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足联腐败萌发于权力与市场的共舞,并在监管的空洞中茁壮成长,仅靠自身的净化已很难达到效果。
记者/李克难
2015年7月20日,瑞士苏黎世,布拉特出席国际足联发布会,遭英国喜剧演员扔钱侮辱。
“这些钱够吗?”
2015年7月20日,国际足联在其总部所在地的瑞士苏黎世举行新闻发布会,确定将于2016年2月26日重新进行主席选举。但发布会刚开始,英国BBC的喜剧演员李·尼尔森冲进会场,朝国际足联现任主席布拉特身上扔大把钞票,以此抗议国际足联的腐败行径。
两个月前的今年5月27日,同样在瑞士苏黎世,七位正准备参加国际足联大会的FIFA高官在其下榻的酒店被瑞士警方逮捕。与此同时,在位于美国迈阿密的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总部,也有一名前任以及一名现任官员被捕。瑞士方面随后还证实,警方在苏黎世的逮捕行动也是应美国司法部要求所为。
抓捕行动后半个月,6月12日,瑞士警方再次突袭苏黎世的国际足联总部,从主席布拉特、秘书长瓦尔克和首席财务官拉特纳那里拷走了大量数据资料。瑞士方面称,正在调查2018与2022年世界杯申办情况。
腐败漩涡之中,布拉特尽管在5月29日的国际足联大会上第五次成功当选主席,但他随即在四天后宣布将辞去主席职位,但新的主席选举前,他仍将履行主席职务。
布拉特此后还在接受一家德国媒体的采访时称,在瑞士与美国司法部门对国际足联腐败问题的调查结束前,他将“谨慎出行”,他说:“在这一切没有搞清楚之前,我将不会冒险出行。”7月6日,第七届女足世界杯决赛在加拿大温哥华BC体育场举行,布拉特果然没有出现在赛场。另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的6月25日,本届女足世界杯揭幕战举行,国际足联现任秘书长杰罗姆·瓦尔克也取消了出席计划,没有到加拿大观战。
不过有意思的是,自称要“谨慎出行”的布拉特,未前往加拿大参加女足世界杯决赛,却于7月25日到俄罗斯参加了2018年男足世界杯预选赛抽签仪式。有观察者指出,本次针对国际足联腐败的调查主要是美国在主导,加拿大与美国同属北美地区且司法合作紧密,俄罗斯则恰好相反,所以布拉特回避加拿大而不惧前往俄罗斯,这在情理之中。回顾近年来布拉特的国际出行线路,他也一直在尽可能回避美国。
国际足联的腐败问题多年前早已经曝光,过去几年中,也不乏“大老虎”落马,如南美足联主席尼古拉斯·莱奥斯,以及前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的女婿、巴西足协主席特谢拉等,均因贪腐被免除足球职务。甚至早已退休的阿维兰热本人也因多年前收受回扣而被剥夺了国际足联荣誉主席的头衔。鉴于腐败内幕屡遭曝光,面对不断增大的舆论压力,国际足联也逐渐加强了打击力度。
但国际足球权力圈的腐败早已根深蒂固,官员们获取贿赂、回扣早已司空见惯。这种腐败萌发于权力与市场的共舞,并在监管的空洞中茁壮成长,仅靠国际足联自身的净化已很难达到效果。最终一场由外部力量主导的反腐风暴在2015年彻底展开。
从权力垄断到腐败堕落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名言在足球身上再次奏效。
成立于1904年的国际足联, 全称为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简称FIFA,目前有209个会员国(地区),其会员广泛程度甚至超过联合国。与国际奥委会一样,国际足联成立于奥林匹克主义勃兴的年代,希望通过国家间体育运动的竞争代替军事的竞争,用体育场上的竞技代替战场上的厮杀,同时将体育运动看做一件培养高尚道德的事。
国际足联成立后,逐渐获得世界影响力的是1930年开始举办的世界杯男子足球锦标赛(FIFA World Cup),每四年一届,至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已成功举办了20届,是当今世界上影响力和电视转播覆盖率最高的全球最大体育盛事。在世界杯之外,国际足联另外还负责组织奥运会足球赛、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17岁以下世界锦标赛、五人足球世界锦标赛、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即女足世界杯)等赛事。
