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希腊开始，西方知识体系中的个体主义导向已初见端倪。它不仅影响了哲学，尤其是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世界中的分析取向，也浸染着19世纪才开始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登上舞台的心理学。
然而，这种形势正在发生改变。在哲学界，过去的几十年见证了一种新范式的涌现，它尝试对人类的共享意图（或称为集体意图）进行描画。诸如约翰·塞尔（John Searle）、迈克尔·布拉特曼（Michael Bratman）和玛格丽特·吉尔伯特（Margaret Gilbert）这些有影响力的哲学家都加入了这一行列，并部分揭开了相关活动中涉及的参与方式。而与之密切相连的人类活动虽然从表面上看充满了个体主义色彩，但背后的社会关系、文化习俗、规范和制度在其间扮演的角色决定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本质上，人类独特心理的深层结构浸染着很强的社会性成分和文化底色。
在心理学界，这种变化由演化取向推动。对比人类及其灵长类近亲的演化会清楚地发现，其间涉及的重要差异都源自人类独特的互动形式，尤其是人类乐于从事的多种形式的合作，其中也包括人类独具的合作性交流，其使得人类群体可以借助合作创造出任何个体所无法独自创造出的各种事物，这在电脑和摩天大楼这类创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当然也体现在更为基础的人类能力当中，如习俗性语言交流和借助道德准则进行的自我调节。
《我们为什么要合作》以2008年我在斯坦福大学“泰纳讲座”（Tanner lecture）上所讲内容为蓝本。当时的讲座主要针对普通听众，其核心观点在于，相比其他灵长类，人类具有超强的合作性。幼儿似乎天生就会合作，实际上，成人的社会化引导和训练并不会在其间起到多大的效果。当然，这并不是说成人的社会化训练是不重要的，它确实重要，但只是对那些年龄大一些的儿童。儿童可以不避困难地去帮助别人达成目标，也可以和他人合作以达到共同目标，他们在此类任务中表现出的一般性合作天性并不是社会化训练带来的。本书中提到的很多研究都致力于描述人类的这种适应合作的独特方式。
《人类思维的自然史》面向的读者更多的是学术界同人。它的核心观点是，人类思维的独特形式立足于灵长类思维（类人猿在问题解决情境中也会进行思维推理），但随着演化的推演其又逐渐超越灵长类思维。使人类思维得以超越的原因在于社会过程的融入，社会性成分和交流成分的参与使得人类有能力形成视角性认知表征（同一动物既可被称为狗，也可以被称为宠物）和进行递归思维。例如，那些管控推理过程的规则，只要不是自我矛盾，皆来自社会这一统一整体中，本质上，是它们限定了某一文化背景下的理性。本书以暗喻开头，指出人类思维就如同一个爵士乐演奏家私下即兴表演的一个新曲目。无毋置疑，这是个体活动，但如果没有创造乐器、乐理的先辈以及构成制作音乐过程中重要一环的观众，这个所谓的“个体活动”就无法实现。
我不是跨文化心理学方面的专家，但通过阅读一些相关研究，我知道连同中国在内的很多东亚国家的文化都更偏向于集体主义，而这同我自己成长和学习的文化环境并不一样。所以，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我这里的很多观点可能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无论如何，我仅着眼于论证相关知识的准确性，同时希望即便是拥有集体主义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东方读者，也能在同人类社会互动和思维这些基础过程相关的问题上有所启发。
迈克尔·托马塞洛
Michael Tomasello
2016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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