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媒介， 是“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 人类交往社会化的过程， 总是以一定的交往媒介为载体， 交往媒介的运用改变着农村的社会结构和农民的行为方式。 在此， 笔者把农民交往的媒介分为通讯工具、 交通工具、 传媒工具三大类。 通讯工具是农民与外界交流的媒介， 着重于村民与外界的交流与互动。 在农村， 口信和书信、 电报和电话、 手机和网络依次介入农民的日常生活， 方便了农民相互之间的信息沟通和交流。 交通工具是指一切人造的用于人类代步或运输的装置。 农民使用的交通工具有马车、自行车、 摩托车、 汽车。 可以说， 多样化交通工具的使用， 压缩了农民对外交往的空间距离， 农民的活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村庄， 逐渐向城市扩展。 传媒工具是传播给农民信息的一切形式的媒体工具， 主要是指说书与唱戏、 报纸和杂志、 广播和电视。 目前， 电视已成为农民接受信息的主要传媒和娱乐休闲工具。
以上三类交往媒介在农村的使用， 也是推动乡村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过程。 “多样化的大众媒介不仅把现代的文化价值观念稳妥地传给新一代， 而且把新的生活方式传递给社会成员。”[1]因为 “多样化的传播媒介是超血缘关系的， 超村落家族的， 但这种超越是无形的， 不可阻拦的”。[2]多样化的传播媒介使农民了解到外面的世界， 进而影响着农民交往社会化的固有秩序。
一、通讯工具
通讯工具最本质的用途就是使人类相互之间的语言交流得以实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 影响人们交流的阻碍因素逐渐被打破， 传统的口信和书信先后被电报和电话所替代， 继而手机和电脑网络已经走入农民的日常生活。
（一）口信和书信
1.口信
口信是指以口头语言为载体而进行交流的媒介。 口信的使用由来已久， 在文字产生以前， 尤其是在古代交通工具不发达的时期内，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信息传达无不依赖于 “口信”。《宋书·王景文传》 有言： “比十七日晚， 得征南参军事谢俨口信，云臣使人略夺其婢。”①可以看出，口信在我国古代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交流方式。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 村民通过口信进行信息传递的形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政府敲锣向村庄发布一些即时性的信息，二是在农民日常生活中或者家中办事需要利用口信通知村庄之外的亲戚。 在敲锣传达信息时， 主要由保长通过敲锣并大声喊话， 村民听到后奔走相告。 由于声音传播距离的限制，通过口头传递信息的方式主要用于村庄内部以及相邻的村庄之间。
集体化时期， 通过敲锣喊话传递信息的方式基本消失， 但大队干部会用土喇叭式的扩音器向村民宣传政府的最新指令。农民对这种信息传递的接受是 “被动” 的， 农民与外界的 “主动” 沟通方式依然没有占主导地位， 加上道路交通的不便利，农民对外交往的机会较少，农村之间的日常交流只能以“口信”的方式进行。
2.书信
书信， 是人类文明生活中出现极早、 流行极广的一种实用性文体， 是一种向特定对象传递信息、 交流思想感情的应用文书。 但是， 书信之所以为一种文体， 其前提是村民要会识字和写字。 随着村民识字率的提高， 20世纪七八十年代， 书信才成为村民对远距离交往和传递信息的主要方式， 书信弥补了口信难以远距离传递信息的缺陷。 当然， 农民运用书信的交往是通过一定的第三方 “中介” 来传达的， 这个 “中介” 就是邮局。在解放战争期间， 民间通信因地方武装割据常常受阻。 随着邮政业务的发展， 书信才开始在农村逐渐流行起来。 由于大量文盲的存在， 书信受众主要集中在少数识字阶层。 随着村民识字率的提高，书信才开始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书信为村民对外交往提供了交流的载体。 但是， 近年来， 村民使用书信对外交往的行为越来越少，书信已成为村民的历史记忆， 通过写信的方式进行对外交流已经逐渐被村民所抛弃。 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言而无 “信” 的时代。 当村民有了电话的时候， 书信的地位开始大受影响， 因为电子通讯工具传递信息的方便快捷、 超时空感受更为村民所接收， 电子通讯在农村中同样也发生了一场“信息革命”。
（二）电报和电话
1.电报
电报， 是在发送端把文字、 表格、 图像等书面信息变成电信号， 电信号通过电报线路传送到接收端， 接收端再把电信号转换成书面信息的一种通信方式。 传统时期， 电报起到了快速沟通获取信息的功能。 与普通书信相比， 电报有发送信息快捷的优点， 当村民遇到非常紧急的事情， 都会到邮局发电报， 由于发电报的收费是按照字数来计算的， 因此发电报的人在发电报之前需要再三斟酌， 尽量以最小的成本传递更多的意思。 电报技术的发明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 但电报技术的发展较之其发明历程， 显得尤为迅速， 使得一个村庄的信息很快传到了外面的世界。 但是近来由于电话和手机的冲击， 电报业务开始锐减， 很多农村的电信局已经取消了该业务。
