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古巴
每个古巴人都有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
记者／吴如加（发自哈瓦那）
哈瓦那市内的一座加油站，摄于2015年8月16日。古巴革命胜利以来，燃料问题长期困扰着古巴，1988年至1989年，古巴进口的燃料98%来自经互会国家。苏联解体之后，古巴失去了燃料供给，大部分车辆因此无法发动。2000年10月30日，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签订能源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委内瑞拉以优惠价格每天向古巴提供5.3万桶原油，古巴则每年向委内瑞拉提供医疗方面的支持。尽管当前国际油价走低，委内瑞拉国内面临经济困难，但仍坚持向古巴提供原油。
“我们喜欢穿好看的衣服。不管吃饱不吃饱，衣服要穿好。这很重要。”古巴姑娘安娜说。
古巴人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很难在他们脸上看见忧愁，他们总是嘻嘻哈哈，载歌载舞。他们一边说着No esfacil（什么都不容易），一边一有机会就给自己找乐。
古巴人的乐观还体现在哈瓦那的城市气质，这是一座充满色彩的城市，鲜艳得不像一个计划经济下的国家。人们喜欢为自己的房子刷上各种明亮的涂料。在服饰的选择上，人们也更偏好鲜艳与时尚。
生活中的点滴进展，都能为他们带来无穷欢乐，尽管这些进展往往需要漫长等待。
古巴人并不着急，即便在最大的城市哈瓦那，也难见紧张的节奏。每天4点之后，许多商店便已打烊，人们在夜里很难买到东西。巴蒂斯塔时期的国会大厦已经进入翻修工程的第4年，尚未完工。人们不紧不慢地做着每一件事。
排队是古巴生活中的常见景致，买上网卡需要排队，买土豆需要排队，买冰激凌也需要排队，而售货员习惯了慢节奏，人们在柜台和窗口前排着长龙，售货员们在聊天、调情、打电话。
改革缓慢，生活不易。在这个尚未摆脱匮乏和低效的国家，人们习以为常，每个古巴人都有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
医生法比奥
一副键盘和鼠标，是最后所需的配件。装上它们之后，34岁的眼科医生法比奥，终于成功开启了他的电脑。这台电脑是法比奥一个配件一个配件攒出来的，从第一个配件到手，到成功开机，法比奥等待了5年。
“一年买一个配件，偶尔别人送我一个配件。”法比奥说，一台电脑需要500至600CUC，如果节约一些的话，足够一个古巴家庭一整年的开销。
“古巴有两种经济，一种是国家经济，一种是街头经济。本子上大米一磅价格是0.4比索，在街上大米每磅5比索。”法比奥说。
通常情况下，培养一名法比奥这样的眼科医生需要10年时间，而外科医生则需要13年。古巴目前仍实行免费教育，因此，法比奥在漫长学习生涯中，几乎不需要自己掏钱。
不过，硬币还有另一面——长期以来，法比奥的月工资只有600比索，即25CUC。对于哈瓦那的出租车司机而言，这只是从机场接一趟外国人到市区的价钱。“买什么都不够。”法比奥说。
从小法比奥就立志要成为一名医生。“在古巴，当医生不是为了赚钱或者成为富人。我喜欢治病救人。”在现实压力下，他的许多同事纷纷转行当了出租车司机，或者做起了其他更赚钱的行当。
法比奥的运气不错，作为古巴经济改革的一部分，2014年3月，古巴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从当年6月起“大幅度提高”古巴医生和护士等医疗工作者的工资，增幅从67%到187%不等。
