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与平衡》

李辉文

作者李辉文，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上海）

“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当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在约200年前道出这一书法要诀时，他不会想到这个疏密得当、虚实相生的道理，竟然暗合于两个世纪之后空间经济学的基本规律。

和书法艺术排斥状如算子、均匀呆板的结构一样，经济活动也天然地排斥空间分布上的对称性。最近三十余年新经济地理学或者说空间经济学的研究深刻地说明，由于一系列深层次机制的作用，人类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均匀分布其实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而集聚，即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对称性持续被打破，才是经济发展——尤其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常态。这条规律如此有效，以至于任何违背这一规律的公共政策，无论其初衷如何，都将导致既没有效率又不公平的结果。

将这一规律与中国正在进行的持续而深刻的发展和转型实践结合起来，进行观察和深入思考，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并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加以传播，无论对于丰富空间经济学领域的学术研究，还是加深对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内在规律的认识，抑或是改进公共政策决策的质量，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时至今日，将距离、密度等地理因素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空间经济学，不仅为理解现代经济提供重要视角，而且也是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理解人类社会转型与发展的一把钥匙。

陆铭教授的作品《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以下简称《大国大城》），将把以经济集聚为核心的空间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分支的基本原理结合起来，直面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生动阐述，是一部在规范、严谨的学术研究基础上剖析中国重大现实问题，既深刻又生动的力作。

一、内生增长之谜

经济发展问题总是令人着迷。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都忍不住感叹说，增长问题所涉及的人类福利结果实在太过惊人，因此你一旦开始思考这类问题，就很难再思考其他任何问题了。他所说的增长，是指可持续的内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反复经历的低收入水平的“马尔萨斯陷阱”形成鲜明对照。经济学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就强调：“人类历史上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前后开始的工业革命。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人类其他的历史细节重要，但不关键”（陈志武，2014）。究其原因，在于工业革命构成马尔萨斯循环和内生增长的分水岭。世界人均GDP在1800年之前的数千年里变化很小，而在工业革命之后则持续上升。与此相应，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在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形态、文化内涵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Clark，郝煜， 2014）。

那么现代社会这种持续增长的根源何在呢？ 这个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标题全称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在这部经典之作中，亚当·斯密反复阐述的洞见是：生产力的提升来自于分工的深化，而分工的程度受市场规模制约；价格机制则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协调着千千万万个陌生人之间的分工与协作。此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持强烈批判态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对工业革命之后石破天惊一般的经济发展发出了史诗般的赞叹。但是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西方主流经济学实际上一度远离了对内生增长机制的探究。进入20世纪，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和哈耶克“自发秩序的扩展”等概念，为经济动态发展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不过从经验科学的视角看，这些研究更接近哲学层面的思辨，而可反驳的假说（refutable hypothesis）仍然非常缺乏，相应的经验研究（empirics）也付之阙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发展经济学蓬勃发展，但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几乎可以认为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在主流学界失去了地位。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罗默（Romer，1986a，1986b）和卢卡斯（1988）为代表的一批宏观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探索，才形成至今影响深远的内生增长理论。在他们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内生增长的本质被抽象成一个基本概念：报酬递增。

报酬递增的思想其实由来已久。20世纪20年代，杨格（Allyn Abbott Young）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系统阐述。但主流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迟迟未作反应。原因何在呢？ 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报酬递增这样一个假设高度警惕。新古典经济学家都是边际分析的大师，他们深知，一旦报酬递减假设被突破，那么经济学中的两类基本模型——优化和均衡——都可能无解。但是坚持报酬递减假设无法对持续增长的现代经济做出合理的解释。坚持报酬递减假设的新古典索洛（Solow）增长模型和卡尔多的六个特征事实之间无法调和的冲突，终于催生了内生增长理论。

内生增长理论的关键，是承认现代经济当中存在着报酬递增。但是在内生增长模型中，总量生产函数当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究竟来自何处？ 其微观基础何在？这是内生增长理论诞生之后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

二、从“国富论”到“城富论”

致力于发展内生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为报酬递增的来源提供了各种解释，从研发到人力资本积累到“干中学”（learn-by-doing），不一而足。但是因为这些来源引起的报酬递增究竟发生在哪个层面呢？ 或者说，总量生产函数报酬递增的微观基础是什么呢？ 和时至今日的主流教科书中经济学基础理论教我们的那样，最初经济学家也都把目光投向企业和行业两个层面。但是这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困惑。

