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题（九）

一、概念解释

心理危机 心理救援 共情

二、简要解答

1.心理危机有哪些症状和分类?

2.心理危机有哪些发展过程?

3.心理救援有哪些特点?

4.心理救援的目的是什么?

5.心理救援的主体和对象有哪些?

6.从事心理救援的心理咨询师应具备哪些基本素质?

7.心理救援的体系由哪些部分构成?

8.心理救援过程中有哪些基本步骤?

9.心理救援的基本模式有哪些?

10.心理救援技术主要有哪些?

11.心理救援中常用的积极关注行为有哪些?

12.心理救援中如何进行有效的倾听?

13.心理救援疗法主要包括哪些?

14.应激晤谈疗法的过程是什么?

15.眼动脱敏治疗的步骤有哪些? 该如何评价?

16.心理动力疗法具体包括哪些方法?

17.行为疗法中的行为改变技术可以分为哪几类?

18.如何理解理性情绪疗法?

三、分析论述

1.如何对心理救援志愿者进行筛选和培训?

2.心理救援中如何运用共情技术?

3.来访者中心疗法的基本要素有哪些? 该如何评价?

四、案例分析

案例资料

灾难救援中亟须心理危机干预[1]

2002年5月7日晚20点37分，北方航空公司的一架MA82飞机B2138号执行6136次航班任务，从北京起飞前往大连，原应于21时40分在大连机场降落。但是，21时20分许，客机机长告知大连机场塔台地面指挥，称机舱内已经起火。21时24分，飞机与空管部门失去联系，并在雷达显示屏上消失。事故发生时，大连港劳务分公司8队队长刘吉庆正在港口装船作业。他说，看到一架飞机在空中盘旋两三圈后，一头扎入海里，激起很高的浪花。飞机上没有灯光。刘吉庆随即报告了值班调度。大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于21时40分接到这架飞机失事的报告，并报有关部门核实，确认21时40分左右，该飞机坠落在北纬38度57. 063分，东经121度39.941分，飞机尾翼坠落在北纬38度57.129分，东经121度40.175分。海上搜救中心立即向旅顺海军基地、武警大连边防支队和港务局船队发出紧急救援通知。各有关部门立即启动搜寻救援程序，辽宁省和大连市立即调集30余艘船只开往飞机失事海域展开搜救。经核实，机上有旅客103人(8名外国乘客)，机组人员9人，无一生还。乘客大多为结束“五一”旅游黄金周假期返回的旅游者。

(一)更需要的是心理医生

大连空难实际上不存在需要救治的伤员，那些晕厥、高血压、心脏病患者都是因为心理的极度刺激而引发的，所以大连空难更需要的是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应该在第一时间进入灾难现场。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专家汪向东强调，此次干预对象都是健康的人，他们现在的悲哀、拒绝接受现实等应激反应是异常事件中的正常反应，精神干预越及时，他们心理创伤恢复得越快，留下创伤应急障碍的比例越小。心理支持对于空难遇难者家属的意义十分重大。同时，他也指出，本次心理干预的服务对象非常复杂和多样，除了遇难者家属这一直接受害者，深海中孤独摸索的潜水员、处理遗体的人们、各接待小组超负荷工作的人等也需要这种帮助。

“我摸到了死亡。”一位27岁的参加打捞搜救的潜水员说。“大海深处一片漆黑，只能伸着双手去触摸，每当碰到东西，浑身一个激灵，手一下子就缩回来。镇定片刻，再慢慢地去摸，这回不知是一块肢体还是一块飞机的残骸。我一次次下水就像是一次次地奔赴阴间地狱，我的指尖上沾的全都是死亡。”

因各种不同原因卷入灾难的人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心理灾难。最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就是救援人员。发生在河南洛阳东都商厦的洛阳大火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个案。北京大学精神卫生专家吕秋云说，他们2001年元旦在洛阳与当地三个精神病院和防疫站那些参加尸体消毒的人员座谈——这些其实也属需要“干预”的人群。这些人的失常反应的有关细节是，有人一看见女士抹口红，尤其是那些抹得稍微浓些的，就想起尸体——当时大厦四层的死者都在歌舞中娱乐，很多女士那天都抹了很重的口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专家马弘告诉记者，有这样反应的都是小伙子，他们每天要给尸体打两遍药水，为了不损伤死者面容，每天都要先把尸体的脸部蒙上、手部套起来，洒完后再拿下来，第二遍时再给他们戴上。“每天死者的头要摸好几遍”。

