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与挤压下的中国制造

《中国制造2025》的推出，表明中国已经完成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突破“双端挤压”的战略布局，这对中国制造乃至中国经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文／黄群慧（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2015年11月2日，C919大型客机首架机在中国商飞公司新建成的总装制造中心浦东基地总装下线。C919的下线对中国高端制造业影响深远。

2015年是中国“十二五”时期的最后一年，从目前的数据看，本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应是“十二五”时期最低的一年，甚至会是1991年以来的最低增速。在工业下行压力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利润总额连续近一年同比下降，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连续40多个月负增长。

工业中的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已经从2013年10月的11.4%下降到2015年10月的6.7%，两年时间几近“腰斩”，2015年除6月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到7.7%，前10个月增速都低于7%。

客观地说，2015年中国制造业的确面临前所未有的下行压力。

但是，我们还必须关注到中国制造业的一些深层次变化。

一是发展阶段的变化。进入“十二五”后，中国工业化进程从中期步入后期，中国已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这些工业品的需求高峰已过，于是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工业化国家的实践表明，到工业化后期都面临经济增速从工业化中期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甚至中速增长的趋势性变化。

二是经济结构的变化。2013年中国服务业占比首次超过工业。2015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占比达到51.4%；制造业增长7.0%，远高于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7%。近年来高技术产业增速一直高于工业平均增速，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制药、新能源汽车等发展尤为迅速，出现“冰火两重天”格局。

三是中国制造总体能力大幅提升。中国制造业产出自2010年始已连续5年保持世界第一的地位，占世界比重超过20%；中国是唯一在联合国工业大类目录中，拥有所有工业门类制造能力的国家。

2015年中国制造面临巨大压力和问题，这是国内产业升级“转型之痛”与国际全球价值链“双端挤压”叠加的集中体现。但《中国制造2025》的推出，表明中国已经完成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突破“双端挤压”的战略布局，这对中国制造乃至中国经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转型之痛

中国在成长为世界最大制造国的同时，也积累了很多问题。例如，传统产业的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严重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掌控不足，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并长期存在，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等等。推进中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是接下来中国经济现代化最为关键的任务。

这种转变的焦点是如何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从中低端的“旧常态”走向中高端“新常态”，就是从一个稳定均衡走向另一个稳定均衡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痛苦和艰难的，已有经济结构的惯性是巨大的。“十二五”前四年，国家制定的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数量型”指标基本实现，但制造业“大而不强”的根本性问题没有显著改观。2015年，随着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中国制造业低成本竞争优势更加不适应，增速显著下滑，重化工产能过剩严重，企业利润连续负增长，“转型之痛”症状突出，也更彰显了新动力不足和转型升级的急迫性。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是技术创新，但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不仅仅是加大研发投入这样简单。近年中国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全社会R&D经费支出从2010年的7063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13312亿元，增长88.5%，年均增长超过20%，2013年和2014年R&D经费支出与GDP之比提高到2.09%。但是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问题依旧十分突出。

创新能力的提升，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构建一个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创新活动绝不仅仅是企业、产业或科技界自己的活动，而是涉及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

如果从产业逻辑看，制造业创新能力提升关键在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而金融、教育、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体制机制约束，效率和国际竞争力都亟待提升。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国外的差距更大。

放松生产性服务业的管制，以市场化导向深化事业单位体制机制改革，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效率提升和改善服务于制造业的激励机制，从而逐步推进制造业创新能力提升，这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逻辑。

双端挤压

产业革命以来，国际分工经历了工业制成品与农矿业的传统产业间分工、工业内部各产业各产品部门的产业内分工、同一产品不同价值链增值环节的产品内分工。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基于价值链不同工序、环节的产品内分工获得极大发展，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主导的国际分工形式。

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因其资金、管理、技术、品牌等优势而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调配资源，处于价值链的控制地位和附加值更高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中一般扮演主导者角色。

对于后发国家，其制造业转型与发展的关键是如何实现从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攀升。

近年中国制造业呈现出在全球价值链中从低端向中高端攀升的趋势。而且，中国国内市场规模不断增大，内部分工体系逐步形成，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与新兴市场的交流和合作不断深化，这为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和机遇。

但是，这一攀升过程面临着发达国家的高端挤压和新兴经济体低端挤出的“双端挤压”。

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深刻反思“制造业空心化”，加速推进“再工业化”战略，纷纷推出以制造业信息化和制造业服务化为核心的各类制造业发展战略和规划。例如，美国提出“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提出“工业4.0”，法国提出新工业34项计划，试图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牢牢占据制造业高端，这对中国制造业形成高压态势。同时，美、欧等各国加速构建新一轮全球贸易、投资秩序新格局，通过积极推进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美国正在组织创建超越WTO规范的全面性经贸自由化网络，这将成为制约中国制造业融入新的贸易、投资秩序的重大障碍，对中国产品向TPP成员国出口造成威胁，对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竞争体系中的比较成本优势形成冲击。

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东盟、印度等将以更低廉的成本优势实现对中国制造的替代。例如，泰国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中国大致相当，但人均工资水平却显著低于中国；越南、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和平均工资均低于中国。随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其制造业区位吸引力会快速提升，对中国引资的替代效应将逐渐增强。

2015年，在经济下行压力日趋增大背景下，一方面是一些跨国公司开始关闭在中国大陆的工厂，如微软关停诺基亚在东莞和北京的工厂；另一方面，一些长期做代工的国内生产企业也不断倒闭，如知名手机零部件代工厂苏州联建科技。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双端挤压”困局。

战略突破

面对转型升级重任和“双端挤压”困境，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制定自己的制造业发展战略规划。《中国制造2025》正是这样一份突破“双端挤压”、实现转型升级以及工业强国建设的十年行动纲领。

这个规划具有前瞻性、长期性和国际竞争性，一方面准确把握了世界工业化发展趋势——制造业信息化和制造业服务化，积极应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高端竞争；另一方面为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提出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2035年整体达到制造强国中等水平、2050年步入制造强国前列的长期发展目标。

另外，《中国制造2025》还具体规划了五大工程、十大重点领域，明确了未来的主攻方向和政策着力点。迄今为止，十大领域的技术路线图已经公布，五大工程的实施方案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这在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巨大下行压力、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背景下，对提振市场信心具有重要作用。

未来在实施《中国制造2025》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重视中国制造业核心能力的培育和构建。基于产品构架视角，中国制造业产品现在大多是简单的模块化产品，未来应努力培育出生产复杂的一体化产品的核心能力，通过核心能力构建进一步突出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创新驱动和高端要素承载功能，从而总体上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规模扩张主导转向创新驱动、质量提升主导。

二是注意从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建设入手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这要求不断深化包括政治、科研、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尤其要通过打破垄断和市场管制、改革投资审批、加强信用制度建设等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措施，消除体制机制障碍，提高生产性服务业服务制造业的能力和效率。

三是积极推进产业融合，这既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即推进制造业服务化，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也包括促进制造业内的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在融合中提升各产业的创新发展能力。

四是注意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作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政策是基础，长期以来中国重视使用选择性产业政策，而忽视竞争政策的作用，造成了一系列不良后果，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经济活力，阻碍了技术创新。未来一定要推进产业政策从政府选择、特惠措施为主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取向，转向普惠性、促进公平竞争和科技进步的功能性产业政策取向，从而促进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逐步实现。

尤其是要坚决避免以加快推进《中国制造2025》为借口，进一步强化实施选择性产业政策，从而影响良好技术创新生态的建设，最终背离了《中国制造2025》的初衷。

（采访整理 记者/赵福帅）

□ 编辑  王毕强  □  美编  虎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