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于行动者的思维

早期人类具备的第二人思维（second-personal thinking），其目标是在与特定他人进行直接合作或交流互动时，解决可能出现的协调问题。现代人类面对不同类型的协调问题，其中包括与几乎没有共同基础的陌生人之间出现的交流问题。从行为层次上讲，解决这些交流问题的方法是创造出群体范围内适用且中立于行动者的习俗、规范和制度。在文化共同基础中，每个人都会预期所有人都遵守这些习俗、规范和制度。为了与其他个体沟通性协调，人类交流同样需要习俗化，不是因为个人而是因为文化共同基础。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交流者，尤其是在共同决策中成为一名合作者，现代人类需要用语言外化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及原因，并使用文化群体规范判断这些言语行为及其原因的可理解性和合理性。因此，现代人类不仅仅参与其他个体的联合性意图，同样也参与整个文化群体的集体性意图。

早期人类会同时从多个视角认知表征各种情境和实体，随后他们就将指示性和象征性交流行为中关于情境和实体的特定视角暗示或象征化表达出来。现代人类开始借助那些中立于行动者的习俗、规范和制度，与不熟悉的他人进行合作和交流，因此他们建立的认知模型和模拟的视角涉及不只是特定的他人，而是一般的他人或是更大的群体。许多年以来，群体都作为整体以特定方式视角化和系统化经验，具有语言习俗的个体出生在这样的环境中，会将这种方式具体呈现出来，因此，这种客观化的表征似乎是必然的结果。这一新的社会性操作的方法，让认知表征具备了三种新的重要特征。

习俗化 在生命历程中，现代人类个体第一次以习俗语言的形式“遗传”了一种文化构建的表征系统，包括结构化地存储由祖先发现且在与他人交流中有用的概念。言语习俗（linguistic conventions）在群体的共同基础下共有，由于人类的群体意识和一致性（从众），他们可以规范地被训练为用“社会标准”（community standards）来约束语言的使用。尤其是对语言获得期的儿童，这似乎表明个体言语规范的作用是先天存在的。

此外，言语规范的任意性创造或至少促进理解一些高度抽象概念的能力，如公正（justice）或勒索（blackmail）等概念不是系统化一个分类集，而是系统化的主题或叙事性的实体。在不同情境中，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也会将相对具象的概念变得更加抽象，如开（open）或打破（break）。更重要的是，由于习俗化的特点，言语习俗及其相互关系使得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够外显地表征具象化的概念，如小羚羊（gazelle）、动物（animal）、晚餐（dinner）等。由于从个体自身工具性行为经验得到的概念与使用语言习俗构造的概念存在差异，这些具象化的概念在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从早期希腊人到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9]都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

命题式 现代人类开始以一定样式（in patterned ways）的组合形式使用语言习俗，将抽象的语言结构创造为各种语言完形（linguistic gestalts）。很多语言结构将整个命题概念化，二阶符号（second-order symbols）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使用二阶符号的内部结构完成这个过程。命题水平的语言结构是视角性的（如积极vs.消极），其中一个元素（主语）提供了一个进入概念化情境的视角切入点。而语言结构的抽象化让构建概念组合成为可能，因此，我们可以向自己表征各种想象的实体和情境，从幸福的太阳到月亮里的人等。语言结构为各种隐喻表征提供了可能，隐喻表征的类比结构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如一个想法“破坏”（undermining）另一个想法、各种活动“吃掉了”（eating up）我的课余时间。在语言结构上将各种交流动机和态度外化，有助于客观地建立关于经验的观点，它认为与事实类似的命题内容应该独立于任何特定个体的愿望或态度。

现代人类也可以使用这些语言结构做出断言，这些断言可能是关于特定偶发事件，也可能是关于一般性事件或某类事实，人们可以确保这些断言客观真实，尤其是在强调规则（“人们不会在公共场合这么做”）和教学（“这是这样运作的”）的时候。这种一般性可能缘起于断言背后的规范性“群体声音”（group voice），并赋予它超越个体的客观性。

