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谓东方代表的中国人也和西方人一样在餐桌上吃饭。据说只有韩国人和日本人坐在地板上，摆上食案（朝鲜语汉字写作“床”）吃东西。16世纪末到日本的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1)在比较日本和西方的文化时写道：“我们是先放好餐桌，再上食物。而日本人是先准备好食物，再从厨房里搬出餐桌。”这话说得很透彻，正确说出了食案与餐桌的本质。不管是否是在用餐的时候，西方的餐桌本身就是一种存在。而食案只出现在吃饭的时候，吃完了饭便像用过的器皿一样被收拾走。食案不只是放在一定的空间里，它起着创造空间的作用，就像被子一样。铺开被子就成了卧室，拿来食案就成了餐厅。
不仅如此。家庭和社会成员的等级和性质也是由食案的种类决定的。享受单人食案（“独床”）的人是家里地位最高的人；与其他人共用多人食案（“兼床”）的是具有平等关系的人群。食案收拾后接过去再吃饭的人身份最低：女人、孩子、下人。
如果说多人围坐在一起用餐的餐桌产生了民主主义，那么可以说，各人分食的食案形成了封建主义的身份社会。但是，从不同的观点考察，我们可以知道，食案是训练人们表现的空间，在封建社会里训练着封建社会的伦理，在民主主义时代训练着民主主义的平等与自律。
比方说，地位高的人并不是一个人吃光所有的东西，他要进行克己训练，留一些食物给后面接过食案吃饭的人。两班的用餐礼仪之一是吃饭不翻鱼，这样做是为了把下面的鱼肉让给后面接着吃的人。食案就是这样，作为一种封建伦理的表现却为人们提供了民主训练的机会。
在西方，虽然是一张餐桌，但真要吃饭，餐碟也会各自分开。但在韩国的多人食案上则是同时上菜，大家一起吃。不能互相礼让，不与对方配合，那饭是绝对吃不成的。所以每次在食案上吃饭，都是一次自制、礼让、公平分食的民主训练。
西方的食物分为冷盘、主食、甜点，用餐的进程就像写论文一样，事先定好了序论、本论和结论的顺序。但是，如果像韩国那样菜品在食案上一次上齐，食者便能根据自己的嗜好选择食用顺序。这就比任何餐桌都更有独立选择的自由。筷子在十几种大菜的上方你来我往，顺序就和轮盘赌的弹子一样不可预测，自由奔放得就像漫天飞舞寻找鲜花的蝴蝶一样。没有规定的程序，大家可以随心所欲地选食食物，这就是韩国食案的特点。与其讲究食物的味道，不如准备更多的菜品，甚至不惜压弯食案的腿，最大限度地扩大选择范围。有时甚至会准备出不会食用的菜品，让大家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这就是韩国食案发挥出了个人自由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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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uis Frois（1532—1597），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1563年到日本传教，同时从事著述，有《日本史》等著作，是研究日本历史、日本历史语言学等方面的重要史料。——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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