如果企业层面存在持续的报酬递增，那么也就意味着在同一个行业里率先做大规模的企业就可以持续获得相对于同行业其他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而使得自身规模持续膨胀，最终实现行业内的独家垄断。但这显然不是普遍存在的事实。如果行业层面存在持续的报酬递增，那么我们应该看到，有一些率先取得优势的行业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同时吸引资源从其他规模较小的行业中流动出来，最终产业结构单一化将成为常态。但是现实显然也并非如此。既然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都没有出现持续的、普遍的报酬递增，那么总量生产函数的报酬递增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在探索这一奥秘的过程中，卢卡斯（2002）问了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很多人要离开自己原来生活和工作的城市而去到大城市？ 或者说，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放弃房租更低的城市，而支付更高的房租去和同样支付高房租的人住在一起？ 当问题这样提出来的时候，其实答案也就已经呼之欲出：在城市层面存在着因为经济集聚而带来的持续报酬递增，或者说，从空间维度上看过去，城市发展构成内生增长的重要微观基础。

当宏观经济领域内生增长理论蓬勃发展的时候，另外一批经济学家也在发动一场革命。他们就是以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为代表的贸易理论家。起先他们也只是强调企业和产业层面的报酬递增，并以此来解释排斥报酬递增假设的新古典贸易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产业内贸易现象。但是很快他们就做了新的调整：把空间因素和报酬递增结合起来，从而开创了引入报酬递增的“新经济地理学”或者说“空间经济学”。在这个范式下，空间经济问题被归结为三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区域内城乡之间资源的配置——即城市化问题，一国之内不同区域间的资源配置——即区域经济问题，以及国家之间的资源配置——即国际贸易与投资问题。而城市经济学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新经济地理学的一个子领域。

这是一次观念的重大突破。在此之前，专业经济学家所受的训练当中，空间因素一直可有可无。无论微观经济理论还是宏观经济理论当中，空间都不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概念。其实时至今日，经济学基础理论当中也几乎看不到关于空间的系统分析——霍特林模型是个例外，但即使如此，经济学家看重的也往往是它的象征意义，比如两个位置不同的企业对应两组相互对立的政治主张。而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和快速发展，让经济学家的视角和分析方法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经济学家不只是意识到地理、距离这些空间因素的重要性，而且有了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的专业方法和工具，或者说，这些问题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两个层面都变得“可以操作”了。

正因为如此，城市现在已经成为继企业和产业之后，理解宏观经济的一个新的微观基础。正如科斯（Ronald Coase）通过交易成本这一概念打开经济学家理解企业和其他工业组织的大门一样，新经济地理学家通过将空间因素和边际、均衡等经济学基本概念结合起来，不仅为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新局面，而且为经济学理论发展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微观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著名经济学家格莱泽（Edward Glaeser），有一篇论文的标题就叫“城富论”（Glaeser&Gottlieb，2009）。

三、集聚：现代经济的常态

城市和农村相比，一个重要特征是高密度。无论人口密度还是经济密度，城市都显著高于农村。密度的持续上升是报酬递增在空间维度上的表现：密度更高的地方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也更高，从而生产要素就不断从低密度的地方向高密度的地方转移。密度和生产率之间的这种正反馈关系，其实也就是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聚的本质。

集聚是一种思维方式，或者说，集聚这个概念为人们观察和理解现实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集聚的角度看世界，一些原来大家习以为常的观念不再正确，而一些原来被认为不正常或者无效率的现象则变得合情合理。举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在传统观念中，一个总体中不同个体的规模应该是以某一典型规模为中心分布的。一种典型的分布形式就是我们熟知的正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其中“normal”就是“正常”的意思，在这里“典型规模”就是均值。这类分布——包括以正态分布为基础、和正态分布形态类似的其他分布，如t分布、F分布、卡方分布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绝大部分个体都分布在均值附近不太远的范围里。以正态分布为例，在均值附近正负三倍标准差的范围内，集中分布着大约99.7%的个体，在此之外的观测值可以视作小概率的“奇异点”（outliers）而弃之不顾。这意味着个体之间的规模差异不太大——六倍标准差已经是非常夸张的差距。成年人的身高就是这样一种分布：我们大概都没见过0.1米以下和2.5米以上的成年人。

而集聚视角下的世界中则还有另外一类非常重要的分布：幂律（powerlaw）分布。这种分布下，个体之间的差异可以横跨多个数量级。以一种特殊的幂律分布——齐夫分布——为例。简言之，这种分布具备这样的特点：如果把个体的规模从大到小排序，那么排序在第n位的个体规模是最大个体规模的1/n；换言之，如果把最大个体的规模标准化为1，那么排在第2位的个体规模是1/2，排在第3位的个体规模是1/3，……依此类推。这种分布意味着，如果总体中包含的个体很多，那么不同个体之间的规模会呈现出强烈的“不平等”或者“不均匀”。设想一下，假设全世界成年人的身高服从的是这样一种分布，那么以超过70亿的总人口规模，大多数人的身高都会是纳米级！