随着个世纪70年代电视的发展和普及,体育赛事的电视转播成为一项重要的商业服务。国际体育管理机构开始与体育市场开发公司签订协议,购买各项国际大赛的电视转播权,再由这些公司将转播权卖给各国电视台。同时体育市场开发公司也带来世界知名的大公司与体育管理机构达成赞助协议,成为合作伙伴。体育管理机构不仅从中获得巨大经济利益,同时也逐渐将他们的王牌产品——国际体育赛事包装起来。
国际足联在这方面也不例外,甚至更加成功。仅2014年巴西世界杯一项赛事,根据国际足联的官方财报,即为其带来了48.26亿美元的收入。“国际足联从来都不会有财政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垄断的企业,钱永远在那里。或许什么时候你把钱投到了错误的地方,但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你不需要工作挣钱,你只需要有点子。”国际足联前新闻官古多·托洛尼如此评价道。
拥有绝对的权力又掌握巨大的财富,同时还缺乏相应的监管,这样的机构出现腐败几乎是必然。
美国司法部门在今年5月底与瑞士警方合作,总计抓捕了九名国际足球高官后,美国司法部还正式发出了对他们的起诉书。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詹姆斯·科米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国际足球界,腐败现象已经根深蒂固,呈系统性地蔓延。滥用职权以及腐败行为至少涉及两代足球官员。
“这些被告多年来已经在这项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体育运动中培植出一种腐败与贪婪的文化,让其成为不公平的赛场。暗箱操作、吃回扣、收取贿赂已经成为国际足联内办事的一种方式。”科米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国际足联腐败黑幕早在十余年前即在一系列法律诉讼中被撕开,只是因为瑞士法律的不健全才使得国际足联逃脱制裁。由霍斯特·达斯勒组建的国际体育与休闲集团(ISL)曾是全球最大的体育市场开发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ISL曾独家获得2002和2006年两届世界杯的转播权。然而,到2001年,ISL遇到巨大困难,还没等到2002年世界杯举行便倒闭,成为了瑞士历史上第二大破产案。清算ISL的过程也揭开国际足联的腐败黑幕。
2008年3月,瑞士楚格州法院,ISL的六名高官受审,他们涉嫌在ISL面临债务人追债的时刻,将一笔本应支付给国际足联的、来自巴西环球电视台购买世界杯转播权的大约4500万英镑预付款挪作他用。主审的三名法官一笔一笔讯问六名被告钱的去向。西格瓦特法官则盯上了被打到列支敦士登和加勒比地区的一系列秘密账户的900万英镑。
其中一名被告承认,这些钱被用于给足球官员支付回扣,这一直是公司分内之事。“这就像是你必须付给别人工资一样,否则他们就不会为你工作。如果我们没有支付回扣,对方就不会在合同上签字。”
“那么是谁得到了这些钱?”无论法官们如何盘问,六名被告都称自己一无所知。
法庭之外,两名ISL前高层员工曾向外界透露,从上世纪80年代其加入ISL后便听说了“勒索”的事。ISL向体育官员行贿,得以年复一年地将合同揽入怀中,如果断了一次,合同就溜之大吉。为逃过审计,ISL还从国际足联购买所谓的“附加权利”,而“附加权利款项”则通过不同渠道流入体育官员的腰包。
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转播合同越来越肥,国际足联官员们开始要求捞取部分提成,合同金额也开始水涨船高。随着官员们的胃口越来越大,如何掩护贿赂款成了当务之急。因此,当两届世界杯的合同刚签订的时候,ISL就在列支敦士登开设了名为Nunca的基金,并在1999年就向其转移了2000万瑞士法郎。但ISL不用Nunca行贿,而是先把钱通过这个公司转到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空壳公司Sunbow S.A.,这个公司再像发工资一样把钱发出去。
在楚格州法院的庭审中,支付贿赂款的海外账户名称五花八门:Nunca、Sunbow、Taora、Sicuretta等。西格瓦特法官称,法院掌握的证据显示,在过去十年里,ISL用于贿赂的钱一共是6000万英镑!
