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非得已，势所必然

——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

文/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日本“法政速成科”，一个百多年前的教育设置，今日借《法政速成科讲义录》与《法政速成科纪事》刊行，再度复活于眼前。考其源流，为时不过五载，前后受教约莫千人，本为一临时体制。然而，当年东瀛的这一教育举措，生发于中日国力逆转，华夏青黄不接、风雨飘摇之际，然则因缘际会，生聚作息，又非一临时体制所能道尽，亦非其所能预料。今日回瞰，其间转折，情由因果，真可谓“情非得已，势所必然”。故而，此时此际，对于吾辈华夏后人而言，一卷在手，沧海桑田，不禁浮想联翩，言有尽，意无尽。

法制史学 厥功至伟

如两位前辈学者杨一凡和李贵连先生所言，历史研究的要义不仅在于保存人类记忆，陶冶历史意识，涵养鉴往知来的判断力与慎终追远的健全理智，从而慎重当下、尊重人生，对亿兆苍生，其生计，其悲欣，多所体贴与同情；而且，在于经此作业，砥砺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趋向善好的漫漫进程这一光明心态，于丰盈人性中造福人生。从而，历史和历史研究，既是在为人世奠基，更是在为人生立法。

就此而言，历史研究，包括法制史研究，其所陶养之历史意识和历史精神，其于一般学术研究和学人，无论是个人的学养意识，还是整体的民族文明的成熟，均具有基本意义，先于一切知识和理念形态。如果说华夏邦国历来是一个文明国家，而中国文明是一种于历史脉络中含蕴温情与敬意的生存论，则史家与史义，构成了我民族与文明之魂灵也。

远观近看，晚近百多年，若以制度建设论，则最直接而实用者，为各种部门法知识。在此层面，其之贡献最大，成效彰著，不言自明。但是，一整套法律体系不仅架设于具体部门法制及其法理之上，同时，还含蕴着特定价值理念，导源于特定的思想体系，由此成就既有法制之身心。正是在此，部门法学概为一种知识体系，本身学术含量较低，思想含量更低，因而，难以提供此种思想理念。同时，就百年中国而言，由于它是一个舶来意义上移植的法学知识体系，一时间不遑中国文明语境下的更新创造，只能照搬，力争吸收，因此，它只具有制度建设意义和知识传播意义，而无思想建设意义，也不可能有多少学术与思想创新的可能性。

这就是为何置身中国法律文明语境，百多年里，包括晚近三十多年来，具有思想意义、学术意义的，多半是法治史研究，以及少量的比较法治、比较法律哲学以及法理学意义上的著述。我这样说，可能部门法学的同行不一定同意，但这是事实，真心感受，不得不说。不过，纵便言及法制史研究，主要贡献还是在于史料整理。早年张伟仁先生整理的清代司法档案资料，稍后杨一凡教授整理刊行的中国法律古籍珍稀资料，以及李贵连教授师徒整理的诸多材料，包括今天刊行的这套《法政速成科讲义录》等等，足以撑得起这几十年大中华地区关于法律文明建设的史料要求，厥功至伟。

是的，百多年来，汉语学术以历史研究，包括中国法制史研究，厥功至伟。遭临危急存亡之秋，以唤醒历史意识和文明自觉为职志，而对中国历史以及比较文化视野中的历史概予梳理，而展现出中国文明的顽强生命力的，概莫历史研究，包括法制史研究。就中国文明之经磨历劫、贞下起元而言，历史学家厥功至伟。一百多年来的现代汉语学术，真正因其学术思想和文化价值而存留至今，并将成为中国文明一步一个脚印之基础者，恐怕也以史学最为显著。

实际上，比较而言，一百多年来的汉语法律学术，迄而至今，真正既具有资料价值，又具有知识价值，同时还具有思想价值的，多半也是法制史法律思想史著述。这就是为何今天我们翻阅蔡枢衡先生的著述，其有关刑法、刑诉和监狱法的部门法论述，充其量只在提供学术史样本的资料意义上，享有史料价值，但却不再具有知识价值，更无思想价值。毋宁，蔡先生有关中西交汇之际，清末变法修律的法制史理述和法哲学论述，依然并且仍将具有参考价值。所以，这一条不仅是学科分际的结果，也是不同学术分工所担负的不同思想使命和知识担当这一固有本性使然。