一年多之后，2015年7月，改革的春风徐徐吹到了法比奥身上。他的工资从600比索涨到了1600比索，约等于64CUC。这在古巴的国有部门中，已经属于高收入阶层，但仍不足以让法比奥过上没有忧患的生活。
“只是比以前好点，还是不够用。买鞋子不够，吃的肉也不够。”
许多个体经营者富了起来，法比奥意识到了时代的变化，他决心要保持自己最初的价值观，“当医生是为了救死扶伤，不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变成富人。我喜欢当医生，感觉很好。”
只是有些时候，这样的决心并非总是坚定，当谈及他那些下海的同行时，他坦承，如果没有去年的那一次涨薪，“如果我有了孩子，又能找到赚CUC的工作，我也会去的。”毕竟，这是一个变化中的国家。
古巴的医疗常为人们所乐道，至少在拉美国家，古巴的医疗水平颇有口碑。大量优秀的医生是古巴重要的外交资源，法比奥曾被派往委内瑞拉参与“奇迹计划”，他在那里免费帮助300多名委内瑞拉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古巴约有5万名法比奥这样的医疗工作者在海外工作，为古巴换来了大量外汇和廉价石油。
哈瓦那的一家餐厅，摄于2016年3月17日。私人餐厅的大量涌现是古巴改革最直观的后果，改革之后，私营餐厅的座位限制从12-20增长到50；不允许提供牛肉和贝类的限制被取消。
在古巴国内，几乎所有的医疗都是免费提供的，这在一个欠发达国家殊为不易。对此，古巴姑娘安娜满怀感激，她不理解那些讨厌菲德尔的年轻人，“他们只看到了别人怎么生活，但是他们不珍惜自己国家拥有的东西。我们有免费的教育和医疗，他们得到了却不知珍惜。在古巴，再穷的人也有房子住，有医生看，有书读，有购货本。他们没有想过，如果自己去了别的地方，失去了这些保障会怎样。”
对此，安娜有自己的体验，20岁那年她曾作为交换生到中国学习中文。第一个冬天，她就生病了。“我去看病，我去的时候以为可以直接去找大夫。我坐在他面前，他问我有没有挂号。”
安娜感到意外，她知道在中国医疗并非免费，“但我以为可以先看病再交钱，因为我很不舒服。这让我觉得他们首先要的是钱，而不关心我的身体，在古巴不是这样的。”
古巴的医疗体系并非无可挑剔。为了合理分配医疗资源，古巴实行三级诊疗制度。普通病痛可在最初级的家庭诊所中就诊，家庭诊所中无法处置的病症则前往二级医院就诊，若遇上疑难杂症，则可至最高级别的医院或专门的研究所治疗。如果严格按照程序逐级就诊的话，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最高级别的医院只会接收那些病情最复杂的患者。
这很难解释，为何这个国家最好的医院里也人满为患。据一位医生透露，在高级医院里的病人，大多与医院工作人员存在一定裙带关系。只要医生点头，即便病情并不严重，也可以直接前来就诊。
因此，古巴人向医生送礼的情况非常普遍。在这个尚且淳朴同时并不富裕的社会里，直接送钱的情况很少见，多数礼品并不贵重，主要是日用品，如肥皂、牙膏、果汁一类。有些医生下班时，手里会拎着两袋五花八门的礼品。
古巴医生的素质在拉美已属前列，但古巴的医疗环境并不尽如人意。一位医生讲述了一件他印象颇深的事，他曾经在本该无菌的手术室里看到了一只苍蝇，而第二天这里就将进行一台重要的手术。而类似情况，在古巴并不罕见。
退伍军人安德烈
退伍军人安德烈等待了14年，终于可以在古巴再次买到汽油，重新发动了自己的阿根廷产菲亚特汽车。14年里，为了防止汽车报废，他每天都会走到屋檐下，把这辆菲亚特发动一次。
“1977年，我在苏联学习航海工程，在列宁格勒。”安德烈说完，突然又想起什么，“噢，现在它改了名字，已经和列宁没有关系了。这是苏联人民自己的决定，但是戈尔巴乔夫负有责任，他的新政就像毒药，摧毁了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的错误。”
