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氏家族的廉政思想

杜氏家族是明清时期黄河三角洲闻名的大族之一。此家族之所以闻名于世，不仅仅是因为它在政治、文学方面涌现出的杰出人才:明末敢于抗衡魏忠贤的杜诗、清初著名文学家杜漺、杜堮、咸丰之师杜受田、顾命八大臣之一杜翰等，更重要的是，其不同于历代一些名门望族的盛极一时，杜氏家族自明朝万历年间步入政坛以来，虽然也经历了多重灾难，但始终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成为政治上的常青树，始终保持长盛不衰。这与杜氏家族成员虽出仕为官，但始终坚持以廉政爱民为主的思想密不可分。

自古以来，人们都视廉洁为一种美德，把腐败看作社会的毒瘤。古语有云:“公生明，廉生威，不贪为宝。”廉洁，事关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观古今，政权得失，国家兴衰，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在原因，即是为政者是否清廉。历史经验表明，从政者清廉，施政才能有力，其政权才能稳固。反之，从政者腐败昏庸、骄奢淫逸，此政权必不长远。因此，古代中国比较清醒的执政者，大多是廉洁思想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多能够意识到，属下官吏的廉洁自律和崇尚廉洁，会直接影响政权的兴衰存亡。为了稳固统治、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些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推崇和推广廉洁思想，并把廉洁作为官德的重要内容和衡量社会风气好坏的重要准则。

中国古代思想家大都对现实问题高度关注，也在廉政问题上做出了许多理论思考与总结，这其中既有通过设官分职来加强权力制约、权力监督的具体设想，也有通过理想教育来提升个人道德情操来实现为政清廉的目的，还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揭示腐败对政权的危害。举例来说，通过理想与道德的教育来追求政治的清廉始终是思想家们的目标之一。孔子主张人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其云“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1]，并把俭朴的生活与远大的理想相统一，如他称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22]，他还说人要有反省自我的意识:“吾日三省吾身。”^[23]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杜氏家族已充分认识到修养身心，提高个人品德的重要性，因此，把修身放到家族教育最重要的地位上。在他们看来，“修身之道，即教子也”，“教子之方，即齐家也”^[24]。由此来看，修身是杜氏家族教育思想中关键的关键，被提到关系到杜氏家族成败的高度来看待。因此他们尤其重视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又严于督促子弟修身。

《杜氏述训》第三则记述:“孩提之童，知爱知敬，始家邦终四海，即由此充之，非有加也。其他皆属继起，况外物乎?幼时嬉戏，或指某物曰‘是我有也’，先大夫必怒责之。盖恐长自私自利之心而渐离其天性也。防微杜渐，用意深矣。”这是要将他的私心杂念消除在萌芽之中。在《杜氏述训》第二十则中强调:“第一下手功夫是克己。”由此可见，杜家人在教子上用意深远。“幼习勤苦者多成，生处安乐者多败。”杜家为了把子弟培养成于家于国有用之人才，他们不溺爱孩子，因为过度而无原则地爱，爱子反而会成了害子——正是要“导之以贫贱”，“促之以夭觞”会酿成败家丧生的恶果。他们置子弟于勤苦之中，苦心教之以树立之道。“贫贱忧戚，玉汝于成。”^[25]只有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成就具有高尚道德的人。

作为封建时代的世代官员家庭，杜家人在勤政廉洁方面有许多典范。滨州杜家满门清官，从明朝到清朝，绝不是一句空言，从明朝末年的“海内直臣”杜诗，到清朝初年“杜公堤”的主人公杜漺，再到清朝中期“杜公麦”的主人公、杜受田的曾祖父杜鼒，一脉相承。

杜诗生于明万历初年，进入仕途后，初任户部主事，奉命督查京城的粮仓。此处涉及各种量器的计量，是经常出现贪婪小人营私舞弊的地方。杜诗出入谨慎，对杂乱纷扰的情况了如指掌，因此大小官吏都不敢欺瞒他。因为政绩卓越，在官吏考绩中获得第一等，并升任宣府(明“九边”之一，治所即今河北宣化县)粮储，被派出京城到上谷兵营掌管戍边军队的粮饷。当时，从明朝初年就开始实行国家给予补贴来吸引人民到边疆地区经商、居住，以充实边疆防备外敌入侵的政策。多年沿袭下来，就有人钻这个政策的空子来谋取私利。不法分子常常虚报数字瞒哄户部，骗取钱财。杜诗到任后，认真清查账目，看到这种情况，感慨良深，认为拿空头支票来顶替招商纳粟的实绩不合乎规定，于是下令革除这种错误的规定，并一一列举一百多年来这种错误做法的危害，全部恢复最初制定的规章制度。边疆军民都纷纷奔走相告，大加赞扬杜诗的整改措施。单单这一件事，就为国家节约白银二十五万两，并上缴户部。