抗辩中,被告们声称ISL的破产都是国际足联的错,一笔一笔的贿赂渐渐吸干了公司的血。
“如果我们失败了,不是因为我们能力不足,而是因为我们的业务伙伴想尽一切办法要致我们于死地,好让另一家由国际足联主管的公司取而代之。”当年才五十多岁,却已是一头银发的被告博付瓦解释道。
经过几乎十年的艰苦调查,瑞士法院终于证明了ISL在从90年代初直到其倒闭的十年间向前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前南美足联主席莱奥斯,以及阿维兰热的女婿特谢拉等输送了总额超过1000万瑞士法郎的贿赂,但这样的调查结果,最终仅仅是2013年前述三人受到国际足联的内部处分。阿维兰热被取消了名誉主席职务,后二人被终身禁止参与足球事务。
从市场营销公司中获取好处,不仅限于国际足联的官员,垄断洲际比赛的大洲足联里也一样普遍。
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中涉及到的47项控罪并非指向国际足联,而是针对南美洲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其中已经被国际足联内部处理过的前南美足联主席莱奥斯此番也在被告之列:从1991年开始,经营美洲范围内足球市场营销的Traffic公司为获得南美解放者杯等赛事的市场营销权,变相向莱奥斯输送贿赂,到2011年,总数已经达到七位数的美元。
此外还有2011年辞去中北美及加勒比足联主席的杰克·华纳以及华纳的继任者杰夫·韦伯,莱奥斯的继任者、现任南美足联主席、乌拉圭人尤格里奥·菲格雷多,也在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之列。腐败可谓前赴后继。
起诉书中如此描述足球官员们的犯罪背景:“在过去至少25年中, 被告和他们的同谋们爬上足球管理的权力职位。与此同时,特别是在美国,一个专注于体育市场资本开发的网络建立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区性的足球推广和管理的组织与从事市场推广的公司开始纠缠在一起,通过售卖媒体权利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利润……腐败在这些机构中开始蔓延,一些被告和共谋者开始获得权力,利用职权非法聚敛财富。在行为被曝光后,他们有的主动辞职,有的被驱逐出足球管理圈。在丑闻之下新上台的人承诺进行改革,但他们不仅没有修补前任对机构和这项运动造成的伤害,反而很快干起了其前任一样的非法勾当。”
世界杯申办沦为重灾区
除了垄断转播权向商业公司收取贿赂,世界杯的申办也散发着金钱交易的铜臭。
世界杯申办的决定权由国际足联的24名执委来决定。对于世界杯举办所带来的巨大经济与政治利益来说,向执委们以及他们所在的国家提供好处以换得他们的选票,是非常经济的。哪个国家设施场馆更先进、准备更充分,哪个国家举办对足球运动的发展更有好处,这些问题对不少执委们而言,远不及哪个申办国能给自己带来现实和长远收益更重要。世界杯申办也因此成为腐败的重灾区。
今年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的国际足联执委之一、前中北美及加勒比足联主席的杰克·华纳就是腐败分子的典型。2004年,国际足联执行委员会将决定2010年世界杯在埃及、南非、摩洛哥三个国家中的哪一个举办。华纳与南非关系较好。在帮忙安排了一场某中北美球队与南非的友谊赛后,华纳的儿子在巴黎一家酒店从一位南非世界杯申办委员会官员那里领到了一万美元的现钞。
在投票前的一个月,华纳和自己的秘书长兼亲密盟友、美国人布雷泽来到摩洛哥,一位摩洛哥组委代表提出愿意出一百万美元让华纳投摩洛哥的票,华纳不为所动。但其实只是因为南非方面早已许下一千万美元给加勒比足联,以帮助该地区的非洲裔群体,以此换取华纳、布雷泽以及另一位国际足联执委的支持。华纳劝布雷泽接受南非的好意,并保证他能从中获得10%的好处。
最终的投票中,华纳、布雷泽与另一位执委都投了南非的票,南非也顺利赢得2010年世界杯主办权。但此后,南非方面无法支付其一千万美元的承诺,这笔款项改由国际足联向加勒比足联支付。
2008年,一千万美元资金陆续被支付到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然而相当一部分钱并没有去帮助“非洲裔族群”,只是帮助了其中的一家人—杰克·华纳和他的家人。2008年1月,华纳将中美洲足球联合会账户中的30万美元直接转到了他的个人账户。从2008年1月到3月,华纳将140万美元转到自己用于洗钱的机构,一个特里尼达商人的连锁超市。而布雷泽在之后三年中获得了75万美元,尽管没有承诺的100万美元那么多。