当然人类身高服从的依然是正态分布，但个人收入、企业规模等实际上服从的都是幂律分布，城市规模也是如此。

这种“长尾分布”一个显著特征是，排序位居前列的少数规模最大的个体在整个分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是“关键少数”。回到城市体系的问题上，这个视角意味着特大城市不能作为“奇异值”而被轻易排除在外。恰恰相反，它们对于整个城市体系的健康发展非常重要。《大国大城》一书中关于城市首位度的讨论就印证了这个基本规律。

集聚之所以成为一种思维方式，根本原因在于集聚是事物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抬头看窗外，朵朵白云就是集聚的结果——如果所有水蒸气和水滴在大气层中一直均匀分布，那么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云，茫茫雾气则成为我们每天需要面对的常态。回到经济学的世界，我们所熟悉的企业本质上其实也是集聚的结果：分散在不同所有者手中的生产要素和理论上可以通过分散决策的市场机制协调的交易，被集聚到一个个企业中。在科斯（1937）关于企业本质的经典论文中，就曾引用罗伯森（D.H.Robertson）的一个经典比喻：企业是“在不自觉的统筹协调的大海中的自觉力量的小岛，它如同凝结在一桶黄油牛奶中的一块块黄油”。

拿企业和城市做一些类比是有益的。就像企业是一种组织交易和配置资源的组织一样，城市本质上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组织。就像企业有边界一样，城市也是有边界的。在科斯1937年的经典论文中，他用“边际的概念和替代的概念，两者合起来就是边际替代的概念”，来理解企业的边界。他认为，同作为配置资源的机制，在企业和市场之间以及不同企业之间，都存在着相互替代的关系；企业和市场之间的边界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边界，本质上依然是一个新古典经济学家所熟悉的以边际替代为基础的均衡，其确定满足这样的条件：企业和市场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组织最后一笔交易所耗费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

城市也一样。在每一个时点上，城市也都存在边界。在经济学家的世界里，这个边界也被理解成一个均衡：空间一般均衡。前文提到过的著名经济学家格莱泽在另外一篇题为《城市的经济学分析》的文章中，系统阐述了如何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应用于城市问题的研究。他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归纳为“三大支柱”，有两个是关于实证（positive）研究的。其中第一个是“人会对激励作反应”，这意味着在空间上人们总是会从“不那么好的地方”迁移到“更好的地方”；第二个是“无套利均衡”，它的通俗版本是：如果一个地方有一些方面特别好，那么一定有些方面特别不好——否则全世界的人都会搬到这儿来；反之则反是。

现实中城市的边界，在空间经济学的视角下，实际上是空间一般均衡的表现形式。城市在空间视角下的本质是高密度。高密度给城市带来优势，同时也带来成本。城市经济学家常常用“拥堵”这个概念来描述高密度带来严重的负外部性。每个个体在做空间选择的时候，从预期收益中减去拥堵成本，就是净收益。在没有人为摩擦的环境下，城乡之间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这种净收益在边际上相等的时候，边界也就相应地确定下来。不仅如此，而且城市的边界和企业一样，都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动态调整的过程当中。和企业边界略微不同的是，现实中城市的规模总的来说仍然一直在持续着增大的趋势。

四、大国大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密不可分。内生增长理论的重要奠基人、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保罗·罗默教授在数年前的一场演说中，结合中国的实践提出了“宪章城市”的概念，并呼吁将中国城市发展的相关经验上升为一般规律在全球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推广。同时不容否认，当前中国也面临着结构调整和制度转型的巨大挑战，这些挑战也与中国城市化过程当中遭遇的扭曲和低效率息息相关。近年来作者的主要工作，就是运用规范的现代经济学原理和方法对中国的城市化问题进行严谨、规范的分析。无论是为了更好地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还是更加妥善地应对当前和未来可能面临的各种挑战，这一工作都极有价值。

但这殊非易事。现代经济学以新古典完全竞争理论为基准，已经扩展为一个分支众多的大学科，在一个小领域里深耕成为经济研究的常态。而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相伴的，不仅是高速的经济增长，同时还包括相互交织的多重结构性失衡和制度性扭曲。因此一旦有人着手对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大国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城市化问题进行深入，很快就会对列宁的那句名言有着更深的体会：“具体意味着过程，意味着综合，意味着质的多样性。”换言之，这意味着需要从事一个横跨区域经济、城市经济、财政、金融、政治经济学等多学科的多角度、综合性理论分析框架，以及在此基础上抽丝剥茧的经验分析。

《大国大城》的作者接受了这一挑战，将中国城市化和城市体系发展置于开放大国经济发展与制度转型这一大背景下进行观察和思考。以集聚和报酬递增为核心的城市经济学，本质上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而形式化的数理模型和过于细致的学科分工，导致大量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在追求形式上规范的同时，却失去了和现实世界的有机联系。本书以及作为本书基础的一系列学术研究，却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逻辑严谨性和现实感两个维度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