汪向东给记者提供的一份资料表明:救援人员、卫生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和受大众传媒影响的普通公民都会因蒙受灾难的阴影，造成心理应激反应。尤其是在灾难现场的人员，工作的性质使他们更直接地目睹灾难的惨状，超负荷的工作以及身处险境，健康和生命受到威胁，他们会出现一种“烧干症状”。

吕秋云说大连空难是典型的突发性灾难。它和大火、爆炸、地震、火山暴发、水灾等灾难一样，给人以强烈的心理刺激。这种刺激远远超出个人和团体的应付能力。专家们把这种灾害造成的精神及行为障碍称作急性应激心理障碍，而此后迁延不愈的则称作“创伤后应激障碍”。

(二)干预与不干预结果大不相同

“5·7”空难发生后，有记者在灾难现场发现了一幅对比强烈的画面:经过专家心理干预的3个死难者家庭的10多个亲人及30名同事，其精神状态与未经干预的死者亲属完全不同。后者还处在或终日以泪洗面、或整天呆坐旅馆、或哭闹谩骂的情绪之中，而前者已在三四天后返京正常工作学习。

吕秋云教授说，大部分人在失去亲人后，都会出现类似不敢提及、不敢面对的心理问题。而心理干预则是利用各种方式，引导其必须直面和正视这个现实。大连空难中，有一个9岁男孩的母亲在事故中丧生。一开始，他的家人既没有让他到达现场，也没敢告诉他这个噩耗。吕教授得知这个情况后，告诉其家人这么瞒下去不是办法，而且如果他长大后得知他都没有机会和母亲做最后的告别，反而会落下遗憾、埋怨家人。家人听从了专家的话，让他的舅舅把他带到大连，但并没有直接告诉他真相。但是敏感的他还是从周围人对他的态度上，感觉“妈妈是不是出事了?”吕教授则采取先与他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再以“放飞”(即把自己的心愿写在风筝上放飞到天空给“天堂”中的母亲)、“海祭”(即把要对死者说的话写在纸上并放入“漂流瓶”，与鲜花一起洒入大海)以及给母亲布置灵堂的方式让他寄托哀思……当小男孩面对大海沉默不语时，吕教授鼓励他一定要把想对妈妈说的话大声喊出来，因为“大海是相通的，母亲可以听到”。

心理干预的结果是人们没有把丧亲之痛闷在心里，而是及时地把它宣泄出来，这样人们就不会患上各种心理疾病。据悉，现在他们对灾难的心理救助工作，已不单指是灾后的现场干预，还包括广泛的培训、媒体宣传与研究共四项工作。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也已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培训和研究中心。

吕秋云教授告诉记者，我国最早的由心理专家直接参与的灾后心理救援，正式开始于1994年底发生的新疆克拉玛依大火。在那次火灾中，共有300余人遇难，其中288人是中小学生，另有130名重伤员住院。当时的火灾是12月8日发生的，他们是12月底到达当地的。那时因为还没有灾后心理干预的概念，其实是当地医院的医生发现死难者家属和一些重伤员出现了很多心理问题，便通过当时的石油部报请卫生部，请专业的心理医生到现场支援的。吕教授他们先是家访了二三十个死亡学生的家属，为其进行心理干预。后由于人数太多，又采取在综合医院开设心理门诊的方式，接待了90多人次的求助。其后医院又开设了热线咨询电话，对那些烧伤住院治疗的伤员，他们则采取了到病房进行心理干预的做法。

当时有一个9岁的女孩，是全班唯一的幸存者。在住院期间，一天她突然开始拒绝进食和换药治疗。当吕教授被请去为她做心理治疗时，她告诉吕教授自己头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她的许多同学从坟墓里叫她过去……她便觉得自己不该一个人活下去。在吕教授等人有针对性的劝说干预下，她很快便恢复了进食。由于需要帮助干预的人太多，他们又采取了在电台、电视台讲座的方式，进行对此类心理问题应如何反应和应对的科普讲座，还给当地的医护人员和党政工团人员做了培训。这次灾后干预他们共进行了三个星期，后续人员又继续了两周。