除去已经举办的世界杯,围绕着未来的2018与2022年两届世界杯申办的争议也持续不断。这次由美国发起,瑞士参与的司法调查更让这两届世界杯是否能如期在俄罗斯与卡塔尔举办打上问号。尽管让世界杯第一次走进东欧和中东被布拉特称为一次壮举,但他也曾表示,只要查出有行贿受贿,便需要重新投票。
该两次世界杯的举办是在2010年投票表决的。这一年,英国踌躇满志地参加竞争。然而,一系列英国媒体揭露国际足联腐败内幕的报道,不断地给自己的国家“添堵”。当年10月,《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记者假扮美国申办团成员,挖出塔希提的特马里与尼日利亚的阿达穆两位国际足联执委索要贿赂,一位要150万英镑,一位只要50万英镑,两人讨价还价的过程被录下来放在了网上;随后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两人处以16年不得参与足球事务的惩罚。
该报又再接再厉,假扮美国富商,向国际足联前秘书长鲁菲南询问哪些国际足联执委可以被收买。鲁菲南点出四人,其中一人用金钱不行,必须用女色。不过这次的暗访对象是已经离职的前官员,国际足联没有理会。
当年11月,十多年专注于挖掘国际足联腐败内幕的BBC记者安德鲁·詹宁斯发布了他的第二部“黑材料”纪录片----《国际足联肮脏的秘密》,指出一份ISL的支付清单中,数百万美元指向国际足联高官,并指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足联的执委们就在世界杯申办中获取大量贿赂。
英国媒体挖掘黑幕的代价是,在世界杯申办的首轮投票中,英国仅得到2票即被淘汰,这让作为现代足球起源地的英国人倍感耻辱。争议也由此开始。2011年5月,英国世界杯申办委员会成员特雷斯曼爵士,向英国众议院提出:在申办过程中,四名国际足联委员向其索要贿赂。其中当时还是国际足联副主席的杰克·华纳,索要250万英镑为他的祖国建设学校,并为受地震伤害的海地购买世界杯转播权——当然,这些钱都要经过他的账户;莱奥斯则希望得到骑士头衔;泰国的马库迪希望获得一场英格兰与泰国友谊赛的转播权;而巴西足协主席特谢拉则只是高冷地问:“告诉我,你能为我做什么?”该事件经由英格兰足协被提交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审查。
与此同时,《星期日泰晤士报》再爆猛料,非洲足联主席哈亚图与国际足联执委之一的科特迪瓦人雅克·阿鲁玛从卡塔尔方面获得150万美元,以换取他们支持卡塔尔的申办。但该报提出的证据没有被国际足联所接受。
2011年,一位名叫阿尔·马吉德的美国籍阿拉伯女人向外爆料, 这位曾在卡塔尔世界杯申办委员会中工作的面容消瘦的女人称,她曾向非洲足联主席哈亚图、科特迪瓦官员雅克·阿诺穆阿,以及尼日利亚的阿莫斯·阿达姆行贿150万美元,以获得他们的选票,但不久后她便改口说自己是诽谤,是因为被开除出申办委员会而心生怨恨。然而,在2014年11月,她又对外称自己之所以改口是因为受到胁迫,她以及她的家人的安全受到威胁。今年6月,阿尔·马吉德已经在FBI的保护之下对外声称:“FBI已经掌握了一切!”
“他们如此嫉恨我,就因为我是女人,一个告密者。”阿尔·马吉德说。
2015年5月27日,美国总检察长洛丽塔·林奇在新闻发布会上展示国际足球官员腐败模式的展板。
国际足联亟待真正的改革
由于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举办地的争议,国际足联备感压力,从1998年起已经担任了三届国际足联主席的布拉特也被一些人要求引咎辞职。
2011年6月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时任亚足联主席、卡塔尔人本·哈曼与布拉特同台竞争,他在此前的一次国际足联内部会议上表示:“如果我成为国际足联主席,我将建立一个独立的透明委员会,国际足联的主席职务将限制在两届,两届届满不得再连任。”
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由全体209个足协投票决定,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握有其中的35票。作为从阿维兰热时代就进入国际足联执委的老臣,华纳是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主席,也是加勒比足联的主席。在选举之前,华纳为哈曼召开了一次特别针对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成员国的会议。会议快结束时,华纳跳出来宣布:“下午大家可以在酒店的另一间会议室内领取一份‘礼物’”。
