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塞尔恐袭嫌犯落网：欧洲反恐迷途
特约撰稿／ 张竹林
2015年4月2日，比利时布鲁塞尔遭遇恐怖袭击后，街上增加了不少荷枪实弹的安保人员。
随着参与实施去年11月巴黎恐怖行动和今年3月布鲁塞尔爆炸的最后两名主要嫌犯落网，欧洲似乎可以暂时松口气了。
比利时检察官4月9日以加入恐怖组织和恐怖谋杀罪，起诉了涉案的四名嫌疑人，此时据巴黎恐袭发生已近五个月。然而，与“伊斯兰国”（IS）领导层一样，欧洲的恐怖分子不会因人被捕而彻底瓦解，反而加速其策动下一次恐袭，正如巴黎恐袭疑犯萨拉赫3月18日在布鲁塞尔落网，四天后，布鲁塞尔机场及地铁站便遇袭。
大家关切的是，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穆斯林极端分子的后备基地之一，欧洲接下来会怎么做？
信息过多？
自2015年初法国《查理周刊》办公室遭遇恐袭之后，关于强化情报收集的讨论在欧洲就没有停止过。其中最热门的，当属旅客订座系统（下称PNR）的建立。该系统旨在收集和库存含乘客姓名、联系方式、出行时间、路线、支付方式、陪同人员、饮食习惯和行李等19种信息，由此了解乘客的宗教、社会身份乃至性取向等一系列在欧洲被视为极为敏感的私生活问题。而这些信息的保留周期为五年。
据悉，PNR系统在建立初期预计耗资5亿-10亿欧元，此后每年维护经费将达到1亿欧元。对欧洲来说，经费并非最主要的问题。法国共和党议员、前中小企业暨消费部部长李法佛（Frederic Lefebvre）就直言，欧洲与其向土耳其支付60亿欧元的边界安全赎金，还不如建立自己的安全体系。之所以该系统迟迟未能上马，是由于在欧盟看来，如此大规模对私人信息进行收集，必须建立在一个安全使用信息的保障基础上。
真正的问题是，欧洲所遭受的恐怖袭击是因为情报匮乏所致吗？
最近发生在布鲁塞尔的恐袭事件导致至少34人死亡、170多人受伤，让这座130万人口的欧洲重镇进入了安全警戒最高等级。但吊诡的是，很多比利时人早就预感到，自去年巴黎遇恐之后，布鲁塞尔将成为恐怖分子的下一个目标。
如果这是因为比利时人对安全的担心而产生的心理反射，以色列《国土报》则进一步肯定了社会上的传闻。该报报道，在对于布鲁塞尔可能受到的恐袭问题上，比利时情报部门以及西方其他情报机构掌握相对具体的信息。“安全部门或多或少早就掌握到，恐怖分子将在近期内针对机场和地铁发动袭击。”
英国《独立报》更在头版以《一个因错误导致的悲剧》为题，表示不理解为何埃尔-巴克拉伊兄弟（布鲁塞尔事件恐袭嫌疑人）能脱离情报部门的视线，要知道这两人早就在监控名单之列。
实际上，除了这次的恐袭，去年在布鲁塞尔犹太人博物馆发生的枪击案，以及巴黎《查理周刊》和年底的恐袭事件，这些嫌疑犯的姓名早已被欧洲的情报部门所熟知。3月底，在法国国家议会对警察工会所做的听证会上，法国国家警察局长工会秘书长助理Jean-Luc Taltavull道出其中原委——正因为情报部门拥有过多信息，使其判断起来变得更困难。
如此看来，在拥有浩瀚信息的情报部门无法做到及时优化处理、筛选和跟踪信息的情况下，再增加新的信息收集系统，或许并非一道良方。
2016年4月9日晚，比利时联邦检察院发布公告证实，8日在布鲁塞尔被捕的穆罕默德·阿布里尼（左图）正是布鲁塞尔机场爆炸袭击事件的第三名嫌疑人。据扎芬特姆机场监控摄像头拍摄图像（右图）显示，阿布里尼当时与另两名自杀式袭击者在一起、头戴帽子。
监控不便
“对法国来说，恐怖袭击并非新出现的问题。”法国右翼共和党（前人民运动联盟）重要领导人、2017年总统大选热门人选阿兰·朱佩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指出，法国有众多法律条文，目前最重要的不是出台新的法律或者重大改革，而是如何让我们的专业组织更加有效。“我们应该让各个情报部门的合作沟通更加流畅和合理化，减少目前影响到这些组织的官僚作风，做有针对性的招募，强化地域性情报工作”。
正是欧洲国家在情报沟通和共享上出现障碍，才让恐怖分子有机可乘。
布鲁塞尔遇恐之后，比利时内政部和司法部两位部长递交辞呈，原因正是在处理情报信息上存在疏漏。按照安卡拉方面的说法，2015年6月，土耳其警方在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的加济安泰普逮捕了易卜拉欣·埃尔-巴克拉伊，并在一个多月后将其遣返时通告给比利时警方，但他还是能够在回到比利时后参与实施对布鲁塞尔机场的恐怖袭击。