2.电话
电话在农村的出现， 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降低了人们与外界联系的频率。 但在20世纪90年代， 电话的初装费相对较高， 一般的农户还不太能承担高昂的初装费， 随着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 电话初装成本的压缩， 电话在农村的使用逐渐普及开来。 后来， 由于受到手机的冲击， 电话在农村的安装使用速度逐渐放缓，并且日益被手机替代。
传统时期，村民之间交流囿于熟人圈子， 电话的使用扩展了村民交往的范围， 使沟通对象多元化。 正如吉登斯所言，“最原初也是最常见的互动状态是面对面的互动，而电话耳听声音，宛如面对面的交谈。”[3]在没有电话的时候，村民与外界的联系是通过书信或相互上门拜访， 电话对人们空间感、 群体意识的塑造功能， 使得农村传统的村落互动空间受到了冲击， 人们通过电话的联系越来越多。 但是村民日常生活和生产交往主要还是集中于村内，而对外联系大多是与外出的家庭成员进行情感交流。
（三）手机和网络
1.手机
在传统农村，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直接交往为主， 面对面的交谈是村民日常交往的基本形式。 由于现代通讯事业的迅猛发展， 村民的社会交往形式日益呈现间接化特点。 手机作为个人信息传输工具已逐渐成为村民赖以交往的媒介。 以这些快捷高效且经济实惠的通讯工具为媒介进行交流， 使村民避免了直接交往所带来的车马劳顿、 时间浪费， 其社会化交往水平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手机在农村刚开始出现时， 也与固定电话一样属于奢侈消费品， 拥有者基本是村里面经商的富人。 随着手机价格和通信资费的下降， 不少农民也能够承担手机的消费。
手机的广泛使用使村民 “实时” 的交往对象突破了地域的限制。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 由于交往机会的增多， 交往时间的缩短， 导致了村民社会交往的深度趋于浅显， 不如传统社会交往的牢固和稳定， 交往形式也逐步由固定式的深度交往向流动式的浅层次交往转变。 传统农村社会交往形式大多是固定式的交往，这种交往是在小范围内， 交往对象保持稳定不变，虽然范围较小， 但有一定的交往深度； 而采用现代通讯工具的间接交往虽然扩大了交往的范围， 增加了交往的机会， 但人们的交往深度大不如以前。 如今， 随着通讯设备相关产业的飞速发展， 不同款式、 花样的手机走进了每一个家庭。 “会唱歌的手机” “会照相的手机” “会上网的手机” ……手机的功能也越来越全面。 手机也开始从身份的象征逐渐成为一种多媒体通讯工具。 目前， 手机充斥着村民的工作和生活， 村民几乎是人手一部。 就在手机被村民普遍使用之时， 网络聊天、 视频工具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席卷而来， 使村民之间的沟通更加方便与快捷。
2.网络
中国互联网真正全面向社会开放并提供服务始于1995年，此后迅猛发展。1996年，全国网民已达10万人。村民在上网初期， 主要是把网络当成纯娱乐的工具， 随着对互联网认识的加深， 他们逐渐把互联网作为与亲戚朋友沟通交流、 自我娱乐和生活助手的工具。 由网络而形成的网络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社会， 信息通过网络在全世界自由传递和流动。 这不仅可以实现信息共享， 而且也扩展了人的活动范围。 在这样一个社会，“数字化生存让一个弱小孤寂者也能发出他们的声音”[4]， 网络传播改变了人在大众电子传媒中的被动地位，积极的驾驭媒介，发号施令， 创造内容。 这意味着网络为现代农民提供了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提升了网民发布信息和接受信息的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人对外部世界的涉猎范围， 开掘了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深度， 有助于城乡二元结构的融合。 同时， 现代社会交往方式的出现和互联网媒介的全面崛起， 为农业生产和农民交往提供了新的实践形式。
二、交通工具
在交通工具上， 解放前农民最初使用的是马车， 以人畜为主的传统交往工具基本满足了其交往需求。 20世纪80年代以后， 自行车在农村开始得到应用。 如今， 摩托车、 小汽车等交通工具给农民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一）马车