到了下午,官员们来到指定的会议室,工作人员向每位官员递上一个信封,内有4万美元现金。第二天,华纳又召集加勒比代表内部开了个会。“昨天给大家的钱都是来自哈曼先生,之所以是我们加勒比足联的工作人员递送,是为了不要让人觉得我们因为收了钱才投哈曼先生的票。”
但不久,收买选票的事便被曝光,国际足联伦理委员会开始调查哈曼问题。哈曼被处以终身禁止涉及足球事务的重罚。杰克·华纳也辞去了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主席的职务。随后的选举,在只剩下一名候选人的情况下,布拉特顺理成章地成功连任国际足联主席。
在如潮的丑闻与质疑中,胜选不久的布拉特也开始高喊改革口号。一个由瑞士巴塞尔大学教授马克·佩斯领衔的独立治理委员会,被国际足联委以重任,向改革提出指导意见。独立治理委员会的工作从2011年到2013年延续了两年。从一开始,马克·佩斯教授的独立性就遭到一些媒体的质疑,特别是委员会确立了对国际足联此前爆出的各种丑闻既往不咎,只研究现在的问题的原则。
国际反腐专家迈克尔·霍须曼也加入了独立治理委员会,但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专访时,他表示,这只是一次“半心半意的改革”,他说:“改革并不成功。独立治理委员会为国际足联提出了多项改革建议。一些建议的确被采纳,不过那些更深入治理国际足联体制问题核心的建议却没有被接受。例如,我们建议应当为国际足联主席与执委成员连任次数设定限制;应该有独立的执委成员;成立一个长期任职的监督机构;主席与执委的薪酬透明化,但所有这些建议都被国际足联所拒绝。这些都是国际通行的治理模式,而国际足联却不愿接受。”
如果一个机构没有廉政的文化,有没有一个伦理委员会、纪律委员会、行为准则,没有什么不同。霍须曼认为,国际足联从来不缺少纪律标准、行为准则,但比起伦理与价值观,国际足联中很多官员更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
“这次改革中,国际足联对行为准则进行了修改,我们也参与其中。新修改的行为准则禁止接受贵重礼物,并经过国际足联执委投票获得通过。但6个月后,几乎所有执委成员都接受了巴西世界杯组委会价值2万美元的手表。他们对他们所投票通过的规定完全地无视了。”
改革也涉及到内部监督机构的调整。国际足联任命了两位新的伦理委员会领导:美国检察官迈克尔·加西亚领导伦理委员会的调查部门,德国法官汉斯-乔吉姆·艾克特领导司法部门。这两人被国际足联宣传为完全独立于“足球大家庭”的独立调查人士,并赋予了伦理委员会调查过往案件的权力。调查曾涉及到ISL与前主席阿维兰热、前执委特谢拉、莱奥斯等问题,但随着这些人的主动辞职,进一步行动也随之停止。
2013年8月,加西亚开始调查备受争议的2018、2022年世界杯申办过程。他可以要求足球官员接受他的询问,否则该官员将受到纪律处分,但加西亚没有权力调查哈曼等已经被解职或辞职的官员,也没有权力传唤证人和从电信提供商那里调取通讯资料。由于被禁止入境,加西亚也没有赴俄罗斯调查。
一年后,加西亚向艾克特提交了他的350页报告。读完报告的艾克特却宣布,“因为法律原因”,报告将不予对外公布,国际足联内只有总共四人读到报告。11月,艾克特发布一份只有42页的报告摘要。这份摘要中,问题都集中在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败选的国家,而俄罗斯与卡塔尔的申办过程则毫无问题。关于俄罗斯,摘要称由于“借予俄罗斯团队的电脑被损毁,一些电子邮件也无法再获取”,只有非常有限的资料予以调查。
自己的报告被“洗白”让加西亚非常愤怒,认为其不仅“信息不完整”,并且“歪曲事实和结论”。艾克特解释称,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版本,调查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之后会发布更完整的版本。此后,国际足联执委一致同意,将在未来发布“不具有法律争议”的版本。国际足联也将不再继续调查2018与2022年世界杯申办问题。
2013年12月,在国际足联内部上诉失败后,加西亚毅然辞职,声称已经失去了对国际足联和艾克特的信心。
今年国际足联反腐风暴开始后,有瑞士媒体报道称,瑞士警方已经掌握了加西亚报告的内容。
2015年7月9日,前国际足联副主席,特立尼达与多巴哥人杰克·华纳在西班牙港法院获得保释。此前其因贪腐而被美国司法部起诉。
反布拉特示威者在今年5月28日举行的国际足联大会前举行示威。
监管的空洞
