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水平形成地区分割

就业的地方保护主义促使了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地区分割的形成。我国现行行政体制下的各级地方政府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承担所辖地区居民的福利保障费用。各省市主要行政官员一般由中央任命，官员们为了争取政绩，往往盲目追求地方效益指标，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制定就业歧视政策，降低本地的失业率，限制其他地区劳动力进入本地区就业(严浩坤，2008)。20世纪90年代中期，劳动力市场上的地方保护主义表现明显，迫使用人单位选择价格昂贵的本地劳动力，将廉价的外地劳动力排斥在外(李世良，1998)。如1995年上海市劳动局发布了《上海市单位使用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办法》，公布了上海各企事业单位不得招聘外地劳动力的首批行业和工种。这些行业和工种分别是: 金融和保险行业，各类管理业务员、调度员、商场营业员、星级宾馆与饭店前厅服务员、话务员、核价员、司磅员、出租车驾驶员、各类售票、检票员、保育员、电梯工、设备保全工、描绘图工、文印工、各类抄表工、库工、门卫、分析、检验、计量、调试工。随后北京、武汉、青岛、济南、杭州、宁波等许多城市纷纷效尤，也建立了类似的外来劳动力分类管理制度。如北京市从1996年起每年都公布允许和限制使用外来劳动力的行业、工种和职业清单。1999年到2000年限制行业从5个增加到8个，限制职业从34个增加到105个。北京市明文规定金融、保险业的各类管理员、业务员、会计、出纳员、调度员、星级宾馆前厅服务员、收银员、话务员、核价员、出租车司机、办公室文秘等，这些工作都不许没有北京市户口的外来人员从事。《武汉市使用外来劳动力管理规定》: 党政机关的工勤人员不能用农民工，高精尖行业及管理人员等科技含量高的行业工种禁用农民工，商业、车工、钳工等行业工种要控制使用农民工。就业的地方保护造成了用人单位用资本替代劳动、减少了整个社会的就业机会，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也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地区分割。我国经济发展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全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一样的，东部沿海地区和一些大中城市经济发展相对较快，中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尤其是以农业为主的边远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较慢。以2001年为例，西部地区占全国GDP的比重为13．6%，中部地区为26．9%，而东部地区高达59．5%。东西部人均GDP的绝对差额为7804元。同一地区各省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也是不一样的，像广东、上海、江苏等省市经济发展相对较快，而甘肃、青海、新疆、西藏等省区相对较慢。经济发展水平高，吸收劳动力相对来说就多; 经济水平落后，吸收劳动力往往有限。

我国实行的暂住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劳动力市场地区分割的形成。暂住证是非本地户籍的人员到城市居住的合法证明。大部分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对外来人员实行严格的暂住证制度。例如北京市规定，外地来京人员到达北京后，应在3日内到其暂住地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年满16周岁，在北京市暂住时间拟超过1个月的或者拟在北京市从事务工、经商等活动的外地来京人员，应当在办理暂住登记的同时申领暂住证。暂住证制度受到广泛反对的同时为什么能够长期和广泛地被实施，其实原因很简单，一些地方通过这种隔离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虽然暂住证本身的工本费用并不高，但办理暂住证的相关费用却相当繁杂。据调查，直接与暂住证捆绑收费的项目有六七项之多，如卫生费、保险费、劳务费、流动人员调配费、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费、治安联防费、流动人口婚育证明费，甚至一些地方还有几十元的义务植树代劳费。其中有些是国家统一规定允许征收的，如暂住证工本费; 有些是省级管理部门规定征收的，如广东省规定可以征收流动人口治安管理费和外来人员计划生育管理费及流动人口婚育证明费; 其他则是地方政府(包括乡镇政府)规定征收的，如广州规定可以征收暂住人员城市基础设施增容费，深圳规定征收暂住人员管理费，珠海规定征收暂住人员城市配套服务费，顺德则征收外工综合管理费。交清这些费用后，才能领到暂住证。这些费用被明令禁止收取后，一些地方试图用培训费来弥补这方面的“损失”。假如每个外来工按每年300元暂住证及相关费用计，广州市600万外来工每年可收取近20亿元的费用，深圳市300万外来工则可以收取10亿元的暂住费用。东莞市有500万外来工，每个外来人员每年收取24元垃圾处理费，东莞市公共事业局也可以获得1．2亿元的收入。据邱煌(2003)分析，从暂住证制度中获益的部门包括: 政府行政机关(公安部门、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劳动部门等)、收容遣送部门及其他搭车收费的部门(街道居民委员会可以收取卫生管理费、个体工商协会收取个体工商户的会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