杜诗的嫡孙杜漺更是为官清正廉洁。任淮海备兵副使时，检验放行盐船是一“肥差”，他却坚决放弃这一职责。任开归道参政时兼管驿站和盐务，这在外人看来也都是能聚敛财富的职位，但是杜漺奉守廉政爱民的宗旨，勤勤恳恳为民办事，驿站的马匹他都放在心上，惩罚利用食盐专卖来陷害百姓的歹人也毫不手软，自己却没有一点私蓄。

杜漺负责蓟州(今河北蓟县)和通州(今北京通县)两地的社会治安与军事防务。此地离京师很近，有些权势盛大的家族都与京城内的大家豪族有来往，彼此之间相互勾结，难以治理。杜漺秉公执法，号令严明，为预防犯罪，为他们设立保甲制度，每五家、十家为单位组合，互相担保，彼此监督，那些自私伪诈的恶习就没有市场了。他主持整顿军籍，制定各种规章，并身体力行。杜漺负责管理的蓟密两镇再也没有了克扣军饷的坏现象，每年秋末清点军队的粮草时，账目清清楚楚。那些原先混入名册、冒领粮草的人，统统被清理了出去，为国家节省大量库银。担任淮海路备兵副使时，此地食盐的运输和营销管理均由备兵副使负责，在那里做官的大都借此牟利。盐船从这里装船到真州，按惯例应该由备兵副使负责检验放行。杜漺坚决认为:盐务由专门的盐司负责，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参与进去，自己的职责就是处理好海防和民事，并且专门去拜见巡盐御史，坚决辞去这个差使。从此以后，检验放行盐船的事就归转运使处理了，人们都非常佩服他的清廉。

杜堮是滨州杜氏家族第十四世的代表人物，他在世时期使滨州杜氏家族达到鼎盛，他的最大功劳就在于将历来杜氏家族的教育思想进行整合，汇订成册。杜受田，之所以能够成为杜氏家族成为传奇的主要人物，就是深深得益于父亲杜堮的教育，也是杜氏家族教育的典范成果。《杜文正公年谱》中记述:“府君幼时，家族教以作文诗法，辄能领受，家祖以是乐而忘贫匮之患。怠随宦京师，翰林清寂、贫乏，艰难益甚，而府君学益进，崭然头角过侪辈，家祖尤乐教之，朝夕不倦，若不知寒之在体、饥之在腹者。”又载:“府君随宦京寓七八年中，家祖自治馆书而外无他事，惟与讨论文章及古今事迹。风雨之晨，冰霜之夕，孤灯荧然，家祖弗为倦，府君受益尤多。”可见，无论是学业上，还是个人修养上，杜受田都深得杜堮真传，秉承了杜氏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

任户部左侍郎，杜受田大力整顿，裁减了两员管库大臣，自己以户部左侍郎的身份直接管理银库，并与其他四位户部大员轮流到银库监督。他恪尽职守，不辞劳苦，到银库监视银两收支时，无论酷暑难耐的夏季还是天寒地冻的冬日，都是整天端坐在院子里，就连茶水饭食都是自己带去，还严格要求自己的随从不准与银库的看守接触。原来，银库的管库大臣每月都有饭银五十两，他来管理银库后，建议把这一项开支革除。在他的带动下，廉洁奉公的风尚在银库管理和看守人员中日渐形成。

在国史馆，杜受田曾经处理过满族官员和汉族官员之间的纠纷，他不偏袒满员的做法不仅得到同行的佩服，也得到上司的欣赏。道光皇帝在托付教育皇子重任时曾经交代:“书房为根本之地，非祗诵诗读书肄习文艺，务使皇子深明理道变化气质，所以充此任者必求端人正士，今以皇子付汝，以后朕悉不与闻，至向来书房习气不可不除，应即如寻常学塾教读之法，俾诸皇子敬爱兼至，庶一日之间，与正人居处多一时，即与宦寺居处少一时。”杜受田在皇宫值班时，为了不耽误时间，他借住在寺院，早出晚归，兢兢业业，深得各界人士的好评，更得到道光皇帝的肯定，咸丰皇帝对他更是深为依赖。杜受田去世前给咸丰皇帝的奏折，挂念的是:“楚氛未靖，河患未平，度支未裕，数者均关艰巨。伏愿我皇上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咸丰皇帝在杜受田的遗疏上写道:“忆昔在书斋，日承清诲，铭切五中，自前岁春凛承大宝，方冀赞襄帷幄，谠论常闻，讵料永无晤对之期，十七年情怀付与逝水，呜呼，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也!”咸丰皇帝给了杜受田最高的评价，立即赠太师大学士，谥号“文正”，这是对杜受田德才兼备、勤政廉洁的肯定。