在古巴，像安德烈这样，在苏联或东欧有留学或长期工作经历的人很多。彼时，安德烈是古巴武装部的一名中校。今年55岁的他已经退休，成了一名出租车司机。或许是因为军人出身，他格外守时，这在古巴是难得的品质。
如今，哈瓦那的街道上已经出现了许多新车，起亚、现代、标志等品牌可谓常见，国营出租车也多是崭新。但老爷车依然随处可见。这些可怜的车子从上个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一直服役至今。
1492年，当哥伦布踏上古巴的海岸时，他留下了一句令古巴人世代自豪的话：“这是人类眼睛所见到的最美丽的地方。”
现实中的哈瓦那街头并没有那么浪漫，这些行驶缓慢的老爷车，一发动起来便吱吱作响，发动机发出巨大噪音，像肺结核病人用力而艰难的咳嗽声，不知是因为老旧的发动机还是因为廉价的燃料，这些车子驶过时，总是伴随着滚滚黑烟。
这些被压榨了半个世纪的车子，随时可能在路上抛锚，修车是古巴司机们的必备技能。他们对车的保养很有一套，他们知道从哪里可以搞来早已停产的配件，“开车怎么能不会修车呢？”他们说。
安德烈的车处于一个尴尬的状态，它既不是可以取悦外国游客的老爷车，也不是质量更好的新车，那是一辆35年车龄的阿根廷产菲亚特，看起来和苏联产的拉达很相似，换用拉达的零部件也没有任何问题。在质量上和老爷车一样需要经常维修，在外观上则缺乏美感，略显呆板。
这辆菲亚特继承自他的叔叔，一名医生。在古巴日子尚好的年代，医生得到国家的良好照顾，他们可以用低廉的价格购买汽车。
安德烈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典型的正直守法者。他每个月准时全额上缴购买柴油的发票，接受政府的审查，以便自己能依法纳税。
2014年1月8日起，古巴实施出租车管理新规，古巴出租车公司的司机可以与公司签订承包合同，由国企员工变为个体经营者。
时代在变化，安德烈依旧相信精神激励比物质激励更重要。他向乘客收取的费用几乎是私营司机里最低的，即便慷慨的乘客愿意支付更多报酬，他也不接受。“我从武装部退休时有二十多个勋章，这都是精神激励，几乎没有什么物质，我感觉很自豪。”
出于一种社会主义道德洁癖，安德烈鄙视黑市贸易，认为黑市商人不劳而获，“他们应该受到惩罚。”他宣称自己从来不去黑市上买东西，这是一件很难得的事。就像一些古巴人所说的：“没有人能逃过它，几乎所有人都从黑市上买东西。”
哈瓦那老城的一位老爷车司机，摄于2015年1月16日。半个世纪以来，这些老爷车一直承担着古巴街头的客运任务，直到2011年10月，古巴政府才开放了汽车买卖。但老爷车仍然是街头运输的主力。黑车司机的收入普遍高于体制内的教授、医生。
“多亏了菲德尔。”这是安德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即便是在古巴最困难的“特殊阶段”，他也没有失去信心。
当时在武装部工作的安德烈参与了从中国采购自行车的计划。“武装部买了自行车，然后分给人民。当时的交通工具就是中国的自行车，去哪里都骑自行车，没有其他交通工具，没有零件修车，也没有燃油。”他回忆道。
“这展示了古巴人民的坚强，即便没有水电和食物。”他补充，“多亏了菲德尔的领导，他向人民讲话。我们一直对革命有信心，菲德尔和我们说得很清楚，早晚会渡过难关。人民坚持了下来。”
从1989年开始，安德烈的菲亚特便失去了燃油。他不知道何年何月燃油才会重新出现在这个国家。他把车子停在自己的屋檐下，悉心保养，偶尔换个零件，每日去发动一次车子，以免发动机沉睡日久，再也无法醒来。他在一次次的发动中，等待着燃油。这一等便从1990年等到了2004年。
安德烈为自己感到一些骄傲，他日复一日的保养终于有了成效。2004年，当古巴可以重新买到燃油的时候，停歇了14年的车子顺利发动。他还为车子换了轮胎，并重新刷漆。
在14年的等待中，他坚称自己从未有片刻难过。他并非爱车之人，“革命以前，我的父母是穷人，他们从未拥有汽车。汽车对我而言只是一个劳动工具。”
