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有机体都具有“刺激-反应”这类反射性连接。行为主义者认为，所有行为都是通过这种机制组织起来的，尽管复杂有机体的连接可以是习得的并且以各种方式彼此联系，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另有一些观点则承认，复杂有机体亦具有演化而来的专化环路机制，如反馈控制系统等，这些机制内在包含着目标状态和行为可能性评估成分。从此观点的角度来说，认知并非来源于复杂化的“刺激-反应”连接，它来源于个体获得（1）在各种适应性专化中发展出来的灵活决策和行为控制能力；（2）认知表征能力与对具有因果和意向性成分的事件进行推理的能力。
适应性专化机能构成自我调控系统，诸如哺乳动物血糖和体温的稳态调节等很多生理过程都可以看作这类系统的具体表现。这些专化机能在促进适应性行为产生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要远远超过简单的“反射”，它具有更宽广的适用情境，同时也更为复杂，如蜘蛛结网。可以想象，仅凭“刺激-反应”这种简单的连接机制，蜘蛛根本无法完成如此复杂的任务。实际上，蜘蛛结网的过程具有很大的动态性和情境依赖性，这也意味着在此过程中，蜘蛛必须具有一定的目标性，同时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调节。虽然如此，我们仍然不能称此类专化机能为认知性的（最多可以说具有微弱的认知成分），因为从定义上来说它充满未知性并缺少灵活性：为达成目标的行为可能性与所觉察的情境之间的连接过于固化。此种情况下，机体并不具备灵活处理新异情境所需的因果/意图性理解能力。而这类适应性专化是自然选择面对相对稳定的同一情境演化出来的固化处理模式，因为情境变化幅度很小，灵活性就不具有被选择的必要。
随着生存环境不可预测性的增强，自然选择不得不赋予个体新的认知和决策能力，以识别新异情境并对其进行灵活处理，这个时候，认知和思维开始出现。处理新异场景能力的产生，也意味着因果/意图性成分开始渗入认知过程。于是具有场景适应性的一些新的行为反应模式的出现成为可能。例如，基于具有的因果关系推理能力，黑猩猩可能意识到在某一特殊情境中，必须对可用工具进行新异操作转换才能达成期望目标。一个具有认知能力的个体，本身具有对任务价值和目标进行操作的控制系统，这使得个体具有：
（1）对与价值或目标相关任务进行因果和意图性处理的能力；
（2）对使价值或目标达成的行为进行选择的能力。
这种控制系统描述同哲学上理性行为产生的经典“信念-愿望”模型很相似。它们都认为，探求未知世界的目标和信念使我们产生某种行为意图[1]。我们把这种灵活的、个体自我调节来完成任务的认知方式称为“个体意图性”（individual intentionality）。在个体意图性的自我调节模型框架下，我们可以说，在某些情境中，个体不是直接通过某种外显行为，而是在行为发出前（或不同外部因素进入情境时）想象可能的处理方式，这时思维就发生了。这里的想象与对潜在知觉经验的“离线”模拟有很大的相似性，而要能够在行为发出前进行此类想象，需要满足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前提假设：
（1）“离线”表征经验的能力；
（2）通过模拟或推理对表征进行归因/意图/逻辑操作的能力；
（3）自我监控的能力及通过模拟事件发生进而做出深思后决定的能力。
某个行为决策的成功与否，揭示了表征、模拟及自我监控等潜在过程受到自然选择严格的筛选。
在具备自我调节和意图成分的系统中，认知表征具有两个属性：内容和形式。在内容上，机体的内部目标和外部定向注意（不仅包括知觉，亦包含注意）使得认知表征的内容并非指那些分散的刺激或感觉数据，而是整个情境（situation）。目标、价值和其他的涉及功用（态度趋向性的成分）可以看作个体对想要实现或维持情境的认知表征。尽管谈到目标时，我们有时是指一个物体或地点，但它们只是一种简略说法，真正的目标应该是拥有（having）物体或到达（reaching）某个地点。哲学家戴维森（Davidson，2001）曾写道：需求和渴望指向命题内容，如一个人想要的是……他手中拿着这个苹果……相似的……一个人有意向去歌剧院是指他最终置身于歌剧院（第126页）。同理，当代决策理论谈及事件达到某种状态的渴望和趋向时，也是同一个意思。
