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对家庭养老的冲击

一、关于农村养老方式的探讨

根据养老资源的提供者和特色我们可以将养老方式分为社会养老、 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三种。 这三种方式普遍存在于各种社会中， 但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历史传统和制度因素的不同， 三种养老方式在不同的社会中呈现出不同的比重， 其中， 家庭养老是由家庭成员承担养老责任的文化模式和运作方式的总称（姚远，2001）。在中国社会里， 它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赡养， 其最终目的是为长辈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的帮助（范成杰，2012）。

国内外关于家庭养老的研究层出不穷， 老一辈学者如潘光旦、费孝通、杨国枢、李亦园，当代中国学者如郭于华、杨善华、 杜鹏、 张友琴、姚远、 管爱华等， 在农村家庭养老研究方面都有颇为深入的开拓。 从社会文化视角回顾和评述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方式及相关研究，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关系取向的研究。 研究的内容为代际关系的性质、 内容及其对家庭养老的影响。 如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中谁居于主导或支配地位，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交换是否平衡 （郭于华， 2001；王跃生， 2008； 陈皆明， 2011）。更有研究者指出，农民的代际关系并不是独立运作的， 而是有其村庄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的（范成杰，2012）。

二是结构取向的研究。 该研究侧重于社会结构方面的要素及其变迁对家庭养老的影响。 很多研究者指出人口老龄化、 人口流动、 现代性、 家庭结构变化等因素使家庭养老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进而影响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张友琴、2002；王树新，2004；杜鹏，2004）。

三是文化变迁取向的研究。 养老问题表面上看是支持资源不足的问题， 更深层的原因是孝文化受到冲击， 家庭养老制度正在失去强有力的文化支持。 家庭养老正从文化为主的模式转变为行为为主的模式， 逐渐演变为一种非强迫性的、 非规范性的、 以家庭个体能力自愿选择为基础的行为模式 （姚远， 1998）。

四是价值取向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新保守主义认为， 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价值观的支撑， 任何缺少伦理道德观念的经济体制都将注定失败。20世纪20年代，潘光旦就研究过与养老问题相关的家庭制度问题， 进而他把家庭养老与中国人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联系起来， 从而指出中国社会中家庭养老得以运行的基础不是西方社会的权利义务观， 而是亲情的联络和生活意义的传递。 在此基础上费孝通提出了 “反馈模式”，即代际关系在西方表现为 “接力模式”，在中国则表现为“反馈模式”。 梁漱溟认为家族主义或家本位是概括中国人价值取向的一个核心概念， 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 父母对子女的抚育以及子女对父母尽孝都是出于家族绵延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 而这恰恰成为家庭养老在中国得以实现的价值基础。 贺雪峰 （2009） 运用农民价值基础理论分析了农村代际关系； 范成杰 （2012） 通过对江汉平原的定量分析指出， 当前农村出现严重的养老问题不仅仅是养老资源匮乏的结果， 更是农村代际关系内含的价值失调的结果， 因此要从农民的意义世界和价值取向着手来探讨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对家庭养老的认识。

二、家庭养老危机重重

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对农村的思想价值观念、 家庭结构、居住形态、 代际关系等形成前所未有的影响和冲击。 农村社会中传统的人文价值观念正在逐渐消退， 村庄边界的开放使得村社集体舆论力量式微， 农村社会出现了进一步离散化和无序化的趋势；家庭结构逐渐小型化、 核心化，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代际之间的空间距离不断扩大， 亲子关系逐渐淡化等等， 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这种情形， 有学者指出， 我国只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发展社会养老保障才能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毫无疑问， 来自社会方面的力量有助于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但是， 是不是就此认为应由社会来承担这一责任？ 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老年人从家庭进入到社会养老这一重要转向之后， 也在依据经验教训， 反思这一转变过程。 我国的农村养老模式究竟该何去何从？ 笔者认为从家庭供养向社会保障的转变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 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尽管如此， 这种转变也并不意味着社会化养老可以完全替代家庭养老。 自古以来， 农民的养老是在传统养老文化支撑下的代际交换式养老， 然而这种延续了几千年的养老方式在急速现代化、城市化条件下，已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青壮年的外流使 “空巢家庭” 越来越多， 目前推行的新农保制度也只是杯水车薪， 社会养老只占10%， 家庭养老仍占90%，家庭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养老主体。但事实是，在老人空巢家庭增多的同时， 养老主体却出现了空缺， 农村家庭养老的壳还在， 但养老的主体却都离开了村庄， 根据周伟文等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 90%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都表示不愿意回到村庄生活。[1]农村家庭养老制度面临严重的危机。

（一）人口老龄化与城市化的双重夹击

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表明， 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已经达到15.4%， 比全国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2.14个百分点，高于城市老龄化程度。2000年，我国农村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为900万人， 占农村老年人总数的9.8%， 2009年底，农村80岁以上高龄老人增加到1100万人， 占农村老年人总数的11.3%。预计到2045年，我国农村8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农村老年人的比例将超过22%。 由于农村物质基础比较薄弱， 农村老人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待遇较低， 农村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更为严峻。