马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开始使用。 古代的马车用于战争中，经过多年的演变，马车逐渐被用于载人和拉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马车是农村主要的交通工具， 马车不仅可以运输粮食，而且作为村民们的主要交通工具被广泛使用。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机动车辆的普遍发展，畜力马车运输锐减。 如今， 马车已经被现代化的自行车、 电动车、 摩托车、汽车等新型交通工具所替代。
（二）自行车
自行车具有无噪声、 无污染、 自重轻、 使用维修方便等特点， 自行车很快被大众所接受。 改革开放以后， 自行车逐渐普及城乡， 成为城乡人民理想的代步工具。 改革开放以后， 农村道路的改进， 经济的发展， 刺激了大众购买自行车的欲望。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农村结婚，都会把自行车作为结婚嫁妆的理想标准，而且结婚迎娶新娘当天， 都是几十人组成自行车队伍。 自行车的使用， 使村民可以很自由的在村庄附近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的范围内活动。 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日益暴露出其耗时费力的特点。
（三）摩托车与电动车
摩托车作为一种全自动的现代化交通工具， 是家庭使用交通工具的一次重大革新。 摩托车的使用， 更大范围的扩大了村民对外交往的交往对象和交往空间，推动着农户的全面社会化。起初， 摩托车的价格比较昂贵， 拥有摩托车是农户家庭经济实力雄厚的象征， 村里经商的家庭是购买摩托车的最早人群， 质量相对较差的需要三四千元， 质量比较好的需要6000元左右。纯农户的现金收入比较少， 只有经商的家庭， 或者外出打工的农户， 才有足够的支付能力。 2000年以后，农村开始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电动三轮摩托车， 这种电动三轮摩托车相对于汽油摩托车速度稍慢一些，但安全系数高， 价格较低， 更适合村庄的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使用。
电动车的外部和摩托车很像， 交通部门规定， 电动车不属于机动车， 村民不用办理牌照。 因此， 最近几年， 村民购买电动车的越来越多。 但村民对安全驾驶规范一直没有足够的重视， 尤其是留守的妇女老人骑电动车送儿童上学， 遇到紧急情况， 处理不当， 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频发。 而村民大多数没有办理相应的保险手续， 引发的矛盾和纠纷难以协调处理， 这不但影响村民家庭幸福与乡村稳定， 而且造成交通秩序的紊乱。
（四）汽车
20世纪60年代以前， 农村中拥有汽车的家庭可以忽略不计，60年代，一些农村开始使用国产解放牌汽车开展运输。 此后， 汽车型号不断增加而逐渐成为长途运输的主要交通工具。2000年前后， 一些村庄与附近集镇或县城之间的公交车开通，增加了农民对外交往的频率。 公交车将农民的日常生活与外部世界直接联系起来，村庄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 农民的交往空间不断扩大。 村民开始乘坐公交车去逛庙会、 购物以及走亲访友。 随着村民经济收入的提高以及思想观念的转变， 汽车开始进入村民家庭，在市场化和村民经济能力提高的双重动力下，农村中购买小轿车的农户逐渐多了起来。 汽车的使用， 给村民远距离出行带来极大的便利。 一方面，汽车的使用， 使人们的出行更加快捷、 舒适、 方便， 新旧交通工具的交替对人们认识并接受近代工业文明有一定的启蒙作用。 新式交通工具与旧式交通工具相比具有绝对优势， 使得人们弃旧趋新， 也更加感受到旧式交通工具的不便， 从而对近代工业制造和先进技术更加认同与向往； 另一方面， 交通工具的进步使人们的出行频率更高， 人数更多， 社会流动性增强， 从而扩大了公共活动空间，促进了人员、信息流动。
三、传媒工具
在这里， 笔者将传媒工具分为无形和有形两部分。 传媒工具的无形部分常用于传统时期， 说书和唱戏是村民接受各种信息的主要方式， 两者不仅是信息接受的手段， 还是最重要的娱乐手段； 传媒工具的有形部分主要表现为报纸、 杂志、 广播和电视等， 是现代村民接受信息的主要方式。 如今， 电视不仅成为村民最主要的娱乐工具， 而且为农民了解外面的世界架起了一座“桥梁”。
（一）说书与唱戏
1.说书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 说书一直为村民所喜爱。 说书可以划地为台， 院里院外、 村头地边、 树荫下、 卖场上， 只要有一片空场地就可以进行表演； 同时， 在人员、 乐器上都简便易行， 一般由二人演出， 伴奏用二胡。 表演以说唱为主， 演员通过说唱、 并配以简单的动作， 刺激听众的听觉， 调动听众的形象思维。 说书以民间口头文学和歌唱艺术为载体， 通过叙述故事， 来塑造人物、 表达思想感情、 反应社会生活， 是中国最具民间特点和意味的艺术形式集成，而说唱语言生动活泼、 简练，易于上口， 是说书人与村民 “现场感受” 的信息传播途径。 因此，说书的内容比戏剧有更大的时间和空间范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文化生活极其匮乏， “说书” 在那个年代十分盛行，也非常红火，几户是场场爆满。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活动的多样化、多元化，听书的人越来越少了，说书的人自然也在不断减少，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其他信息媒介的冲击，说书艺术逐渐淡出了村民的生活。 现在村庄80后的年轻人几户已经没有人真正亲临过说书的场景，如今，说书艺术已经逐渐淡出了农民的日常生活。