安德烈有两个女儿，他对当下古巴年轻人思想的自由化倾向颇感担忧。他强调人们应该把对革命的热爱传递给子女。“我感谢古巴革命，我的父母都是穷人，多亏了革命我才有上学的机会。”
和许多古巴人一样，安德烈在美国有许多亲人。“我有十几个家人在美国，这两个国家不应该敌对。”
但安德烈从来没有产生过离开古巴的想法，“在这里生，在这里死，这里是我的土地。”
资本主义餐厅
路易斯身上的阿迪达斯外套已经穿了10年，好在古巴几乎没有冬天，“一年就穿一两次。”这是某年生日时朋友送他的礼物。在商店里，这件衣服的价格大概等于当时他的六个月工资。
10年并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路易斯的老板，一直试图复辟家族上百年“资本主义餐饮”生意传统的费尔南多，等待了整整42年，终于等到了古巴政策松绑，开了一家餐厅。
与路易斯类似，许多衣服在古巴人身上停留的时间都超过了10年。人们从二手商店里买衣服，但是质量参差不齐，“若想买到质量好一点的衣服，你就得在里面有朋友。”路易斯说。
比索商店里只卖古巴国内生产的衣服，价格便宜，质量极差，款式也很糟糕。如果想要更好的衣服，就得去CUC商店里找了。
路易斯在大学里的专业是传媒，而现在他是一名私营餐厅的调酒师。他曾经尝试着当一名记者，可是每月工资只有15CUC。“有些记者赚得多一点，40、50、60CUC都有，但在古巴，你就是赚100CUC也生活不好。”
“在我家乡的那个省，15CUC必须和父母一起住才能维持生活。在哈瓦那这个大城市，当记者更维持不了生计，我只能换一个能养活自己的工作。”
路易斯从家乡来到哈瓦那，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私营餐厅里当厨师，每月能赚150CUC。他指了指脚上的鞋，“这双鞋60CUC，是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买的，现在买不起了。”
路易斯最终选择离开那家给他开了大价钱的餐厅，他解释道：“那是一家资本主义的餐厅，老板随便辞退员工，每天工作时间很长。”
现在的路易斯还是在一家私营餐厅工作，每月收入75至100CUC不等，比过去少多了，但“老板是个好人”。
在古巴，当人们谈论资本主义的时候，他们谈论的更多是关于道德及待人处事的方式，而非一个与财产权有关的概念。人们不会把一个有钱人叫做“资本主义者”或“资本家”，但如果一个人有钱又遭人抱怨，那么他就是一个“资本家”。
费尔南多是路易斯口中这家“资本主义餐厅”的老板。餐饮是其家族世代相传的事业。1835年，费尔南多的祖先从西班牙加那利群岛迁徙至古巴，他们用骡车把自己制作的清淡食品和甜点运到山区贩卖，家族生意一直延续至革命之后的1968年。
在这一年的3月13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演讲中向他的人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是要建设社会主义，还是要发展摊贩呢？”
哈瓦那贝达多区的一个农贸市场中，墙上写着菲德尔·卡斯特罗对革命的定义：革命是在历史的某一刻，改变所有应该改变的，是完全的自由和平等，是得到人的待遇和把其他人像人一样对待，是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摄于2016年1月。
哈瓦那的午后，一家国营商店外，儿童们在嬉戏。每个月的特定日子，古巴人会拿着购货本，来到这样的商店，购买低价供应的生活必需品。近年来，购货本上的东西越来越少，随着私营经济的逐步开放，这一苏联时代的遗物终将彻底消失。摄于2016年2月。