如果目标和价值被表征为意向情境，那么个体对与目标和价值有关的情境中的相关环境就会尤为注意。这样，意向情境和注意到的环境就具有了同一知觉背景和类似实体的表征形式，进而使得它们之间的认知对比成为可能。当然，复杂机体也会表征一些不那么复杂的事物，如客体、属性、事件，它们可能是某具体目的引导下的表征，但在我们这里的分析中，都把其看作与行为决策具有联系的某些成分。
为了更好地阐述上面的观点，让我们假定图2-1是一只黑猩猩在觅食过程中看到的图景。
图2-1 一只黑猩猩看到了什么
实际上，黑猩猩同我们人类知觉场景的基本方式是一样的，我们有很相似的视觉系统，这使得我们都会看到图景中的基本物体和它们之间的空间关系。但是，黑猩猩会注意些什么呢？尽管他的注意点有无数种可能，但此刻面对觅食决策产生的压力，他会注意那些与此决策相关的场景或“事实”，即：
（1）有很多香蕉在树上；
（2）香蕉已经熟了；
（3）树上没有同类竞争者；
（4）爬到树上就能得到香蕉；
（5）附近没有威胁自己的捕食者；
（6）从树上快速逃离有一定难度；
……
对于一个觅食的黑猩猩来说，如果我们假定它具备正常的知觉和行为能力，同时了解情境中的生态环境，那么当他做决策的时候，涉及的所有场景都会成为相关场景（relevant situation），并进一步在同一个视觉影像（非言语表征）中被投射出来（即便某一场景同主体期望有一定差别，如食物并未出现在往常的位置，其仍会被知觉为相关场景）。
相关程度（relevance）作为对个体场景敏感性的一种判断，给出一个总体定义并不容易。但从大的范围来说，个体对场景的注意不外乎两类：
（1）当作机遇；
（2）当作追求并维持目标和价值过程中的障碍（或者说与预测未来机遇或困难有关的相关信息）。
不同的物种有不同的生活习性，这导致他们注意的情境势必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对于美洲豹来说，满树的香蕉并不代表食物，但如果是一只黑猩猩则不然；而对于黑猩猩来说，美洲豹的存在则意味着自己有可能被捕食，因此，它必须尽快寻找到有助于自己逃跑的位置，如一棵下面没有枝丫可以爬的树（美洲豹爬不上这类树，而自己却具有爬树的娴熟技能）。现在我们把场景进一步复杂化：假定香蕉上面趴着一只虫子。这时对于三个不同物种来说，它们各自相关情境（目标达成的阻碍和机遇因素）之间的重叠程度将会更少（如果有重叠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相关场景将由个体的目标和价值权衡、知觉能力和知识储备、行为能力共同决定，也就是说，作为自我调节系统的所有功能将共同决定某个机体的相关场景。这也意味着，确定某个行为决策的相关场景将涉及个体生活中的所有层面（von Uexküll，1921）[2]。
在表征形式上，为了能够完成突破囿于特定经验限制的创造性推理，个体必须对经验进行类化表征，也就是说，把经验表征为那些概括化、图式化和抽象化的形式。有假设提出了用于解释相关机制的范例模型，指出个体会把注意过的场景及相关成分在某种程度上“存储”下来（很多知识表征模型把注意作为表征发生的第一道门），之后会有一个概括化和抽象化的过程，可以把这个过程称为图式化（schematization）。图式化的结果就是各类情境和实体认知原型的产生，包括物体的类别、事件的图式及各类情境原型。把某个新异场景或实体作为某类图式（或类别、原型）的实例，使得我们对该新异刺激的相关推理成为可能。
类别、图式、原型作为认知类型在本质上是个体对先前经验的想象性和符号性图式化的结果（Barsalou，1999，2008）。它们不会产生类似于某些理论家提出的，把事物表征为心理图像（如香蕉、水果及某些物体的映象）之后，再次提取过程中产生的失真和不确定性问题（Crane，2003）。之所以不会产生这类问题，是因为这些认知类型由个体先前类似情境下的相关经验组成（已被多次提取）。这就使得个体在目标背景下理解或解释某“新异”场景或实体时，可以把其同化到已知的认知类型当中：“哦，这只是其中另一个实例罢了。”