“客观性” 早期人类生活的世界中包含了不同个体的观点。现代人类也是一样，但同时在群体意识的文化背景下，还出现了一种由全世界共同创造的实体，如与婚姻、金钱和政府相关的习俗、规范和制度等。这些实体在个体亲身经历前就已经存在，它们的存在也不依赖于任何单一个体的想法和愿望，就像是物理世界一样，是一种“已然存在”（always already there）的状态。此外，这种集合实体（collective entities）预先设定角色，其中任何主体理论上都可以无缝衔接。事实上，在一些情况下，这些角色又会创造出新的事实，如总统和金钱，我们已经看到了它们真正的作用。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个体需要能够采用中立于行动者的评价的视角来看待事物，一种特殊的“先验的”视角构成了这个客观的世界，并验证个人判断的真假和正误。

作为一个现代人类，个体要建构自己关于这个世界的认知模型，仅使用简单的因果和意图推理是不足够的。为了解释行政和婚姻等问题，除了语言和文化，他们还需要理解由一些集体协议（collective agreement）创造并由集体规范判断保留下来的事情。换句话说，他们需要一些新的有关集体现实（collective realities）的概念，超越单一个体和多个个体的想法和态度。构建这样的模型自然会导致类似真实、正确之类的判断，但这些判断并非源于个体自身，而是来自文化背景中超越个人的、“客观的”观点。言语表征（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尤其是断言这种区别于第二人的态度（second-personal attitude）和一般命题内容（例如“我觉得在下雨”）的表征，在于它只额外增加了更多的客观性和具体性。因此，现代人类将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集体化”，并据此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模型客观化。

“人类和类人猿有共同祖先”这一推断是简单的因果和意图推理。早期人类的推理是递归结构的，这使得它们能够进行并解释合作交流行为，尽管这种行为可能仅仅只是伸出一个手指。但是现在，现代人类的语言交流为推论和推理打开了全新的大门。我们现在具有了形式推理（formal inference）和语用推理（pragmatic inference）的能力，交流者可以从客观、规范的角度反思外部交流工具（communicative vehicles）。对他人的推理和辩护（以及对自己的内部推理），有助于个体将多样的概念联结起来形成独立的推理网络。

言语推理 不同语言学习俗所指对象的分层关系是习俗化（conventionalization）过程中的一部分。于是，每个人都明白人们只对一种特定的动物使用“羚羊”这个词，而“动物”这个词则可以对所有动物使用，羚羊只是其中一种动物。据此我们就可能进行形式推理：如果我们知道一只羚羊在山顶上，那么我们就知道有一只动物在山顶上（但反过来却不成立）。形式逻辑（formal logic）的早期发展是建立在形式推理基础上的，在当代概念角色语义学中，形式推理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

样重要的是，我们都明白我们知道一个交流者可以选择用词，这就引出了格赖斯（Grice，1975）的语用推理：如果我将某人看作“熟人”（acquaintance），那最可能意味着我们并不是朋友——因为如果我们是朋友，我会使用“朋友”（friend）这个词。这些含义和相应的推理可能也只是因为有效的选项是群体共同的文化基础，因此，我们能够一起疑惑为什么我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习俗的语言交流使新的推理类型成为可能。

此外，语言交流和语言习俗（linguistic convention）的任意性，让现代人类可以使用语言外显地表达一些在早期人类的自然手势中不容易表达的概念，如意图状态和逻辑运算。基于这样的假设，在个体使用外化行为向他人表达自己思维的时候，我们能够理解他们的思维——因为只有这样个体才能从他人的视角出发，尝试理解他人的观点。语言交流使得现代人类能够拥有更多能够反思性思考的新概念。重要的是在一些情境中，正如现代人类自己的反思性思维一样，他们不仅仅会从自己的角度思考，或只从他人的角度思考，也可以从一个更为“客观”的角度进行思考。

反思性推理 合作性争论是一个特殊的谈话情境，在其中我们尝试针对一种行为或信念进行群组讨论。我们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下定论、寻求真理，也需要使用推理和判断支持这些定论，这也就将大家认为是正确或者可信的事物联系起来。这一过程的结果是，将现代人类各种概念化、命题式的想法用语言表达出来，使其在“信念网络”（web of beliefs）上联系更紧密、更易被推理，网络上的每一个元素均能够从与其他元素的推理关系中获得意义。这种联系性是成为一个完全理性动物的关键成分，作为完全理性个体的我们，“了解自己”的整个概念系统，在这个概念系统中命题式思维涵盖了对各种命题的推理和判断（例如，在争论中，它们可以作为彼此的前提和结论）（Brandom，2009）。

