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发祥，故地转型

这五个村落，兴盛发达的时间与留存下的大量实物遗存的年份均是清末民国时期，这反映出江南地区在清末民国时期乡村结构和面貌的转型。在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传统的庙会、流动市场构成的乡村经济网络中，在种种因素催化下，产生了固定的市集，交易集中在粮食、茧业、土布等传统农产品和传统手工业产品上。同时无锡、常州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由于最早的产业集中在纺织业、面粉业等传统的农产品加工业，为取水路运输之便，无锡和常州城市中最早的民族，工商业企业均布局在京杭运河沿岸，如常州的大成纱厂、第五毛纺厂、无锡的茂新面粉厂等。这促进了这些以水运交通为主的乡村市镇的商品交易规模的扩大，成为无锡、常州等中心城市工业的区域原料基地，礼社和严家桥就是典型。

另一方面，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外来文明伴随着教育和加速的人员流动迅速进入乡村，对乡村社会的传统结构造成巨大冲击，引发了深层的社会结构变化。集市成为城市工业化商品进入乡村的窗口，乡村集市交易的商品种类和数量远远丰富于过去，商业繁荣的背后其实是乡村传统手工业的瓦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以礼社为例，20世纪30年代后离村外出务工的乡民占村民总数比例接近50％，与19世纪初一个村落只有三五人外出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薛暮桥认为，由于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的破坏，民国后期的农村缺乏富余的资金，传统手工业被现代工业品摧毁，农村的资金被城市的商品逆差抽取，不仅底层的农民如此，上层的地主也同样挣扎在收支平衡的边缘。据薛暮桥以礼社为对象的调查，30年代以后，礼社地主拥有的田亩数大量减少，而且现代的农业机械化（譬如电水车等）大大增加了资金的支出，消费增加，收入减少，中等地主也大量负债，陷入没落。原有农村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和乡绅对乡村反哺的资金投入机制均已被破坏。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则进一步促进了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也促成了几个村落在近代商业数量的畸形发展。这种变化表现在村落空间和建筑类型方面，就是商铺建筑的数量大量增加，村中有记述商铺数量都以百计，沿主要街道均为商业。焦溪更在20世纪40年代统一新建了两条规模化的商业街道，蔚为可观。同时也出现了大量新的功能建筑，如教堂、工厂、水龙宫、新式学校、图书馆、仓库等；还有新的商业类型，如书场、书店、赌场以及大量的南北货行。这些新的功能建筑和传统的祠庙、宗祠、义庄、善堂以及传统的粮行、布庄、铁匠铺、药行、棺材行、茶馆、酒肆、豆腐坊混杂在一起，构成了乡村中心在近代转型的喧闹景象。这种转型表现在建筑形式方面是大量新式的西式装饰被使用，如三角山花、卷草纹线脚、拱劵窗楣、柱式、车木栏杆，甚至三角屋架，尤其典型地反映在商铺建筑中，甚至影响了更加传统而变化缓慢的民居形态，不仅仅在装饰细部上新化，在空间模式上也发生转变，如焦溪强家弄一带的独立式行列民居就改变了传统江南民居的院落布局模式。

解放后五个村落的发展历程也基本相似。行政建制的调整，使得镇转变为生产大队，土地制度的调整，使得农业耕作组织方式改变。大量建筑由于土地改革被重新分配，近代萌发的工商业，回归到传统的农业形态。在计划经济下，农村支持补贴城市。资金缺乏，建筑维护更新机制缺失，历史老建筑自然崩坏，村落相应衰落。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的发展为乡村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也带来了资金。但富裕起来的农民缺乏延续传统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基础，大量的历史建筑被改建，资金的注入，反而造成了对历史面貌的新割裂。如礼社这样快速发展的村镇，乡村面貌迅速发生变化，历史建筑在村落中逐渐变成点状的存在。而发展相对较慢一些的村落，譬如杨桥，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保存的就相对的好一些。

从这个角度看来，乡村的组织模式，更尤其重要的是经济模式，是传统乡村面貌得以形成的基础，也应当是村落传统延续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