杜氏家族成员为官清廉的故事不仅在外地也在滨州当地传为美谈。滨州杜家极为严格的家庭教育也让杜受田受益无穷。《杜氏述训》48则，包含了人生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关于清正廉洁的内容，对官员的启发教育作用巨大。

杜氏家族成员不仅是为官清廉，实行廉政，更重要的还有发人深省的“兴一利不如除一弊”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这正是杜氏家族成员的廉政思想和为官之道的理论源头。

“兴一利不如除一弊”的廉政理论是杜漺在他的《滨州革除歇家批头记》一文中提出的。在这篇文章中，杜漺强调“尝闻利有大小，弊有深浅，兴一利不如除一弊”。因为“弊之所在，黔首之身家胥亲焉。夫家既破则身不能完;身既亡，则八口无所寄，此为民上者所当闻而心痛者也”。强调说明政治上的弊端能够使百姓家破人亡，为政者必须要意识到弊端的危害，同时能够认识到这种危害的存在是令人心痛的，讲明除弊之重要性。确实，历史上许多的重大转折都是因为统治者决策上的小失误造成的，而这些弊端一开始可能是影响极小的，但在执行过程中，问题逐渐暴露并且越来越严重，由于大多数为官者往往急功近利，为了取得一定的政绩，作些表面文章，美其名曰“为民谋利”，不敢或者不愿意去面对、改变上位者的决策。“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如果围观者及早发现蚁穴并将其堵住，及时将弊端扼杀在萌芽之中，或许会使得决策执行走向积极方面;但在历史条件下，大多数为官者为了一己之私或者一合上司“兴利”的意愿，有意忽视了存在的问题，殊不知他们要“兴利”，这“利”是建立在人民受害极深的基础上的。并且对于那些早已有之的弊端却如病人之讳疾忌医，甚至置若罔闻;如事态暴露还可对曰“惯例也，古已有之”，借以推卸自己的责任。杜漺在多年的仕宦生涯中就接触过类似的事情，所以深知其害之严重。他提出这样一个命题，不仅是为当时官场敲响警戒之钟，即使在今天，也有非常深重的现实意义，不仅令古人也令今人引以为戒，深刻反省。

对于这一观点，杜氏家族理论集大成者杜堮也深有感受。他在《遂初草庐札记》^[26]中谈到家中曾经买一婢女，因是冬天，怜悯婢女之寒，安排家中其他婢女与之抵足而眠以帮助她取暖，谁知过得几日，那婢女足部疼痛难忍，脚踝处肿胀如碗，请来医生诊治才知道受大寒之人不宜立即取暖，而应该令其自然恢复，慈悲之心竟然几乎害那婢女失去双腿，幸亏经得医生治疗后婢女无恙。由此“至细”小事，杜堮却明白了深刻的道理:“则以爱人之心，而成伤人之事;而况君子之为学，将以施之家国天下者乎?”对于生活中的小事尚且如此，如果是关乎家国天下的大事，其影响面将会有多大，其所带来的伤害不敢令人想象。的确，兴利，为他人、社会谋取福利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或许在某些特定的时代、地点还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好心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不仅如此，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很多带有兴利色彩的做法或者会逐渐趋向于为害一方，如果不及时取缔禁止，可能就会后患无穷。

也正是因为清晰认识到兴利与除弊之间的利害关系，杜氏家族成员在多年的仕宦生涯中都能够以“兴一利，不如除一弊”为指导思想，从根本上实施廉政，而非沽名钓誉。或许这也正是杜氏家族始终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当然，杜氏家族教育思想还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其中很多内容还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确实，廉政建设需要全社会支持，如果每一个家族，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像杜氏家族教育中所要求的那样，廉政建设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责任，整个社会局面将会大有好转。

(作者:刘雪燕，本文系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