2.唱戏
最初的唱戏人与说书人境遇类似。 在解放前， 农村的戏剧表演大多属于私人组办， 设备简陋， 演出条件相对较差， 演员的地位和收入均比较低。这些戏剧艺人被称之为“戏子”，列入“下九流”， 故戏剧演出甚少。 解放后， 农村的戏剧演出迎来了大发展， 演出的剧中也因各地的特色而不同， 如京剧、 昆剧、河北梆子、 黄梅戏、 豫剧、 话剧等。 在 “文化大革命” 期间，更是结合时代特征创作了很多作品， 如 《毛主席穿上绿军装》《铡美案》 《红岩》等，这些作品在农村一经演出， 就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反响，深得老百姓的喜爱。
不难看出，在乡土社会， 说书和唱戏深得村民喜爱， 也是那时期主要的传媒工具。 从说唱的内容来看， 说书和唱戏的表演， 是对说书和戏曲信息内容的传播， 一种文化传递的行为或过程。 从广义上来讲， 说书和唱戏传播信息的方式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说书人或唱戏人必须在现场， 是一种现场传播的方式， 具有一次性和现场互动性的特点。 在演出的过程中， 演员的演出会感染在场的观众， 观众的喝彩等反应会立即传递给表演者， 两者在戏场中进行即时的互动， 具有 “现场直播” 的现代寓意。 近年来，说唱艺术在农村的发展举步维艰， 随着现场演出的减少， 农村的 “戏迷” 们多是利用现代化的传媒工具（广播和电视）来享受戏曲的魅力。戏曲的传播走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 它可以最大程度地契合自身艺术特点， 到目前为止，也是使用时间最长、传播范围最为广泛的媒介方式。
（二）报纸和杂志
1.报纸
报纸作为传媒工具的重要载体， 具有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的功能。 目前， 学界公认的我国最早的 “报纸” 产生于唐朝。建国初期， 农村的报纸大多是以宣传和解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为主要目的， 是政府政治舆论的工具， 但报纸只是在县级和公社干部之间传阅，最后公社干部以 “会议” 形式对村干部和生产队进行宣传教育， 普通农户基本上没有订阅报纸的。 从报纸在乡村社会的渗透过程不难看出， 报纸起初都是以宣传和解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为主要目的， 是政府发展政治舆论的工具。 随着村民信息获取途径的多元化， 加上受到经济条件限制，普通村民很少有人主动去阅读报纸。 目前， 报纸不是大多数农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
2.杂志
在最初， 杂志和报纸的形式差不多， 极易混淆。 后来， 报纸逐渐趋向于刊载有时间性的新闻， 杂志则专刊小说、 游记和娱乐性文章， 两者在内容上的区别越来越明显。 在形式上， 报纸的版面越来越大，而杂志则经装订、加封面，成了书的形式。建国初期， 杂志没有像报纸那样很快渗透到村民当中。 相对于报纸来说， 杂志一般具有专业性， 发行周期相对较长， 而且在农村发行的杂志，其内容大多与农业种植技术相关。
总的来说，文字的发明和以文字为媒介的传播具有突破时空限制，使信息得以久远和全方位传播的特点。但也有一个重大的缺陷，那就是“把创作者和阅读者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割开了”。[5]
（三）广播和电视
1.广播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我国就成立了远东最大的广播电台之一的 “北平新华广播电台”， 它有37所广播电台， 55部广播机， 使用着61个波长， 100多万台收音机， [6]但是这些收音机大多集中在东北、 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 广大农村基本没有收听工具。1950年4月国家新闻总署发布了《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 从中国国情出发， 大力发展基层收音站， 到1952年12月， 全国建成县区镇的收音站20519个，有4.2万的收音员活跃在广大乡村。 [7]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 农村的广播站经常播发专题节目，主要宣传农业生产耕作新技术，如化肥、沼气等农资如何应用， 确保把新技术、 新工艺及时普及到群众中去，有力发挥了有线广播的宣传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鉴于广大群众对科学知识的渴求， 农村广播站开始举办农业科技讲座， 根据农时向农民传授农业科技知识， 介绍先进生产技术、 致富信息及典型经验。 20世纪80年代，农村广播站举办“科技与生活” 节目，宣传人们的衣食住行、 疾病防治、 老年保健等科学常识， 通过农村广播把科技信息送到千家万户。
