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念解释
非政府公共组织 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单位 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公民
二、简要解答
1.非政府公共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2.政府与非政府公共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区别表现在哪些方面?
3.简述非政府公共组织在应急管理中的主要作用。
4.国外政府支持非政府公共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做法、经验主要有哪些?
5.简述企业参与应急管理的必要性。
6.简述公民参与应急管理的必要性。
7.政府应急管理不同阶段的公民参与是如何体现的?
8.简述媒体参与应急管理的必要性。
9.简述媒体在应急管理各阶段的功能。
三、分析论述
1.试述提升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主要措施。
2.试对企业参与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做法加以评析。
3.试述企业应对危机事件的主要措施。
4.如何构建应急管理中政府与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四、案例分析
案例资料
汶川760亿捐款的管理与使用[1]
一则《谁来执掌760亿元地震捐赠》的新闻引爆公众舆论，“可能80%左右的地震捐资进入了政府财政专户”的调查结论，让汶川地震巨额社会捐赠究竟该如何使用再次成为公众议题。
(一)新闻背景
受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委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非政府公共组织)研究所前任所长邓国胜副教授组建了一支团队，从今年2月份开始，展开对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捐赠款物管理使用方的走访调查。调查研究发现，“5·12”汶川大地震之后来自全国各地总数达到760亿元的捐赠款物中，大部分可能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这些资金如何使用都将由政府统筹。调查还显示，有些省份规定，非定向资金必须转入政府财政账户。有些省份，就连定向捐助资金也要强行转入财政账户，由政府按照捐赠人的意愿使用。
对此，民政部有关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说，这是个很现实的体制问题:“一些NGO公信度不高，回馈不明确，导致公众不愿意将钱交给NGO使用。”但是，交给政府，政府压力也很大，因为“体制上有尴尬”。“这些捐款都要纳入国库，使用国库就需要预算。由于一些地区没有捐赠使用预算就要重新补预算，调(捐款)出来会很难”。这套体制使得使用资金的时间相对比较长。
(二)政府大包大揽不利于民间组织的发展
青年周末:您说，这些调查数字关乎这个国家正在发生或正要发生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什么样的变革?
邓国胜:中国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小政府，大社会”。这个国家在实现“经济开放”之后，如今到了该走向“社会开放”的时候了。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政府有着自身的局限，所以我们才要改革，在经济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在社会领域引入民间组织。一个社会有一群能够自我管理自我运作的民间组织，这是公民社会的重要内容。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推动一些制度创新，使公众和民间组织更多地参与到社会公共治理的过程中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汶川地震的契机推动这一进程。
青年周末:但前一段时间也有很多报道讲这种民间的志愿行动没有一种持续性，很多NGO都没有在灾区坚守，纷纷撤出来了。
邓国胜: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现象。一般来讲，在紧急救灾阶段，公众的参与程度要低，更多要依赖政府主导，因为要讲求效率，但是在灾后重建阶段“速度”的需要，相对来说就不那么迫切，这个时候公众参与程度理论上说应该是高的。可是现实中你会发现我们的情况恰恰是倒过来的:在紧急救灾阶段，公众参与程度很高，大约有数百家民间组织和300万志愿者涌入灾区，但是在灾后重建阶段留在灾区的民间组织不到50家，志愿者也不到5万，民间组织在灾后重建的参与程度越来越低。这里面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资金的匮乏，所以他们很难持续下去。
在救灾过程中，政府可以接受社会捐赠，这符合法律法规，也符合国际惯例。中国老百姓也愿意将钱捐给政府，这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觉得现在社会捐赠资金过于高度集中在政府，比例有点太高了。政府应该从传统的什么都自己做的角色转变为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也就是一种合作治理的救灾模式。在不少西方国家，救灾时政府一般不接受民间捐赠，即使接受了，也会将钱交由民间组织去花。
青年周末:中国的民间组织才刚刚起步，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用好大笔的资金吗?
邓国胜:没错，我们的民间组织确实还很弱小，其实如果把钱交给民间组织去花，反而可能问题会更多，可能还不如政府花得有效，但是不能因为他现在弱小就不给他机会，那我们的第三部门什么时候才能成长起来? 政府的大包大揽会让这些民间组织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目前，地方的民间组织很难做到自己处理自己募集到的款物。当然，根据我们的调查，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和一些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接受的社会捐赠资金基本上还是自行安排使用的。这正说明，地方政府一定要有这个战略眼光。
(三)主动上交给政府也是无奈选择
青年周末:你在报告中提到，这笔资金有的是政府要求进行统筹安排，但也有的是民间组织主动上交给政府的?
邓国胜:这在中国是一个很无奈的选择。一方面，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民间组织本身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因为我们的民间组织没有项目运作成本呀。去年“5·12”之后，很多公益机构在公众的压力之下承诺不提取管理费，假如说一个北京的公益机构，要去四川做项目，肯定需要成本吧。所以民间组织让地方政府执行项目，便可以将成本转嫁给地方政府，同时也将道德风险和压力一并转嫁给地方政府，对他们而言，这不失为简单而且省心的办法。
我也希望你们媒体呼吁，我们的公民要树立现代慈善意识，民间组织的运作是有成本的，而且有的成本还挺高的，有的国家甚至高达20%以上，我们国家规定不超过10%。如果个人直接资助，可能成本更高，而且还不那么专业。而当时，有的机构承诺一分钱不提取，他哪来的能力和成本去异地救灾? 民间组织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扶持，同时也非常需要公众提高认识，树立现代慈善理念。
1995年的日本阪神大地震推动了后来日本NGO的立法，台湾“9·21”大地震也带来了劝募条例的出台。所以“5·12”对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本来大家都认为2008年是中国的公民社会的元年，指望这次地震能够震醒国人，认识到第三部门的重要性，其实去年人们还是看到了公民社会的价值和贡献的。可是现在呢? 事情似乎并不那么乐观。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希望再一次唤醒大家的重视。虽然它现在能力很弱，虽然它现在公信力不足，虽然它现在有很多问题，但我们还是要呵护它，去扶持它，让它慢慢成长起来，让它对这个社会负起更多的责任、做出更大的贡献。
讨论问题
1.分析阐述以上案例资料所反映的问题。
2.结合案例，请你具体谈谈应急管理中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非政府公共组织之间的关系?
[1] 李光:《汶川760亿捐款大半流进政府非政府公共组织待成长》，http://news.sohu.com/20090820/n266098322. shtml，2009-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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