此外，现代人类开始参与这类合作性争论时，表明他们接受了规范的存在。这些规范使得做出某些行为的个体将会被无视或排除出群体的决策过程，如反驳每个观点、在辩论过程中改变立场或者认为单一的定论同时是对或错的个体。合作性争论的过程是特殊的语言博弈，其中人类的理性规范逐渐影响了所有那些想要在集体决策（如政治、审判和认识上的决策）中发表意见的个体。

所有这些规范都可以被内化。简单来说，内化是指对于个体来说，无论是作为交流者还是作为接受者，个体做出的一个交流行为中就包括了保持“另一个”到“客观”的可理解性、合作式参与等规范标准。其造就的内在对话（internal dialogue）是人类思维的一种重要类型（Vygotsky，1978）。当交流情境是合作性争论时，争论中的论证和判断就是当前得到内化的内容。个体可以给自己一个普遍性判断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自己会像现在这样思考，因此，他会通过其他概念化普遍认可的推理关系来确定自己的概念化过程。获得信念网络与人类灵活地使用这一网络的能力，是进行个体推理的能力基础。

此时，现代人类的推理，不仅是类人猿那样想象因果和意图序列，也不仅是早期人类的视角化和递归化，而且包括了使用语言习俗的新推理，以及反思自身思维的新形式，其中包括内在对话。当这些过程出现在特定合作性争论情境中时，就出现了我们所说的推理（reasoning）。因此，在文化群体的规范标准背景下，现代人类有时能够进行一种合乎逻辑或反思性的推理。

早期人类会进行合作性自我监控（cooperative self-monitoring）和交流性自我监控（communicative self-monitoring），前者是指通过对特定对象反馈的评价，调节自己的合作行为；后者是指通过对特定伙伴的预期性解释，调节自己的合作行为。将这些过程放大到现代人类生活的文化特质上，个体现在能够自主调节自己的行为决策，而不需要借助文化群体中大家都知道并接受的规范。现代人类在决策中不仅感受到第二人的压力（second-personal pressure），同样也会感受到群体水平使人保持一致的规范压力。因此，我并没有违背自己的承诺，首先因为我并不想让我的伙伴失望，其次因为在这个群体中“我们”并不会这样对待其他人。这种更一般的规范性最终回归到了群体认同：如果我想要成为这个群体的一员，我就必须像他们那样做，我们（包括我）都承诺遵守这一规范。

现代人类的思维和推理在多个维度上都变得更为结构化和有组织。当个体依据交流习俗（communicative conventions）与他人交流时，需要以自己预期能够成功的方式进行。此外，在群体决策和合作性争论情境中，个体必须遵从特定的规范。参与群体决策的其他个体以一种有用的方式参与进来，与我息息相关，因此每个人都与其他人息息相关，遵守推理和争论的规范，通过与已经被广泛接受的命题和论据联系进行论证，等等。内化使这种交流过程成为个人理性（individual reason）。

规范性自我管理 规范性自我管理是集体规范性（collective normativity）内化的结果，个体借助群体社会规范，进行合作和交流的自我监控并调节自己的行为。现代人类与自己交流，思考并评价自己的思维与群体社会规范标准的关系。这种反思意味着人类知道自己正在想什么，并可以用这种方式向自己提供关于这些思维的一般推理和原因。因此，某种程度上个体使用了“共同体标准”（community standards）将自己很多各异的想法以复杂推理网络的形式联结起来。思维的主体对自己的思维和推理运用执行控制时，同样进行这样的反思。科斯佳（Korsgaard，2009）强调了人类不仅具有目标并以特定方式做出选择和推理，同样会在事前对其进行评估，这些是否是好的追寻目标、是否是好的决策、是否是好的原因，即具有一个额外的反思和评价层面。这里提到的规范判断并不只针对自己，也不是针对特定的伙伴，而是针对群体内任何会以同样方式做事的个体，做出一种关于能否作为一个好的目标、决策或对理性个体推理过程的判断。

现代人类会使用内化的群体社会规范来指导行为和思维。这意味着在合作性互动中，基于合作的规范，现代人类遵照广泛接受的方式来做事；而在交流互动中，基于群体中有关推理的规范，他们遵循广泛接受的方式使用语言和言语性论据（linguistically formulated argu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