他历数小贩的罪恶：从不把自己和革命相结合，从不参加革命组织；从不参加义务劳动；剥削被雇佣者。然后他自己下了结论：“我们必须消灭所有私人商业的形式！”
几乎是一夜之间，57000多个私人产业被没收。
费尔南多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对美食的热爱，“一生都想为家族开一个餐厅。”
上世纪90年代的“特殊阶段”期间，古巴政府曾经对个体私营经济有过短暂松绑，个体经营者数量迅速扩大，但私营餐厅仍存在许多限制，“很多产品不能卖，比如海鲜和牛肉，雇员只能是自己家里人”。
正当费尔南多已经开始筹钱，准备实现家族梦想之际，政府又收紧了个体营业执照的发放。无奈，费尔南多开始了新一轮等待。
2010年，政策再次出现松绑。彼时费尔南多正在为一家合资酒店工作，有鉴于上一次的教训，得知消息之后，他决定抓住机会，立刻提出了辞职。
“决定很快，不希望重蹈90年代的覆辙。”
费尔南多将自家的车库改成了餐厅，随后餐厅进一步扩大规模，连客厅也纳入其中，直至现在，费尔南多原来居住的房屋已经全部被改造成了餐厅。“以前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小小的咖啡馆。”
政府对雇员的限制已经放宽，费尔南多的餐厅里雇员数量从最初的4人，发展至今已有33个固定员工、12个临时工。但是，对私营餐厅规模的限制仍然存在，譬如只允许摆放50张椅子，为了摆放更多的椅子，费尔南多只能申请2张执照。同时，连锁店形式也是不允许的。
古巴没有批发市场，这令费尔南多非常困扰，70%的食材是通过市场价从街头小贩手里购买的，因此成本很高。同时，这些食材的持续供应往往也无法保证，费尔南多不得不经常调整菜单，“写上那些容易买到的东西，那些时有时无的东西会一次性买很多储存起来，比如，牛肉、奶酪、冰激凌、火腿、啤酒。”
税收的负担同样很重，“从2010年到现在加了5次税，一次比一次高。雇用工人也要交税。每卖出一个比索的东西，我只能赚其中的6分钱（1比索=100分），销售额中的30%要交税，60%多是食材和人工的成本。”
尽管如此，费尔南多给雇员开的工资普遍高于其他餐厅。他不愿透露具体数额，“如果被财政部的人知道了，税就会更高。”费尔南多承认，他上报给政府的雇员工资很少，但付给雇员的实际工资则很高。“如果公开的话，他们发现我给雇员发这么高的工资，就会知道我撒谎了，觉得我赚了很多钱，然后税就会提高。他们从来不考虑人道问题。”
费尔南多认为高工资首先是对雇员的一种尊重，他不希望餐厅员工的流动性太大。另一个更现实的考虑便是“高薪养廉”，“大家更忠诚，不会偷东西。”
这是费尔南多在国营餐厅工作30年的经验总结，国营餐厅的员工每个月只有12到20CUC的收入，“服务员不关心生意，不搭理顾客，也不尊重顾客。所有人都从餐厅里偷东西，因为他们的工资不够买吃的。”
这不仅是国营餐厅的问题，国家控制的方方面面都是如此，所得与付出不成正比，人们只好各行其是。以交通为例，一些哈瓦那的司机并不在国营加油站加油，而是购买黑市上的汽油，他们将车停在一座不起眼的小屋旁，下车进屋，出来时便带着一桶汽油。而这些黑油多是公交系统的员工偷出来的。
既然是公家的东西，顺手牵羊也就成了常态，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有自己的办法。哈瓦那兴盛的雪茄黑市，便是仰赖雪茄厂工人们经年累月地“薅羊毛”。有人偷出盒子，有人偷出烟叶，有人偷出标签，有经验的卷烟工人再出人力，众人携手，凑成一盒，廉价售卖，外观上和国营店卖的雪茄一模一样，只是质量参差不齐。
更高的工资意味着更高的劳动和付出。“17个。”费尔南多指着天花板一角的监控摄像头说，“一共有17个。这样就可以看到员工的一举一动，防止菜上得太慢。”
在国营餐厅里，就餐的人坐下许久，服务员也未必会递上菜单，拿到菜单之后许久，服务员却迟迟不来点菜，上菜的时间十分漫长，就餐结束之后，等待结账的过程也非常考验耐心。