具有个体意图性参与的思维，涉及对情境及相关成分认知表征的一系列模拟和推理。首先是诸如“如果……将会发生什么”一类的行为决策过程中进行的工具性推理。例如，在“石块阻止了压在下面的棍子的移动”问题情境中，有些机体会进行皮亚杰（1952）称为“心理试误”的推论性模拟。此种情况下，黑猩猩将会想象性模拟如果硬拽下面的棍子将会发生什么，如果判断硬拽是无效的（考虑到石块的体积和重量），它可能会选择在取棍子之前先把压在上面的石块推开。
此外，还有围绕目标和价值达成而进行的因果/意图联系推理（外界因素同目标达成之间关系的推理）。例如，看到一只猴子在香蕉树上吃香蕉，黑猩猩会推断周围没有美洲豹（逻辑是：如果有的话，猴子应该早就逃跑了）。或者在地上发现一个无花果，倭黑猩猩会推断它应该很甜，并且里面有籽，之所以能做这样的推论是因为之前曾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水果，而这个只是此类水果里面的一个罢了。又如，猩猩能够识别同类爬树行为背后的意图，它会推测与该爬树个体行为目标及注意有关的内容，进而预测即将发生在该同类身上的行为。随着诸如此类经验的不断图式化，个体逐渐发展出因果/意图推理模式的一般认知模型。
对上述过程进行概念化的最佳方式就是通过离线、基于想象的模拟，包括对个体从未直接接触过事件及实体表征的重新组合。例如，类人猿想象当美洲豹出现在猴子活动范围时，猴子会做什么（Barsalou，1999，2005，2008）。更重要的是，表征组合过程本身就包含有不同想象和现实场景之间的因果/意图关系成分，同时涉及条件性、否定性、排除性等类似逻辑转换成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逻辑操作本身并非意象性认知表征，而是个体实际任务中经历的认知过程［用布鲁纳的话说，即“生成”（enactive）；用皮亚杰的术语，即“操作”（operative）］，至于具体这个过程如何发生，在下面的类人猿思维论述部分将会以实例的方式谈及。
为了保证思维的有效性，具有个体意图性的机体必须能够观察给定环境中某行为的结果，并评估该结果与期望目标和期望结果的匹配程度，依靠这类行为监控和评估过程，个体方能从经验中不断学习。
上述自我监控中涉及的认知成分允许监控主体在头脑中提前预演可能的“行为-结果”联结，在头脑中假设某类事件将在现实中发生，然后通过想象来评估可能的结果。通过对可能犯错的提前矫正，这类过程帮助个体做出更缜密的决策［源于此条件下失败仅仅意味着某假设而非真实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失败，丹尼特（Dennett，1995）把这个过程称为波普尔式学习］。例如，想象一只松鼠要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我们或许能够观察到它准备跳跃时的肌肉收缩，但在某些情况下，松鼠通过想象模拟可能会发现两根树枝距离太远，进而从原来的树枝爬下，然后爬到另一根树枝。直观的表述就是：如果松鼠准备通过跳跃的方式到达另一根树枝，它会提前对跳跃后果进行模拟评估，如可能发生从树上跌落这类负性后果，之后松鼠就可以借助模拟得来的信息决定是否跳跃。奥克伦特（Okrent，2007）认为，通过提前对不同的行为选择带来的可能后果进行想象，然后在想象域中评估并提取出最优选择，是工具性理性内涵的本质。
自我监控（需要执行功能的参与）是认知性的，这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个体观察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行为和结果，同时还涉及对自己内部模拟的监控，或者个体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对决策信息进行评估，以预测某一决策成功的可能性。具体到人类，我们甚至会把对他人的想象性评估，或者交谈过程中对他人的想象性理解作为潜在行为决策的重要依据。总的来说，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某些类型的自我监控对我们称为“思维”的东西总是至关重要的，毕竟，它包含着个体对自己所做的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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