可以说， 人类漫长的语言传播都是一种主体在场的直接的面对面的传播， 这种传播有明显的局限性， 其传播空间狭小、有限。 但广播征服了自然空间的阻隔， 使事实上的不在场充满着现场感、贴近感、当下感；[8]而传播信息量大，将声音作为一种 “物质” 传递出去， 不仅有农民需要的农业科技知识信息、新闻等， 而且还成为了娱乐休闲的工具， 使得农民 “听” 到了外面的精彩世界。 广播在农村的普及， 其宣传、 娱乐、 信息沟通等功能推动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村民外交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对于信息传播而言， 广播与其他传媒工具相比， 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 广播传媒使人有 “不在场” 的在场感。 “广播使信息传播加快， 它把世界缩小为小小的村落。” [9]农民在田间地头都可以携带收音机随心所欲的感受广播带来的享受。 受众不在场却又能有强烈的现场感， 这是广播的魅力之处， 在电视出现以前， 对现场的传达使广播等声音媒介始终独领风骚。 因此，对战争、 体育赛事、庆典活动、 集会等现场活跃多变的事件的报道，使受众身临其境，并且加深其对外面世界的深入理解。
第二， 广播媒介信息传播方式具有受众的兼容性。 声音媒介是一种迄今为止最宽容大度的媒介。[10]低门槛、兼容的使用，决定了它的使用成本比较低，使用方法便捷。 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在村民识字率较低的情况下， 无线广播不需要对文字有较强的识别能力， 可以 “有一搭无一搭” 地松松垮垮的用耳朵听， “收音机最大的特点在于当我们手边在做某件事的时候，仍能为我们提供资讯。”[11]
第三， 广播媒介传播的信息具有娱乐性。 “广播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 它超越了电话与电报， 它与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原始延伸相合拍。”[12]广播节目中的歌曲、相声、小品等对于长期田间劳作的农民来说， 无疑提供了鲜活的娱乐题材。 收音机的研制和普及，则是对人类往昔感知能力的高层次的回归与强化。 广播传播的娱乐信息比报纸、 杂志等 “文字” 媒体更具有传播性能。
2.电视
电视作为一种新媒体最早出现在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 由英国人 “电视之父” ——贝尔德发明。 电视作为重要的广播和视频传播工具， 其主要功能是即时传送视觉图像。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应满足四个有效声音： “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可理解性。”[13]以电视信息为中介的交往行为， 同样应满足这四个有效性。 可以说，电视媒介对于村民了解外面世界的广度和深度是其他任何媒介都无法比拟的。电视由开始的“新生事物”到现在的普及， 与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 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1958年， 我国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在天津生产， 当年5月1日， 北京电视台第一次发出电视台信号， 宣告中国电视事业的诞生。 改革开放以后， 电视机迅速向农村发展， 电视机已经进入 “寻常百姓家” 了。 如今， 电视基本上已经成为村民日常娱乐的主要工具， 但“鱼龙混杂” 的电视节目和虚假信息也相伴而生， 加之村民缺乏一定的鉴别能力， 盲目相信 “国家” 电视台播放的广告， 也给自身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但这并不影响电视在农村传播媒介的“老大地位”， 它的出现，就以绝对优势“战胜” 了其他传播媒介。 电视不仅对其他传播媒介造成了“沉重打击”，甚至塑造了全新的“感知” 方式。它在传播手段上兼收共融， 多元并举。电视是基于文字和印刷品 “口头” 传达给受众；并时常运用广播等媒介衍生出来的具有 “声形并茂” 的直观传播媒介。 电视传播逐步融入了村民的日常生活， 使村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村民打开电视进行身心放松、 消遣娱乐、 享受愉悦， 看电视填补了村民大量的农闲时间。 电视传播的节目内容、 所涉及的重大新闻事件与人物、 影视剧中的人物都成为村民家中、 街头巷尾及其他公共场合的固定话题。