在这个人人习惯了慢节奏的国家，费尔南多不得不采用这种带有“资本主义剥削色彩”的方式，在自己的领地里提高一些效率。
星期五的夜晚，人们爬上哈瓦那临街的房顶，观看英国滚石乐队的演唱会。古巴政府曾经对英美乐队极其厌恶，这是半个世纪以来，西方乐队在古巴的首场演出，也是1959年古巴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演唱会。许多古巴人从其他省份专程赶来。就像滚石乐队那句脍炙人口的歌词：“Finally, the times are changing”（时代终将变化）。摄于2016年3月25日。
哈瓦那西郊的一个超级市场，周边坐落着许多合资企业和外国代表处。商品价格昂贵，购物者多是外国人和上述企业中的古巴雇员，超市中有不少进口商品，雀巢、品客等品牌均有售。虽然货架仍显空旷，但在古巴已属难得一见。摄于2016年2月。
哈瓦那的一个农贸市场外，古巴独立英雄何塞·马蒂的雕像。1993年，古巴恢复了在1986年“纠偏”运动中被叫停的农贸市场。2011年，古巴政府允许农民直接将农产品出售给酒店和餐厅。摄于2016年1月。
“所有人都觉得我是有钱人，但是我连车都没有。希望政府不要认为我拥有这个餐厅就是个百万富翁了。经营一家餐厅需要牺牲很多，工作量很大，睡眠很少，我很累。工作量和收入不成正比。”
近半个世纪的等待之后，费尔南多终于实现了家族的梦想。但他仍在等待，等待古巴出现批发市场。“我在为未来工作。”费尔南多并不指望现阶段能赚大钱，“维持生计，维持住我的品牌。将来食材的供应跟上了就可以赚得更多。”
他相信上个世纪90年代的收紧政策不会再出现了，“就像其他国家一样，政府只需要掌握重要的领域。很多国有的东西会慢慢变成私有的。”他不能理解“政府怎么可能引导一个小小的咖啡厅呢？”
私人餐厅会经营得比国营餐厅更好，费尔南多坚信这一点。“100%确定。”他更正道，“不，150%。”
老爷车司机拉戈斯
曾经战斗在安哥拉的古巴世界革命战士拉戈斯，踩了14年的人力车，终于攒够了钱，买足了修好外祖父留下的老爷车所需的全部零件。如今，他终于可以既开老爷车拉客，也蹬三轮车拉客了。
拉戈斯看不起那些拼装出来的老爷车。在他看来，老爷车的收藏价值与其原装零部件保存完好程度密切相关，那些连复古的车身都是后来人用钢板拼接起来的东西，根本不算老爷车。
拉戈斯的傲慢来自于他车库里那辆白色的菲亚特1200，他的外祖父在1957年买下了这辆车，产自意大利。
如今游客日增，在马列贡，不时可见一辆辆敞篷雪佛兰载着欧美客人呼啸而过。古巴人突然发现，拥有一辆老爷车可以带来丰厚的收入。老爷车的价格随之飙涨。
相传，哈瓦那民间组织——老爷车俱乐部的会员们，过去每周六都会开着自己的老爷车到马列贡聚会。“确实有这样的组织，但现在很少活动了。”一位在哈瓦那老城揽客的老爷车司机说，“我们每个人都要赚钱，没有时间。”
像拉戈斯这样拥有原装车的人不多。“很多人想买我的车，出价20000CUC，我不想卖。”
拉戈斯的年纪比他的车小，他于1964年出生于东部的奥连特省，母亲是个庄园主的女儿，父亲是在庄园里种咖啡的劳工。
“外祖父所有的孩子都在庄园里工作，爸爸和妈妈相爱了，爸爸把妈妈带走了。”
根据古巴法律，拉戈斯在他17岁那年去登记服兵役。等待他的是一场远在另一片大陆的战争。“没有告别，登记完毕，拉上车就去安哥拉打仗了。”
因为登记服兵役之后音讯全无，“我的母亲一直哭，她说自己的孩子一定是被送到安哥拉战场了。”
直到四五个月后，拉戈斯才从安哥拉寄出第一封家书。“当时年龄很小，那个地方完全不一样。我从没有拿过武器，非常害怕，听到第一声枪响就吓得把手里的武器都扔了，后来又捡起来。”
残酷的安哥拉给拉戈斯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很多死人，都是年轻的战友。”弹片在拉戈斯的背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当年中弹之后，他全身出汗，“以为自己这么年轻就要死了”。