全书以一个简洁而引人入胜的小例子开篇，核心和基石则放在第二章。实际上“在集聚中走向平衡”这个标题本身，就是作者对于新经济地理学应用于中国实践最核心、最重要的命题。由此出发，一些广受关注又富有争议的问题可以得到清晰的理解。比方说，中国经济究竟是集聚过度还是集聚不足？ 更具体地说，中国经济活动和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的集聚究竟是过头了，还是没有到位？ 这种集聚会导致地区间差距越来越大吗？ 拉开地区间收入差距的，究竟是基于经济规律的集聚，还是对这种集聚的不当干预？ 再比如，在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转折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究竟何在？ 更进一步说，是否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红利真的来源于年龄结构？ 离开城市化，人口红利可能发挥出来吗？ 反过来，当年龄结构变得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时候，何种方式的城市体系发展才能更加有效地对冲这种消极效应？

对于这些问题，作者的答案很简洁：中国未来的经济活动和人口必然进一步向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集中。无论总结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经验，还是未来克服经济转型和发展所面临的种种挑战，这都是一条基本规律。中国经济的集聚，无论是向沿海地区还是向大城市的集聚，都不是过度了，而是远远不足。试图平衡区域和城市间发展水平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政策举措，结果实际上不但没有改善公平，而且还恶化了效率。中国现在面临的诸多结构性失衡的问题，比如地区间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分割问题、地方债务问题、不同城市房价剧烈分化问题，都与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因为遇到严重扭曲而导致低效率和不均衡问题直接相关。改善这一状况，需要决策者真正胸怀公共利益，从更加宽广的视野出发，从总体而非局部、长远而非短期的角度，重视空间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进行行之有效的改革。

强调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的发展，是否意味着忽略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呢？当然不是。一个值得强调的重点是，作者思考和分析问题的出发点既不是东部地区也不是大城市。用专业术语说，作者采用了一个空间均衡模型作为观察和分析现实问题的理论基准（Benchmark）。当经济活动和人口向东部地区和大城市集聚的时候，实际上发生的是一个帕累托改进：人口流入地原来的居民和新流入的居民都会因为更高程度的集聚而获益，而人口流出地的居民则因为人均资源禀赋的增加而改善处境。这种迁移的结果，从人口密度上看，是疏处更疏，密处更密，生产活动更加集聚了，而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则更加平均了。此外，无论为了更好地发展当地经济，还是为了帮助其中的一部分居民更加方便地迁移，以及迁移之后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政府都有必要增加相应的公共服务供给，而与个人健康、教育等人力资本有关的公共服务尤其是需要加强的重点。

这又和书法的道理相通。当代书法大家林散之青年时期曾受教于另一位大师黄宾虹。黄宾虹也跟他讲虚实相生的道理：“好的书法浑然一体，重实处，尤重虚处；重黑处，尤重白处；所谓知白守黑，计白当黑。你现在的书法，实处多，虚处少；黑处见力量，白处欠功夫。”此后，林先生书法大进。

五、余论

和书法艺术一样，为文之道也讲究疏密得当。本书作者的作品，无论严肃的学术论文还是普及性的经济学读物，我都非常熟悉。但是本书却仍令我不忍释卷。作者从贴近现实的数据和事例入手，通过环环相扣的逻辑，将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联系起来展开分析，通篇读下来，洞见和才情俯拾皆是。主题宏大，文字却如行云流水，摇曳生姿。或许是因为作者在音乐和绘画艺术上也浸淫日久的缘故，笔下流出来的句子长长短短的节奏别有韵味。显然，潜心于空间经济学的作者，写起文章来也是深谙“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计白以当黑”这一虚实相生之道的。

一部著作，如下三个条件能满足任何一条，就堪称佳作：第一，主题重要而内容有趣；第二，充满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洞见；第三，文笔优美，曲径通幽。如果同时满足三个条件，那就是精品了。《大国大城》无疑是一部精品。

参考文献

[1]陈志武，2014，《量化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什么？ ——第一期量化历史讲习班综述》，载陈志武、龙登高、马德斌主编《量化历史研究（第一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Clark、郝煜，2014，《基因，历史长期延续性和路径依赖的一个根源》，载陈志武、龙登高、马德斌主编《量化历史研究（第一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3]Glaeser，Edward L.&Joshua D.Gottlieb 2009，“The wealth of Cities：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Spatial Equilibrium in the United State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7（4）.

[4]Romer，Paul1986a，“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0run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5]Romer，Paul 1986b，“Cake Eating，Chattering，and Jumps：Existence Results for Variational Problems.”Econometrica 54（4）.

[6]Young，Allyn A.1928，“Increasing Return and Economic Progress”，Economic Journal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