另一位被列为欧洲安全头号敌人的萨拉赫·阿杜勒-萨拉姆，也有着相似遭遇。早在去年12月7日，比利时的一位警官就指出该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处，但如此重要的情报却未能被传递到布鲁塞尔检察官手里，结果抓到他已是120多天之后的事。
比利时各个情报部门各自为政，被外界公认为是信息共享极大的掣肘。4月6日，比利时总理夏尔·米歇尔首次公开承认，“在布鲁塞尔发生的恐怖袭击，对于比利时来说是无法辩解的失败。”但他也提到，国际社会抓捕本·拉登也花了十年时间。
法国的局势也未让人乐观。伯纳德·斯卡尔西尼，这位在2007-2012年间法国内政部情报局负责人最近在媒体上说：“遗憾的是，在合作沟通上，法国的情报部门与外国同业的合作要比在他们自己之间的合作来得顺利。”
由此可见，如何处理已经掌握的信息，是欧洲反恐战役之中的关键。以法国为例，在一份被认为“对社会安全有可能性威胁”的S名单上，有近2万人在册，其中，11700人被视为与穆斯林激进组织有所联系，这些人将被列入电子监控中。“但我们不可能随便就在一个上了S名单的人身上安装一个跟踪器，”前法国对外安全总局情报局局长让-皮埃尔·波雄（Jean-Pierre Pochon）向《凤凰周刊》感叹道，“民主制度很强大，但同时也极其脆弱。”
“每监控一位嫌疑者，需动用12位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所以我们很清楚，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朱佩说，“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在前期的工作中侦查到真正造成威胁的人。”
2016年4月8日，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埃里克·范德西普特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警方当天在布鲁塞尔逮捕了5名恐袭嫌疑人，其中包括法国巴黎恐怖袭击在逃嫌疑人穆罕默德·阿布里尼，他同时涉嫌参与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站连环恐怖袭击。
惩处之难
对很多人来说，避免恐怖分子再次犯罪的最简单办法，是将其终生监禁。
按照法国现行法律，最严厉的徒刑是30年监禁，该刑期一般适用于极为严重的恐怖行动。一般来说，法国为无期徒刑设置了一段长度为22年的安全期。过了这段安全期，犯人有权要求减刑。根据法国法官工会的信息，目前在法国大约有500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但仅有3人受到最高等级的监禁处罚。
早在布鲁塞尔恐怖袭击之前，法国议会就开始着手对恐怖行为的刑法条文进行修改，将22年安全期延长到30年。未来，这条措施适用于两类犯罪：针对执法者的故意杀人行为；受害者是15岁以下并被性侵的杀人行为。
前法国环保部部长、共和党副主席纳塔莉·科修斯柯-莫里塞是首位要求执行“真正终身监禁”的政治人物。她提出，应设立一项“事实性和不可压缩的无期徒刑”，“否则，制造巴黎恐怖袭击的萨拉赫在56岁的时候就能出狱”。
然而，莫里塞的提议违背了欧洲人权法院的精神，后者明确规定：对于所有被监禁的人，都必须保留有可能出狱的希望。2013年，欧洲人权法院曾做出裁定，英国不得对重大杀人案的犯人做“无法减刑”的终身监禁，因为该方式“残酷，不人道并有辱人格”。此举当时引发英国首相和司法部门的不满。
左派立场的法国法官工会也持类似观点。该工会认为，刑法当然是要根据罪行的严重性做出相应惩罚，但也要保留使得犯人有能够重新做人的希望。
在持严惩论上走得最远的，是法国右翼的共和党成员、北部加莱-皮卡尔迪地区主席贝朗特。他曾放言，如果其在1981年有投票权的话，他根本不会支持废除死刑。
“执行死刑就有效吗？”让-皮埃尔·波雄反问道：“对那些随时准备去做人肉炸弹的人，死刑也绝非一种惩罚。”对于欧洲的未来局势，这位法国前情报局局长认为，零危险是不存在的。“我们可以无限制接近零恐怖，比如四处投放军队、用各种手段监控民众，但这样就不是民主国家了。欧洲民众会接受吗？不，没人会。”
（作者系法国《国际邮报》记者）
□ 编辑 漆菲 □ 美编 虎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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