在此之前，他们还从没有做过如此大规模的心理干预。他们当时也是“硬着头皮去做”:一方面凭以往的心理咨询和治疗经验;一方面研究所里还专门有一些人针对前方报回来的信息，不停地搜集世界各地的相关资料，然后传真到现场。虽然说这次灾后干预，比现在一些灾后24小时内便出现在第一现场的做法迟了很久，并且有些后续的持续干预也没有跟上，但它毕竟是全国首例灾后心理干预的尝试，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三)心理干预越早越好

十多年来，吕秋云教授与研究所的同事，先后参与了以下近十起大的天灾人祸以及公共卫生事件的现场研究与干预工作:云南澜沧地震(当时参与的并非灾难现场的心理救援，而是三个月后对灾难事件的调查研究)、克拉玛依特大火灾、张北地震、长江流域大洪水、洛阳“12·25”特大火灾、大连“5·7”空难、北大山鹰社山难、“SARS”、北医幼儿园砍人事件等。他们发现，伴随这些灾害或灾难而来的常见精神卫生问题有:急性应激反应、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和焦虑、分离障碍、酒精与药物滥用乃至自伤和自杀。根据对国际国内52项相关研究的总结发现，人群经历灾害后各种心理障碍的发生率平均增加17%。张北地震受灾群体3个月和9个月内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率分别为18.8%和24.2%。除创伤后应激障碍外，最常发生的还有抑郁障碍和其他焦虑障碍。受灾人群中，发生酒精依赖的占35.5%，发生药物依赖的占22.9%。灾害还使受灾地区的自杀率明显上升。

灾害对人造成的心理创伤可能是终生不愈的。汪向东在他的一篇论文中提到，国外学者对Buf-falo Creek大坝坍塌的受害者长期追踪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终生患病率为59.4%。

“疏导和不疏导不一样，早进行和晚进行结果也不一样，心理医生应该第一时间进入灾害现场。”汪向东说。但是中国目前的现状是，心理医生并不能在第一时间进入灾害现场。“不是做不到，而是想不到，或不能做。”马弘说。

大连“5·7”空难发生后，我国心理专家首次实现了灾后24小时内赶到现场的飞跃。7日晚21时40分空难发生，8日下午年届花甲的吕秋云教授即与遇难者家属同机赶到了现场，并与他们吃住在同一宾馆及时进行心理干预。

同时，为帮助和鼓励遇难者家属度过正常的悲哀反应阶段，平复心理创伤，在善后理赔工作开始不久，大连市卫生局领导便从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抽调了6名心理医生开始了精神救援的尝试，实现了我国空难事故精神救援零的突破。

记者了解到，克拉玛依大火后的心理社会干预，是在三周后出现了大面积的心理应激障碍，才请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的专家们去的;洛阳大火专家们第二天就赶到了，但却被拒绝和受灾者家属见面，他们只为参加救援的人员做了心理干预;大连空难他们带去了全套的幻灯教材，希望进行现场的培训，但直到他们临上飞机回北京前，才获得了给50多人讲了2小时课的机会。

大连空难发生时，第四届亚太地区精神科大会正在这里召开，大连云集了200多位国内精神科专家和心理治疗师。《健康报》记者金永红在采访时，给每一个被采访人都留下了自己的名片，告诉他们，如果需要对遇难者家属进行心理干预，可以通过记者请正在大连开会的专家助一臂之力，但直到四天后离开大连，她没有接到一个求助电话。

马弘向记者介绍说，让一个从事精神卫生工作的人掌握应激心理危机干预技巧并不是一件难事，他们手里有一套世界卫生组织的专门教材，在紧急情况下进行几小时的培训就能派上用场。关键是对灾难心理危机干预的认识问题。认识到位，心理干预的时间就越早，灾后的心理应激障碍就会降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四)政府的认知度决定心理救援能否推开

吕秋云教授指出，我们国家对灾难后的心理干预刚处于起步阶段。如果我们能早期干预，他们的患病情况就会明显减少，如前面提到的张北地震所显示的那样。吕教授特别强调，政府对此事的认知程度决定着灾后心理救援工作能否及时推开。

她以2002年河南的洛阳大火为例，谈了当地政府的不理解、不支持态度。当时他们得知火灾发生后，马上自己负担差旅等一干费用，“主动送上门去”，并要求与当地政府会面。谁知到达现场后，当地领导认为他们接触受害者家属会“添乱”，因此拒绝他们进入灾难现场。于是在只对洛阳三个精神病院和防疫站医生做了外围的心理干预后，他们在没能接触到家属做心理支援的情况下，不得不打道回府。

