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右派帽子与文革纪事

丁玲的一生被政治裹挟，政治带给她的不仅是无限风光，更多的时候是惨痛灾难。

尤其是1955年至1976年，每一次的政治运动都如同风暴，将她卷入其中。

特约撰稿/孟繁勇

1957年3月，陈明下放黑龙江农场前与丁玲在多福巷寓所留影。

丁玲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女作家之一，她跌宕起伏的一生，始终与政治、文学、爱情相纠缠。

7月4日，由中国丁玲研究会、清华大学中文系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丁玲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丁玲传》出版座谈会”在清华大学举行。这套皇皇53万字的巨著，由丁玲生前最后一任秘书王增如与其丈夫李向东合作完成。

王增如曾在丁玲身边工作多年，亲历了丁玲晚年一系列重要事件。丁玲过世后，王、李二人自发进行丁玲研究，采集整理了许多丁玲的第一手史料，包括对丁玲的录音采访，丁玲的书信、日记与文件，以及以前未曾披露或未受关注的创作手稿。因其史料的丰赡与完备，这套《丁玲传》被学者陈子善评价为“迄今为止最为详实、最有深度的丁玲传记，不仅对丁玲研究而且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都颇具价值。”

7月16日，李向东、王增如夫妇接受了《凤凰周刊》的采访，讲述《丁玲传》的故事。丁玲的一生被政治裹挟，政治带给她的不仅是无限风光，更多的时候是惨痛灾难。尤其是1955年至1976年，每一次的政治运动都如同风暴，将丁玲卷入其中。曾被毛泽东誉为“今日武将军”的丁玲，却如同风中落叶，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这是她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她想躲开，但在大时局变幻中，永远也避不开。

从自由主义到“反党联盟”

1955年7月6日，诗人田间在北京什刹海自尽未遂。此时的丁玲居住在多福巷16号，她完全没有想到，田间的自杀将揭开她此后悲剧式命运的大幕。田间自杀的原因，是他被组织上找去谈话，要求在内部肃反中反映丁玲的宗派问题，性格悲情的他无法向组织说清楚，只能自寻短见。

据《丁玲传》考证，向中宣部“揭发”丁玲的人，是时任作协党组副书记的刘白羽和作协党总支书记阮章竞。原在中宣部任职的黎之曾经看到一个材料，那是田间自杀前一周，关于胡风的第三批材料公布不久，当时刘白羽与阮章竞共同署名，向中央宣传部写报告“揭发”丁玲、陈企霞等人的问题，并附了有关丁玲、陈企霞等人的材料。

这份材料报到中宣部，部长陆定一随后在7月下旬，向中央写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报告中提到，“他们（指刘、阮两人）根据一些同志所揭发的事实和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口供中发现的一部分材料，认为丁玲同志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是极严重的。”并且，“去年检查《文艺报》的错误时，虽然对她进行了批评，但很不彻底，而丁玲同志实际上并不接受批评，相反的，却表示极大不满，认为检查《文艺报》就是整她。”

陆定一的报告得到中央批准，丁玲被批的命运，至此已无可挽回。包括田间在内，许多的人被组织谈话，要求他们“揭发”丁玲。在8月初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的一次扩大会议上，丁玲被扣上了一个她永远也想不到会背负的大帽子——反党。这个帽子任谁也胆战心惊，闻听此言，丁玲毫无思想准备，一下就慌了。

畸形的岁月对人性的扭曲，是超乎人想象的。本来很好的朋友，却在此时纷纷站出来揭发丁玲的“问题”。丁玲急于找人证明她的清白，但在那个人人如惊弓之鸟的年代，丁玲并没有得到她所期待的帮助。终于，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第15次会议上，周扬发言为丁玲定性：“丁玲、陈企霞是反党的联盟，不是为实现党的方针，而是为个人野心，权力欲望。”随后，作协党组在写给中央的报告里列举了丁、陈20多项“罪证”，《报告》建议“开除陈企霞和李又然两人的党籍。”

政治的打压冷酷无情，友情变敌意，熟悉转陌生，难以忍受的丁玲，终于在10月底，写出了书面检讨，承认和陈企霞是反党联盟的关系，并请求能够保留党籍。后来丁玲在1956年8月16日写给中宣部党委会的信中说，之所以承认“反党联盟”，一是有理也讲不清，不想再无休止地纠缠拖延下去。丁在信中写道，“实在不知要怎么说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不如承认了，可以脱身完事，好早早从事工作。”另一个原因，“怕被开除党籍，失去政治生命。在当时情况下，坚持真理和坚持错误只一纸之隔，我觉得，我坚持了，是有被开除党籍的可能的。”