人口流动加深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 “赡养责任人口”的大量流失增大了应对难度。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在降低城市老年人口比重的同时提高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增加了农村老年人与儿女分居比例和空巢比例。2010年， 我国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 但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86年的1.86扩大到2010年的3.23， 农村人口更是典型的未富先老、 未备先老和孤独终老。

（二）养老意识与养老行为的冲突

家庭养老不仅是一种行为模式， 也是一种文化模式。家庭养老危机首先是文化与行为的割裂。 从文化上看， 子女的思想上还有很深的传统养老观念， 但生存理性却使得他们实际上无法尽孝，谋生与尽孝无法两全。

（三）经济支持与情感支持的割裂

农村青壮年人口常年在外务工， 他们可以为老人提供经济和物质的支持， 却无法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老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和情感的满足。

三、 农村养老模式的发展趋势： 家庭——社会合作养老模式

（一）巩固传统家庭养老制度

以生育率的适度回升重建农村家庭养老制度， 加强家庭养老功能。 生育政策和养老政策密不可分。 国家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强调了家庭养老的基础作用， 作为子女， 赡养老人有经济上供养、 生活上照料、 精神上抚慰， 照顾老年人特殊需求的义务。 但生育的独子化、 家庭的小型化以及人口的流动都导致农村家庭养老、照料功能的严重弱化。 很多农村计生家庭的父母将面临老难所依、 老难所养、 老难善终等多重挑战。 放开生育管制、 鼓励两胎生育有助于缓解老龄化的速度和程度。考虑到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以及中国已经多年进入“超低生育率陷阱”的两个事实，中国的人口政策不仅仅是要尽快普遍允许二胎， 而且需要探索引进生育的社会成本部分替代生育的家庭成本的概念和机制， 降低农村家庭内部的生养孩子的压力， 鼓励二胎生育， 提升平均的生育水平， 遏制少子化和人口亏损的态势， 恢复生育的自然生态和人口生产的活力， 提高农村家庭自我养老的保障能力，缓解2030年以后老龄化高峰到来之际的养老危机。 双子生育主导下的 “适度老龄化” 将通过提升和保障年轻人口的养老支持力， 从源头上遏制老龄化危机的深化。[2]

（二）传统养老文化的现代性

中国农村家庭养老选择还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原因， 即中国传统封建 “孝”文化的影响。 奉先思孝， 敬养老人， “父母在， 不远游” 等为“孝” 道的主要内容之一。 数千年封建文化的影响，使人们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根深蒂固的家庭养老观念。在精神层面， 它是中华民族重亲情重伦理的具体体现； 在功利层面， 也是中国人代际交换的具体形式， 千百年来， 中国人认为， 养儿防老是天经地义， 儿女为老人提供经济赡养、 精神慰藉是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在现代社会， 这种文化传统依然是我们应当发扬光大的。但在具体方法上， 需要结合现代社会生活特点进行现代性转变， 比如， 在为老人提供赡养的方式上， 作为子女由于求学、 就业、 发展等原因， 客观上做不到每天和老人生活在一起， 但他们可以通过为老人提供资金物质、 购买日常料理服务等来尽孝尽责； 在精神慰藉方面， 他们可以利用节假日看望老人、 通过网络聊天视频来进行弥补。 特别是只有一两个子女的家庭， 他们更需要的是通过现代的灵活方式来赡养老人尽孝道， 虽然他们不能每时每刻不能守护在老人身边， 但不能因此就说明这些子女不尽孝道， 这是现代社会生活特点所决定的，养老的文化正在经历着自身的现代性过程， 更加灵活、宽容和多样将成为现代养老文化的基本特征。[3]

（三）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

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 不仅是保障和改善农村老年人口生活的需要，已成为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关键。 虽然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 但是城市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和经济基础明显强于农村， 为此要强化国家对农民的 “福利养老责任”，对接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制定和落实农村老年福利制度， 长期给予农民养老福利的补贴。 重点是在农村建立和完善低收入老人的高龄津贴制度、困难老人的养老补贴制度、失独老人的社会养老制度以及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护理补贴制度，而且要注意制度的衔接并使之体系化， 避免碎片化、 重叠化和低效化。 民政部在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每年都把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作为民政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个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被概括为： “以居家为基础， 社区为依托， 机构为支撑。”为此，要进一步加大政府对广大农村地区的养老投入， 同时扩大社会参与，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4]

[1]周伟文、 侯建华： 《新生代农民工阶层： 城市化与婚姻的双重困境》， 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8期。

[2]中国网，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53_90053.html。

[3]周伟文： 《农村家庭养老方式的危机与变革 ——基于冀南前屯村养老方式的思考》，载《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3期。

[4]中国网，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53_900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