她告诉记者，从克拉玛依大火至今十年来，真正是受政府派遣，到灾难现场做心理干预的，仅有新疆那一次。北大精研所的人认为克拉玛依火灾那次的工作最大的特点是:“政府支持”。其实在中国，对家属们的抚慰是政府一直都在做的。汪向东称，媒体在灾后报道的一句话经常是“灾民情绪平稳”，这是因为国家总要派出相当级别的领导去慰问，他们已经注意到灾民的心理层面。但是作为精神卫生工作的专家，他们觉得这种慰问还是停留在一个相对浅层阶段，还需要针对不同个体、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阶段进行深入“慰问”。

洛阳大火是他们自付经费，“5·7”空难则是受三个遇难者单位之托。大连空难使西安杨森失去了三名员工。空难后第二天西安杨森主持的一个国际会议就要在大连召开，突如其来的灾难使杨森人对开好这个会失去了信心。西安杨森于是便主动请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的吕秋云、汪向东、马弘赴大连对遇难者家属和员工进行心理救治。汪向东说他们在大连的角色其实也是“志愿者”，做心理干预的“主动”也体现在这里，“是我们给杨森公司打的电话”。如果没有空难，杨森公司的几名罹难者与汪向东们将在大连共同参加一个国际性会议。电话打过之后，汪向东们又要四处解释，他们不只为一家公司服务，“上面说到了高层领导，下面说到了每一个具体的接待员”，终于在临上飞机前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灾后培训。

吕教授说，西班牙马德里“3·11”火车爆炸案发生后，政府给每一个遇难者家属都配备了免费的心理医生，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美国“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由政府拨款建立了“自由工程”基金，专门为灾区提供精神卫生服务之用。吕教授还特别提到，她发现派往印尼海啸灾区的救援医疗队里，有脑科、外科、骨科、胸科、流行病学等很多学科的医生，但是里面就是没有心理医生随行。她认为其实不光是这么大规模的伤亡，会给活着的人带来心理创伤，急需心理专家的心理干预，就是这些派去的医疗队医生，他们长时间地面对死伤场景、连续十多个小时的救治产生的疲倦等，也会对医生本身产生心理影响，也需心理专家的随时心理干预。

不论如何，大连空难发生后，我国一些精神卫生学专家还是受到了政府的邀请，进行了相关的心理干预。这也是我国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第一次主动干预集体性心理危机事件。专家在大连和北京分别举行了三次集体的心理干预，有个别严重的人，还进行个别心理辅导，帮助他们意识到已经失去的，不能失去更多。

根据曾经参加过多次灾难急性心理危机干预的专家介绍，由于干预及时，措施得当，“5 ·7”空难后，遇难者家属的失常程度相对要轻很多。专业人员在灾难的急性心理应激干预中，主要有几重作用，首先是为危机处理机构提供意见和建议;其次是确定那些需要干预的人，针对个人的干预措施，如解释支持、心理治疗，甚至药物治疗。

当然，“刚刚起步”是对我国心理危机干预状况的一个客观的评价。心理危机干预专业人才的极度缺乏，非专业人群，如工会、人事等党政部门人员在做心理干预的工作，都是我们未来对心理危机干预并不乐观的原因。

讨论问题

1.分析阐述以上案例所反映出的问题。

2.结合案例，请你具体谈谈心理救援在政府应急管理中的重要性。

3.结合案例，对我国应急管理工作中的心理救援状况加以评析。

[1] 南香红:《心理医生介入大连空难》，载《南方周末》，2002-5-30;阎红:《心理卫生专家:心理支持对遇难者家属意义重大》，http://news.sina.com.cn/c/2002-05-14/1706575295.html，2002-5-14;《北航空难续:心理医生首次介入国内空难事故善后》，http://news.sina.com.cn/c/2002-07-08/0631628219.html，2002-7-8;金焱，张永恒:《慰藉空难亲属的非金钱方式》，http://news.carnoc.com/list/15/15808.html，2002-5-29;《灾难后的心理救助与重建》，http://xil-ibinghuanzhe.blog.sohu.com/87952110.html，2008-5-20;《大连空难与急性心理应激干预》，http://www.bamaol.com/ht-ml/XLWZ/ZHXL/1490201161816139787.shtm，201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