不禁有人会问,为何多年来国际足联没人管?国际足联的腐败问题绝不是近几年的事,甚至都不只是本世纪的事。在1998年欧足联主席约翰松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的口号便是“肃清腐败,建立国际足联的透明机制”,可见在当时国际足联的腐败问题已相当普遍。
事实上,国际足联的问题也是现今诸多国际体育管理机构面临的通病。他们既非政府又非公司,也不算联合国那样的国际组织。正如马克·佩斯在其提交国际足联的报告中指出,国际足联尽管名义上是非盈利机构,但实质上已是以一个商业机构的方式在运作,同时它又保有一定的半政府性质。
科罗拉多大学教授、体育管理专家罗杰·佩尔奇认为,对如何监督政府、如何监督公司、如何监督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国际社会都有相当成熟的规范和制度,但对国际足联这样的国际体育管理机构还存在监管的空洞。他们的透明程度与成熟的政府和商业机构比还有相当的差距,一个例子便是该机构领导收入的公开程度。
“我们能在网上轻松查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工资收入(大约24万美元),也能查到美国总统一年的收入(2014年是40万美元)和雀巢CEO的年薪(2013年是1060万美元)。然而你从来无法得到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的年薪收入。这个数字从来就是个秘密。”
罗杰·佩尔奇认为,国际足联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它的决策无法被受它影响的广大利益群体所问责—全球亿万球迷和足球从业者、为国际足联提供赞助的公司企业,以及因世界杯等各项赛事举办而产生利益关系的各种群体及其背后数百亿的基础建设资金。
例如商业机构能够通过设立独立董事等各种制度,让董事会对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全体股东负责。而国际足联这样的组织,它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更广大、更复杂,也很难套用商业机构的一般治理模式。
佩尔奇借用政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的理论,从上级监督、外部监督、财务监督、法制监督、市场监督、朋辈监督、公众监督七个方面分析国际足联的监管空洞。
在上级监督方面,国际足联作为世界足球的最高管理机构,它的主席和执委们不需要向任何上级报告,受任何上级监督,它们本身就是上级。因此,在马克·佩斯领衔的独立治理委员会提出的改革方案中,只有那些合乎执委们心意的改革被保留下来。
在外部监督方面,对体育运动进行监管的最重要机构应该是各国政府。然而在国际足联章程中有一条“政治独立”条款,要求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都不得干预国际足联任何成员的内部事务。一旦该国足协受到干涉,无论该国足协是否有过错,国际足联都可以停止该国足协的成员资格。其结果最直接的就是该国国家队无法再参加各种国际赛事。考虑到足球在各国国内的影响力,大部分国家都不愿轻易对足协行使真正的监督。
在财务监督方面,国际足联每年都会向各成员发放各种资助,但这些资助很少被监控。另外,国际足联官员每年的工资补贴数额透明度很低。国际足联主席究竟拿多少钱,一直是个谜。
在法制监督上,尽管国际足联的成员遍布全球,但真正能对其实施司法监督的只有瑞士。但瑞士长期以来对监督这些国际体育机构并不热心。
与国际足联一起将总部放在瑞士的单项体育组织有60多家。它们大多有着悠久的历史,在瑞士法律中,这些机构都属于非盈利组织,因而不受瑞士针对商业机构的反腐败法律所监督。这些机构在建立之初也像国际足联一样并没有什么商业性质可言,但随着体育市场化的发展,这些机构早已名不副实,而相关的法律制度却没有与时俱进。
并且,瑞士是一个以商业监管宽松著称的国家,在2006年以前,商业中的回扣行为都是合法的。这也是瑞士法院尽管在ISL案件中已经查明阿维兰热、莱奥斯等人的腐败情节但无法起诉的原因。
监督另一个重要方面可能来自于市场。国际足联接受可口可乐、麦当劳、VISA、百威等商业巨头的大量赞助,它们的品牌也与世界杯捆绑在一起销往世界。多年来,每到国际足联丑闻甚嚣尘上之时,大公司们的公关部门都会发布声明,对最近发生的事表示遗憾,但这些声明仅仅只是表达一个姿态而已,从未转化成为迫使国际足联改变的压力。