过去，村民一般不肯轻易外出，平时交往空间也非常狭小，除了串门、 走亲戚之外， 很少与外界有联系。 改革开放以后，村民的社会交往空间逐渐扩大， 不断从农村延伸到城市， 电视媒介在这一变迁过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农村居民从电视节目中了解到了新时代多元化的交往方式， 不再局限于村庄原有的交往范围， 开始有意识地与外界交往接触。 电视传媒不仅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 还推动了交往范围的扩大， 发挥着 “引擎” 和导向作用， 接触电视传媒程度越深的受众，越具有这种交往倾向。
电视传媒将城市的价值观念、 生活方式带入农村， 缩小了城乡居民在思想观念、 生活习俗上的差异， 加速了农村城市化的进程。 电视的魅力在于， 它向一直处于封闭状态的农村传递了 “外面” 的信息。 信息空间的扩大， 给与了村民接触外界、了解不同于自己所生活的地域空间的机会， 更激发了 “胆大”的村民到外面闯荡的热情。
从新中国成立前到人民公社、 再到改革开放直至当下， 村民的生活方式、 消费倾向、 意识形态等方面无不受到交往媒介的引导。 通讯工具的使用从口信和书信、 电报和电话到手机和网络， 电子化的通讯工具增强了村民与外界的互动与交流。 村民在交通工具上， 从使用马车、 自行车到摩托车和小汽车， 多样化的交通工具彰显了交通工具的机械化水平提升， 促使农民日常生活进入了一个更加广阔的交往空间。 在传媒工具上， 从说书和唱戏、 报纸和杂志到广播、 电视， 多样化的传媒工具日渐在影响和渗透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 使村民在获取信息、 知识、 新技术渠道方面越来越多元化。 交往媒介的社会化发展与整个农村的经济社会环境交织在一起， 提升了农民的社会参与能力， 扩大了农民社会交往的范围。 农民日益处于开放与流动之中， 与城市各方面的来往、 接触与交流越来越多。 交往媒介从简单到复杂、 由单一到多元、 由直接到间接的变迁， 使村民交往的行为角色、 思维方式、 价值观念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形成无形的张力。 摩托车和汽车的推广普及和农民 “交通规则”意识的缺失， 使得交通隐患和危险也在 “暗中” 潜伏； 铺天盖地的信息， 使农民经常陷入虚假信息的陷阱中， 无法分辨其真伪。 农民交往媒介使用的现代化过程， 也是乡村社会不断充满风险、 隐患和挑战的过程， 乡村社会秩序面临失衡状态， 迫切需要构建新的乡村秩序加以应对。[14]
[1] [美]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第122页。
[2]王沪宁： 《当代中国村落文化家族文化——对中国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页。
[3] [英]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4][美] 尼古拉·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胡泳、 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5]李彬、王君超： 《媒介二十五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6]金凤： 《人民广播事业的成长和发展》，载《人民日报》1949年8月31日。
[7]刘继忠： 《农业新闻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8]刘少文： 《1872～2008： 中国媒介嬗变与日常生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页。
[9] [美]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何道宽译， 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77页。
[10]刘少文： 《1872～2008： 中国媒介嬗变与日常生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2页。
[11][美]莫提默·J.艾德勒,查尔斯： 《如何阅读一本书》，范多伦、郝明义、朱衣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7页。
[12] [美]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72页。
[13]高海青： 《交往行为理论的深层次逻辑——兼论哈贝马斯对物化现象的消解》，载《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14]陈浩天： 《交往社会化： 农民交往世界的变迁与秩序重构 ——以豫东林楼村为例》，华中师范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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