从安哥拉回来之后，拉戈斯又去了捷克斯洛伐克，在经互会工作。苏联解体之后，他才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奥连特省。
他为国家服务了一生，现在他要开始为自己过活了。拉戈斯回国时正值“特殊阶段”，“奥连特比所有地方都更差，没有水，没有肥皂，什么都缺，人们把香蕉皮磨碎了吃。”最困难的时期，拉戈斯和他的哥哥靠钓鱼养活了全家人。“连续吃了两三年的鱼。连油都没有。”
拉戈斯的外祖父80年代初过世，这辆车被交到了拉戈斯的表兄弟手里，但一直被闲置，“他们是领导，有自己的车。”
当拉戈斯再次见到这辆白色菲亚特时，它已经被闲置了十几年，静静地趴在停车场里积灰，“没有人管，连轮胎都不见了。”2000年，拉戈斯来到哈瓦那，作为直系亲属从表兄弟手里继承外祖父的老爷车。
拉戈斯相信外祖父的菲亚特在未来能带来不菲的财富。为了让它重新上路，他开始了漫长的修车生涯。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买很多不同的零件，很难找，没有便宜的，最贵的就是轮胎，每个要300美元”。他在哈瓦那靠踩人力三轮车拉客为生，存下来的钱全部投入老爷车的维修工程。“拉外国人可以赚得多一些，拉古巴人只够吃饭。2004年，政府不允许人力三轮车拉外国人了，外国人只能坐三轮摩托。如果被发现拉外国人会被罚1500比索，这个禁令2014年才取消。”
拉戈斯花了14年的时间，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购入、安装、维修，“整个车都拆开了，不能用的零件就用拉达车的零件代替。朋友帮我修好了发动机，没有收钱。”
2014年，拉戈斯总算可以开着外祖父在半个世纪之前买的车，改善自己的生活了。“带着游客去革命广场转一圈就有30CUC。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可以转4圈。”
拉戈斯至今也还未申请出租车执照，这意味着，他开着菲亚特拉客时，要注意躲避警察。一旦不慎被捉，就要重新考驾照了。
但拉戈斯不愿浪费任何一个能赚钱的日子。因此他一直保留着自己的三轮车执照，“警察来了，我就换三轮车出去赚钱。”
这让拉戈斯的生活充满了画面感。前一天，他穿着休闲西装，戴着墨镜，在马列贡的海风里，开着一辆拉风的老爷车。次日，他换上一件脏背心，肩上搭着一条擦汗的毛巾，在哈瓦那老城的街道上踩着一辆三轮车。
（实习生刘瑞祺、侯雪琪、赵乾对本文亦有贡献）
奥尔金省，人们在火车上聊天打发时间。车外，一位农民骑马驻足铁道旁。早在19世纪中期，古巴就已成为拉美地区第一个铺设铁路网的国家。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用铁路连接起哈瓦那和其他蔗糖产地。目前古巴铁路总长14838公里，其中一半以上为甘蔗运输专线，而电气化铁路只有147公里。客运列车行驶速度极慢，平均时速只有29.5公里，且车厢破旧，卫生条件很差。摄于2015年3月23日。
上图 维尼亚莱的一个种植园里，一位古巴农民站在烤房的烟叶前。维尼亚莱位于古巴西部的比那尔德里奥省，是古巴的两大雪茄生产地之一。摄于2015年1月26日。
下图 古巴东部的圣地亚哥，一位芭蕾舞演员在社区里表演。东部地区集中了古巴最贫穷的省份，因美古关系缓和而洋溢于哈瓦那的乐观主义精神，在这一地区并不存在。摄于2015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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