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香港一名男子坐在“笼屋”的床上。这是香港“笼屋”内百态人生中的一张普通面孔。一群老弱贫苦的社会底层人士生活在罐头似的“贫民窟”里，一张张床位被铁丝网团团围住，犹如一个个笼子。住在”笼屋”的人被称为“笼民”。它让世人见识到这座“东方之珠”的另一面。
2015年10月，世界银行宣布，为反映近十年来全球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世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将国际贫困线标准从此前的每人每天1.25美元消费上调到1.9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2元）。此举可能导致全球统计意义上的贫困人口增加数千万人。但它仍十分必要，这是贫困人群谋生，免于饥饿，外界予以经济政策扶持的基准线。
没有饥寒交迫过，大概无法了解什么是缺乏。很多人简单地把贫困归因于懒惰，或者不会过日子。然而现实中的原因极其复杂，可能是家庭、疾病、自然灾害、文化、乃至社会制度缺陷所致。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前，美国政府对贫困的态度一直是放任自流——政府不参与济贫而让私人和慈善团体去帮助。大萧条扭转了这种思路，精英们意识到需要建立并完善防止贫困的社会保障制度。
在视“城中村”和贫民窟为丑的时代，贫困很容易成为社会的盲区。“贫困”字眼本身过于平淡，可能很多人都有过手头窘迫经历，但只有在打量贫困线标准这样卑微的数字，或是目睹“贫穷”二字的下限时，才会理解。按照新的国际标准，中国大陆竟还有两亿贫困人口在吃饭、喝水、上学等基本生活方面都非常困难，他们日子如何，恐怕关心者不多。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估算，全球现仍有1/4的人口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其中有10亿人处于极度贫困中，每天收入不足8元人民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非拉多地的贫困问题仍是普遍现象，未见明显好转。贫困将这些地区的人们带入无尽的恶性循环：饥饿、营养不良、疾病、生产力低下。
贫困是复杂的难题，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即便发达地区也不能例外。香港楼里藏着罐头似的“贫民窟”，被铁丝网团团围住的“笼屋”里，上演着贫困人群的百态人生。欧美社会的流浪汉、无家可归者大量见诸公共视野。
联合国组织在1992年12月22日的会议上通过决议，从1993年起把每年10月17日设定为国际消除贫困日，以唤起世界各国对因制裁、歧视与财富集中化引致的贫困族群加以援助。从2014年起，中国也将每年的10月17日设定为国家扶贫日。
这组照片由路透社分布在全球各地的记者拍摄，它覆盖了多个国家和地区，是这个世界上“贫困面目”的一组写真。（曾鼎）
2011年，巴西圣保罗，无家可归者带着行李在一栋无人居住的大楼中。 房价和租金上涨令无处栖身的人越来越多。巴西一个基金会的研究显示，圣保罗44万户家庭的租房支出超过收入的30%。这些家庭可能被迫拥挤在一间卧室里，或住进摇摇欲坠的棚屋。一些为底层民众争取住房的巴西民间组织鼓励人们，占领被房地产公司闲置的废弃建筑。
2012年，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贫民窟的一名儿童站在瓢泼大雨当中。这片土地是世界上公认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无论国民人均收入、健康寿命或是受教育程度都严重落后，基础设施建设也严重不足。
2013年，菲律宾帕拉纳圭市，流浪儿童在桥下休息。近年菲律宾的经济增长很快，甚至超过了中国。但从政府近年来公布的贫困和就业数据来看，流浪仍是许多菲律宾人的日常，他们被新出现的繁荣甩在了后面。有10%左右的菲律宾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无法满足最基本的食品需求。
2007年，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儿童在途经贫民区的铁轨上玩耍。雅加达繁忙的铁路线两旁聚集着大量的贫民，雅加达的贫民窟里搭有数百个窝棚，有的窝棚距离铁路线不到一米，火车经过就会掀起成堆的尘土和垃圾。一个贫民区小女孩曾在这里追猫时被火车撞死。
2012年，希腊雅典，极右翼政党“金色黎明党”发放食物，民众拿着领取的土豆。近年来，希腊经济持续低迷，贫困不断扩大蔓延，一部分希腊人因此在政治光谱上走向极端，极右翼“金色黎明党”在议会大选中异军突起，从以往的不到1%增至近7%的支持率。该党主张赶走所有在希腊的外国人，这些言辞激烈的政治主张在失业、贫困人群中很有市场。
2014年，美国洛杉矶，一名看手机的城市精英男子经过一位正在整理垃圾袋的男子。20世纪以前，美国人普遍认为新大陆充满机会，贫困是个人失败的结果。对于疾病、残疾等外来因素导致的贫困，人们主要依靠亲友互助和慈善团体的救济。但现在，更多的人认为贫困不只是简单的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2014年，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一只鸽子从冒雪乞讨的妇人头顶飞过。与大多数国家一样，女性在职场上比男性更容易被排挤出工作岗位。哈萨克斯坦政府的数据曾显示，有一半妇女面临就业问题。对于孩子较小和多子女的母亲来说，失业的可能性更大，贫困问题更加突出。对于她们来说，冬天最为难熬。
□ 图片编辑 丁大伟
□ 文字编辑 路琰
□ 美编 虎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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