在朋辈监督方面,国际足联只有国际奥委会一个直接对象,但后者很少对国际足联进行干预。相对更间接的如足球NGO、调查记者以及透明国际这样的致力于反腐败的机构,则一直呼吁对国际足联实施改革。
最后,在公众监督方面,很大程度上,公众对国际足联的腐败是漠然的。尽管全球有数十亿球迷,但人们更关心赛场上的一举一动,对于背后办公室里的政治则没有兴趣。FIFA这个名字,只在世界杯赛场上和那款广受欢迎的电脑游戏上才被人注意到。
挖粪记者遇上FBI
说起今年的国际足联反腐风暴,白发苍苍的苏格兰人、BBC记者安德鲁·詹宁斯不能不被关注。如同和国际足联结仇一般,安德鲁·詹宁斯十多年来锲而不舍地挖掘国际足联的腐败内幕。2006年,詹宁斯出版《犯规! FIFA黑幕:国际足联的贿赂、选票操纵和球票丑闻》一书,并从2006年开始,在BBC《万花筒》节目中播出其揭露国际足联内幕的系列纪录片。
詹宁斯在《犯规!》一书中如此描述国际足联执委们的生活:
“身居此职的人在余生中可以拿着高薪大肆花钱、坐着头等舱、下榻豪华酒店;不光是这些,等他们功成身退的时候,还能被授予荣誉会员资格、在各种委员会中任职、享受世界杯赠票,一直到驾鹤西归。权力能使鬼推磨。富有的国家会跪在地上求你让他们举办世界杯、青年锦标赛和女足赛事,无数人会把伺候好你当成奋斗的目标。”
书中还提到,国际足联的高官们在财务上的宽松。执委们可以在无证明件的情况下提出报销申请。不用担心保存收据和账单,“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提出报销,要拿多少拿多少”。
詹宁斯的调查方法在于获取文件。“我只要有你的文件就能知道你的一切。”在《万花筒》节目中播出的纪录片中,詹宁斯都提供了一些国际足联内部财务文件,显示那些蹊跷的秘密账户不断获得汇款。
辛勤“挖粪”的詹宁斯也没有少被国际足联“照顾”,他成为了唯一一个被禁止参加国际足联新闻发布会的记者,只得屡次借助同行向国际足联提问。
2009年,詹宁斯接到一个匿名信源的电话,通知他到伦敦某办公楼里见一些重要的人。詹宁斯如约而至。与他见面的是三位操着美国口音的男子。他们拿出名片:FBI特工!
今年才被奥巴马任命为美国总检察长的洛丽塔·林奇当时还是纽约地方的检察官。似乎在更早的时候,林奇已经对总部设在迈阿密、秘书长办公室则在纽约的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产生了兴趣。
2010年12月,FBI开始对当时的美国足协主席、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秘书长和国际足联执委成员查克·布雷泽展开调查。2011年8月,美国联邦税务局(IRS)也开始对布雷泽涉嫌偷漏税款进行调查。12月,前述两个机构开始进入联合调查。
根据美国法律,个人收入无论合法非法,都需缴纳相应税款。即使这个人的款项存在外国金融机构中,外国金融也需要为美国执法部门提供协助。因此,制服布雷泽,只需要证实他漏税即可。而此前詹宁斯向FBI和IRS提供了一份秘密的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的财报。据称,这份文件里包含着数百万神秘款项的记录。
“他吃起东西来就像今天是世界末日一样。”据美国媒体报道,在纽约生活的布雷泽过着极为奢侈糜烂的生活,体形已经有450磅重。在2007到2009年,他曾用中北美加勒比足联账户中的约150万美元购买两套豪华公寓,其中一套被转到他的公司名下。布雷泽还以中北美加勒比足联资金83.7万美元租下纽约寸土寸金的第五大街上Trump Power的第49层整层,还动用每月6000美元为自己的爱猫租下一套公寓。
偷逃报税数额超过千万美元,已经足以让布雷泽坐上20多年牢。但这位体态臃肿的大胡子还有更大的价值。从2011年12月起,布雷泽成为了FBI和IRS的污点证人和卧底。据美国媒体报道,布雷泽曾在钥匙链上装上窃听器,参加了包括2012年伦敦奥运会在内的多次重要会议。不仅如此,一份44人的国际足球官员的名单,被布雷泽确认为美国警方监听的对象,布雷泽则成为美国警方不可多得的、了解国际足球权力圈人际关系的重要渠道。
身患结肠癌的布雷泽在2013年辞去美国足协主席职位后便从足球圈消失,现在在纽约北部一家医院接受治疗。近日,他也被国际足联处以终身禁止参与足球事务的重罚。
今年5月27日,在掌握充分证据之后,瑞士警方从Baur au Lac酒店逮捕了七名国际足联高官,走出酒店时,为防止被媒体的摄影镜头拍到,警方一路用酒店的床单将被捕人员的头部挡住。
“酒店的床单从某种程度上就像FIFA的官员一样,他们看起来很干净,但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们有多脏。”脱口秀节目《上周今晚》的约翰·奥利弗吐槽道。
改变由此开始?