承认了反党小集团，对于丁玲的打击是巨大的。命运将她丢进了不堪的境地，但是，这却仅仅是开始。

1975年秋，丁玲与陈明出狱后第一次合影。

“反党集团”被划右派

1957年，是丁玲遭受灭顶之灾的一年。当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因此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郭小川的日记说，刘白羽告诉他，陆部长找他谈了话，他认为对丁、陈的斗争要继续，不要怕乱。陆定一这时已经知道了“上头”的精神。

于是在6月13日下午，中国作协重新讨论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的党组扩大会议。邵荃麟第一个发言，他说：“最近整风深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反击右派言论，因此整风也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察觉到苗头不对的丁玲，此时终于发言，正是这次发言，使她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据李向东介绍，陈明（丁玲的丈夫）曾向他提起此事，丁玲当时在会议上说，“刘白羽说要斗争我，经过了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批准，我要问，是口头申请、口头批准的，请拿出会议记录来，是书面申请、书面批准的，请拿出材料来。部长办公会议上的决定，是不是就可以说是中央的决定？你们这一行动，把作协的支部、总支、宣传部党委会放在什么地位？”反右开始后，刘白羽在7月31日作协党组扩大会上说，丁玲的这个发言“达到了反党的高潮”。

李向东告诉《凤凰周刊》，丁玲在1957年的命运，归根结底取决于全国政治斗争的大气候。当年7月25日下午2点，王府大街文联大楼的礼堂中，中国作协党组重新讨论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的扩大会议，内容由纠正错案变为批判“丁陈右派反党集团”。邵荃麟主持会议，他说：“右派进攻的方法，就是要翻案！”张光年、戈扬等人相继发言揭发批判，一些人开始呼喊“打倒反党分子丁玲”的口号，要让丁站到台前作交代。她面对人们的提问、追究、指责和口号，无以答对，使得丁玲精神承受巨大压力，最后索性伏在讲桌上哭起来。

8月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发《文艺界反右派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此后，丁陈两人便成了过街老鼠，全国妇孺皆知，人人喊打。就连毛泽东，都在接见外宾时谈到丁玲时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文学的很糟，丁玲这样的人，是一个大作家、党员。现在很好，可以把她赶出去了，赶出去更好办，文学艺术会更发展。”

随后，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四天之后，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讲话谈到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时说：“还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来是人民代表，现在怎么办？恐怕难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丁的命运急转直下，1957年12月6日，中国作协党总支召开大会，一致同意开除丁玲的党籍。并在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取消了她的人大代表。这也成为丁玲一生中最难受的时候。邵荃麟告诉她：“对你的处分是按右派分子第六类处理，这是在政协会议小组会上讨论过的，你可以不下去劳动，分配工作，也可以留在北京。”（见杨桂欣《我丁玲就是丁玲》，《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

但丁玲不愿在此时留在北京，她想去北大荒，那里，有她的丈夫陈明。她甚至想早点离开，写信给邵，“近来我几乎每天都在想要写封信给你们，问一问组织上对我的处理，以及我什么时候可以下去参加劳动，获得一个重新做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1981年7月，丁玲、陈明与王增如、李向东在北大荒麦田里。

北大荒的“思想改造”

1958年6月12日，丁玲登上前往东北的火车，去和陈明相聚。在东北逗留数天后，丁、陈两人，持合江农垦局介绍信，前往汤原农场，陈明分到生产二队种菜，丁玲到畜牧队养鸡。她从来没养过鸡，院子里的大公鸡欺生，看见丁玲就扑上来啄，她挥手驱赶，公鸡就扑打得更凶，吓得丁玲连打水、上厕所都打怵。她后来回忆此事时说：“这里到底是我的家，还是鸡的家呢？”（见丁玲《风雪人间：新的家》，《丁玲全集》第10卷）

在此时期，丁玲的信念就是八个字：改造自己，重新做人。她在到汤原农场一周之后，就向中国作协党组写了第一封汇报信，称“我要极力在这生活的熔炉里，彻底地改变自己，我相信我可以在这里得到改造。”

中国作协副秘书长张僖来汤原农场看望丁玲时，丁玲站在案板前剁鸡菜，有时一天要干8个小时，大腿浮肿，一按一个坑。但他在回京后写给作协党组的报告中却说：“这个人表面上看来是叫干啥干啥，在劳动中也能挑土、挑鸡粪、切鸡菜等，干比较重的活，但此人并不简单。她原来的那一套还是原封不动，指望她的思想、立场有根本改造是比较困难的。”随后，中国作协党组在写给中宣部的汇报中，将丁玲列为“对被划右派基本不服或完全不服”的第三类的名单。

1963年2月，丁玲给邵荃麟写了六千字的思想汇报，表示要“更多地赎罪，把罪赎完了，才能得到安宁。”同年9月又给周扬和邵写信，说“恨自己的改造不够，又迷茫于不知道今后还该如何改造。”她近乎哀求地希望得到中国作协、中宣部、周扬这些代表党的人原谅。

