工龄”后自主择业。到了2010年12月21日，首钢石景山厂区正式宣布全面停产，生产厂区向河北迁安及唐山曹妃甸迁移。
[4] 参考自《新京报》2015年05月17日新闻，经《人民网》转引，《首钢厂东门将西迁为长安街西延让路》（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2015/051）。
[5] 为了更为全面地了解首钢职工与家属们对于其工作与生活环境相关的景观记忆与感受，笔者于2015年10至11月间，在位于北京石景山区的古城、苹果园、模式口、金顶街、老山等首钢家属住宅区域，采取随机访问、熟人介绍的方式，对一些首钢职工与家属进行了实地深度访谈。笔者遵循尽可能地平衡受访者的性别、所属部门与职业类别，以及长者优先的原则，共计访谈了39位首钢职工与家属（不包括两位在笔者访谈过程中加入对话的“子弟”和“家属”），访谈时间介于15分钟至3个小时之间，较为完整的共有27人。其中5人为干部（其中1人曾为工人）、21位为工人（其中1人已转干，1人曾为家属，3人曾为子弟）、11位为职工家属（全部为女性配偶，其中2人曾为子弟，1人转正为工人）以及9位首钢子弟（其中3人在成年后成为工人，2人成为职工配偶）。
[6] 铁是宇宙中第六丰富的化学元素，主要存在于铁矿石之中，为地球中质量比例最高的金属。早在公元前14世纪，埃及、两河流域、爱琴等地区就已经有人在使用铁器。由于铁的分布范围比较广泛，又比青铜坚硬锋利，铁器逐步取代了青铜器，成为武器、农用具制造中主要使用的金属。自古以来，冶铁并非冶炼纯铁、而是一种“铁碳合金”的技术，可依据碳含量的不同将铁制品分为熟铁、生铁和钢三种不同的类型。17世纪以前，钢铁冶炼的效率普遍较低，到了18世纪，随着“焦煤炼制技术”“贝塞麦转炉炼钢法”以及“平炉炼钢法”在西欧地区的发明与普及，钢铁冶炼工业化的序幕也随之被揭开。
[7] 扬斯顿（Youngstown）位于美国俄亥俄州东北部的马霍宁谷地（Mahoning Valley），在南北战争（1861—1865年）后，凭借部近伊利湖（五大湖之一）的交通优势以及临近俄亥俄煤矿的能源优势开始炼制钢铁，扬斯顿市区及周边地区并连同俄亥俄州东北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一起，成为世界最大的钢铁制造中心。
[8] 摘选自2015年05月22日版的《首钢日报》副刊电子版，顾彩云著（http：//www.sgdaily.com/fk/110448.htm）。
[9] 摘选自《首钢日报》副刊电子版，2015年5月21日，标题为《难忘厂东门》的现代体诗歌，黄宇辉著（http：//www.sgdaily.com/fk/110415.htm）。
[10] G爷爷生于北京南城，幼年丧父，十几岁时便到了城北的粮店做学徒，1953年粮店因粮食受到“统购统销”政策的影响而倒闭后，为了赚取更多的收入以供养母亲、弟弟及妻女，在北京市工会的介绍安排下， G爷爷选择到石钢（今首钢）的运输公司担任搬运工。而后又转岗成为铲车司机。
[11] H爷爷出身河北西北部某县的农村，自幼无父无母、从未接受过正规的教育，1958年因生计所迫进入包钢的基建部门担任钢筋工，20世纪60年代后调入石钢（今首钢）。
[12] 根据K奶奶的回忆：“……我在包头的时候也在‘五七连’（家属工的组织机构），也干二三十年。什么都没有，二十多年，一分钱都不给，这以后国家给200块钱（一个月）……之后和职工还是不一样，我们这拿药费，前天我看病，腿疼，拿药费全费也花了500多块，打了3针，我自己花了200多块，我家属只给报60%（正式退休职工报销比例是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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