似乎受到美国同行的刺激,自己家门口的丑事被大洋彼岸的美国人盯上了,瑞士人也要有所行动。
在应美国要求逮捕七名国际足联官员半月后,瑞士警方突袭国际足联总部,将布拉特、瓦尔克的办公室查了个底朝天,电脑中的资料全部被拷走。根据一位内部人士透露,瑞士方面正在调查关于2018年与2022年世界杯申办的相关资料,特别是资金转移的情况。瑞士联邦警署的信息技术专家和金融专家已加入其中,从卷帙浩繁的资料中寻找证据,而大部分的资料都属于电子信息。
瑞士总检察长迈克尔·劳伯向外界证实,瑞士警方正在调查2018年与2022年世界杯申办的腐败问题,由于信息量大,调查可能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在当选国际足联主席后的第四天,布拉特宣布辞去刚刚当选的主席职位,国际足联主席将在下一次足联大会上再次选举。
“别急,他可不是真正的辞职。要知道布拉特仍然在他的主席办公室里执掌着国际足联,要知道这是一个曾经两次声称不再竞选国际足联主席的人。”迈克尔·霍须曼告诉《凤凰周刊》。
不久,布拉特果然又反悔了。“我没有辞职,我把我自己和我的职务交给国际足联大会。”据瑞士媒体报道,布拉特在一次国际足联博物馆派对上如是说。
在此之前,甚至一些非洲和亚洲足联官员表示,希望布拉特收回辞职决定,看来布拉特是要“顺应民意了”。
但尽管如此,美国与瑞士的介入已让国际足联的声誉掉到了百年以来的最低点。改变的时候已经到了?
近年来,随着丑闻的不断曝光,瑞士开始加紧了对国际足联等体育组织的监管,不再甘于被看做国际腐败的避风港。2006年,瑞士修改了自己的反腐败法,将个人受贿、商业贿赂行为以及国际组织中的外籍工作人员贿赂行为纳入刑法。2014年12月,一项新的立法将体育组织的领导人归为“政治曝光人士”,从而赋予了调查人员对他们进行财务金融调查的权力。就在布拉特宣布“辞职”当天,瑞士联邦上议院通过一项被称为“FIFA法案”的立法,该法将赋予司法机关对设在瑞士的60多个国际体育组织进行刑事调查的权力。国际体育管理组织将不再是法律的真空地带。
霍须曼认为,对国际足联进行真正的改革少不了国家的行动。另外,要改革国际足联,首先需要一个真正志在改革的领导人。因此他呼吁布拉特立即停止其主席的职务,让位于一个临时主席,直到国际足联大会再次召开选举新的主席。但如果领导人不是一个诚信正直、志在改革的人,国际足联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其次,国际足联需要有一些独立的执行委员会成员。现有的规定是,执行委员会成员必须是在足球管理领域有5年执业经验的。霍须曼认为这个安排并不合理。一个独立的执委可以是之前在其他领域工作,但需要在财务透明管理方面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在商业领域这是通行的做法。
另外,在保证体育组织应有的独立性之下,政府应当实施适当的监管,为体育组织制定最低标准的行业规则。这不只是足球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其他广泛市场化、全球化的运动项目,如F1、自行车等等都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丑闻曝光后,国际奥委会开启了全面深入的改革。一些奥委会执行的改革政策正是国际足联所拒绝实施的,比如引入独立的董事会成员。同奥委会相比,国际足联的态度完全不同。
“面对丑闻,国际足联的态度是,这是我们的家事,我们自己会解决。国际足联的内部决定,没人有权要求我们该做什么,我们没有坏掉,不需要被修理。这是与国际奥委会完全相反的态度。”
霍须曼认为,国际足联的傲慢态度一部分原因在于瑞士政府的纵容,一部分在于各国政府、各大财团都把国际足联的高官们当做国王来看待。赞助商们、新闻媒体争先恐后地追逐逢迎,以获得布拉特和执委们的青睐,让国际足联变得看似无所不有、无所不能,助长了国际足联的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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