1963年9月给周、邵两人的思想汇报信中写道，“我有一个要求，我希望党根据自1958年我到农场以后，5年多来的一贯表现，对过去错误的认识，对党的态度等，摘掉我的右派帽子，准许我回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又写道，“我向党保证：决不重犯错误，我一定全心全意，一心一意，老老实实听党的话，服从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为革命，为无产阶级埋头工作，奋斗到底。”（见《丁玲陈企霞集团冤案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

某种程度上，这正是政治运动最为使人惊惧之处，无数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从最初时的不解、争辩直到被迫自我认同，思想上渐渐开始接受自我改造，彻底从肉体及精神上完全服从。

丁玲的信寄往北京，但她始终没有等来摘帽的回信，而是等来了文革的爆发。

身陷秦城与迟来的平反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开始。当年9月，红卫兵来到农场，开始斗争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丁玲首当其冲。丁玲和陈明被勒令搬出招待所，安置到场部八委的简易住房，他们有一种大祸临头的预感。

造反派们开始抄家，丁玲家里值钱点的东西几乎全被抄走。紧接着就是批斗，有一天下午，一群中学生红卫兵，拉丁玲去文化宫广场批斗，戴上高帽，画上鬼脸，挂了“大右派丁玲”的牌子。陈明回忆说：“她曾被打得头破血流，被踢伤腰骨，半个多月下不了炕。曾被从台上推到台下，摔在地上，这些她都无言地忍受了。邻居见她这样受折磨，都同情她说，过这种日子还不如死了好。可是她反倒宽慰人家，怎么能死呢？再苦也得熬过去啊。”（见陈明《三访汤原》，《丁玲全集》第10卷）

丁玲记忆最深的迫害折磨，是1968年北京来人外调，名义是军管会，他们把丁玲关到招待所，突击夜审，揪头发、捶胸口，逼迫她承认当年“打入延安，是中统特务”，还要交出特务的组织关系等。丁玲说：“我百般解释都没有用，他们不听。我头昏眼花，实在熬不过，我软弱无能，只得承认。这样才放我回宿舍睡一觉，让我第二天把材料写好交去。一觉起来，精力恢复一些，我便写材料，把头天晚上承认了的东西又全部推翻。晚上再审，骂我翻供、顽固、死特务。不准翻供，还逼我交出特务的组织关系，又是车轮战，疲劳轰炸，只得受着，熬着。”

除了肉体的痛苦，还有思想自我摧残的伤害，丁玲每天都在苦熬，不知何时是头。《丁玲传》中写道，1970年4月初，一天深夜，一群穿军装的人闯入居所，让她签署一张北京军管会签发的逮捕令，她却并不惊慌，那一瞬间的念头是“救命的来了。”随即被押上火车，送往秦城监狱。

王增如向《凤凰周刊》回忆，丁玲后来和她说，在监狱里的生活，能吃饱，没有人打她了，最起码能够活命。在秦城监狱，丁被关在一间七八平方米的牢房，最难过的就是没有人和她说话，而丁是爱表达的人，特别喜欢和人聊天。为防止长期不讲话，语言能力衰退，她小声背诵诗歌或唱歌。为了活动四肢，就把草纸弄成纸团，往墙上扔。五年监狱时间，她甚至通读了《资本论》和39卷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

直至1975年1月，邓小平出山，陆续给一大批受审查的老干部结案，有的出狱治病，其中就包括丁玲。当年5月20日晚，监狱负责人叫来丁玲，宣读了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称“丁玲是叛徒，其问题性质属敌我矛盾，遵照毛主席调研从严，处理从宽和给出路的政策，保留其公民权，养起来，每月发80元生活费。”

随后，丁玲被释放出狱，她的右派帽子，仍然没有摘除，但她不再有愤懑，也不再有抱怨了。她后来在给儿子蒋祖林的信中提到了文革的影响，《丁玲传》将这封信公之于众，“一个大的运动，一个大革命的进程中，总会有某些人吃了一点苦头。”“把这些作为革命，特别是革命前行中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去看，就没有什么愤愤不平，就没有什么可以埋怨的。”

此后，丁玲虽然仍然未摘帽，但也没有再遭遇多大折磨，只是不能发表作品。1979年，在《汾水》杂志第三期，丁的作品《致一位青年业余作者的信》刊发，这是自1957年反右斗争22年以来，丁玲头一次发表文章。而丁玲一直期待的平反，则等到1984年7月才姗姗迟来。

1955年至1976年，丁玲的命运完全被淹没在政治风云变幻之中。在《丁玲传》中，两位作者也尝试对丁玲这一时期作出分析，李向东告诉记者，丁玲能够承受并且活下来，源于她的性格：“写完《丁玲传》，有一个很大的感触，那就是她孤独、骄傲并且反抗，包含着为革命所不容的所谓个人主义内质。它们贯穿丁玲一生，也是她大起大落遭遇的内在原因。” 

□  编辑  徐伟   □ 美编  黄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