法学院的学徒，无论天资如何，其以理论思考为职志，却无法律史修养和历史意识，则落于不着边际，所谓“空头理论”，便在所难免。说是“空头理论”，其实难言理论。想一想吧，既无形上支撑，亦无爬梳资料功夫以资说明，更无内在理路，特别是问题意识阙如，不过东拉西扯，怎会有所谓理论呢？！而理论和理论性思维，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之需，为汉语法学所缺。再说，即便奠立于某种形上学理之上，但就法学而言，不能通过历史之眼检验，也只是沙上筑塔，一击隳矣。所以，百多年来，华夏法意积劳积慧，虽说历经五代，第六代法学共同体亦且浮出水面，但于法哲学方面尚无特别卓越之体系性原创贡献，此为原因之一。

想当年，遭临“东西文化冲突”与古今之变，萨维尼在《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这部历史法学的奠基之作中，就曾喟言，对于法学家来说，有两种最为主要的禀赋，也是养成法学家最为重要的素质：一是历史意识，一是政治意识。

所谓“历史意识”，或者历史素养以及历史方法，概为基于法律史和文明史而涵养的文明自觉，一种瞻前顾后的文化判断力，落实于法学，表现为关于法的历史品性的法学认识；一种表现为历史理性的法律理性。毕竟，如笔者曾所论述，历史意识是人类的基本心智，也是一种普遍人性，在某些历史学家看来，甚至于是唯一的人性。

所谓“政治意识”，或者“政治感”与“系统眼光”，其实讲的是关于文明自觉与家国天下，特别是对于它们一体关联之内在逻辑的切身体认和清醒意识。经此理论武装，用萨维尼的原话来说，知识和思想获得了“在一个国族范围内前瞻未来中评估时代的能力”。凡此两端，非古非今，恒古恒今，对于一切法学从业者，包括今天的中国法学家，永具警示意义。

我个人的学习研究也可以为此作证，相信在座列位均有同感。这一百多年，近代中国的大转型，千头万绪，不外是一个“立国、立宪、立教和立人”的历史进程。不管身役教书匠，还是心雄万夫的先贤志士搬弄大经大法，均绕此打转。所谓“抛头颅，洒热血”，所追求，所奋斗，不外乎此。其间，“双元革命”，即建设“民族国家-文明立国”，与建设“民主国家-政治立国”，堪为重中之重，颠覆不破。所谓“现代秩序”，实际上，正是“双元革命”的结果。它们二元一体，双峰并立，造成现代秩序，蔚为晚近三百年间全球范围内最为宏大的人间景观。换言之，通俗所谓建设“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新中国，其义理结构，概莫如此。

此一进程始自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继之以1898年的戊戌维新和1902年的变法修律，迄“1911”，终于初成善果。虽说歧路漫漫，今天依然人在途中，但是，不管怎么讲，这一大方向，却百折不回。就此而言，历史意识和政治意识让我们了然于自家的身世背景，教会我们“以文明立国”和“以政治立国”这一双元革命的文化正当性与政治的文明担当，正得益于历史，并正在成为历史。

1906年（明治39年）6月23日，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毕业纪念。

负笈东洋 情非得已

《法政速成科纪事》收录的若干原始资料，饶有趣味。例如，1904年（日本明治37年）法政学校校长梅谦次郎在首届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致辞，即为一则。其中几段话，今日读来，感受尤深。在他看来，“迩来清国深感输入新知识之必要”，而且，“频繁引入新知”，盖因“情非得已”。可见，当时的东洋人对于大清，对于衰败的清国，1904年风雨飘摇的清国，看得很透。因而，两年后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上，才有教员代表志田博士致辞中所谓“清国长夜梦觉，现正欲行一世界性大飞跃”这句话，也才有其时学监乾学士告别辞中“获取新知，明确清国居于世界何种地位”之告诫。

此梦并非当日才醒，否则，哪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清醒自觉。其实，早此十载，大清北洋水师葬身鱼腹，而且，为蕞尔小国所灭，即已唤醒四万万。要不，也不致于到速成科来混。苟非如此，生存堪忧，今天我们就不会在此刊行史料，并且集会研讨了。只不过，彼时彼刻，世艰势蹇，愈见其迫而已。而日人目睹情势，以过来人自居，以身作则，亦非始自当日。

早在1895年1月20日（日本明治28年），侵华日军舰队司令伊东佑亨，在致北洋水师丁军门汝昌的劝降书中，就已作此陈述。大意谓，三十年前，日本如此，为洋人所欺，被迫取法西洋；今日清国重蹈日本之覆辙，惟有引入新知，埋头苦干，忍辱负重，才能有将来抬头做人、比肩并立之日。“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由此，“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职是之故，今天读到梅谦次郎的这句话，反复掂量“情非得已”四字，实在是百感交集。所谓“情非得已”，并非只因施行新政，人手不够，以至行政无法展开，立法不得完善，故尔才需培养新政施行之才。其为原因，但属表浅原因。更主要的缘由在于，整个亚洲，包括中国、日本和朝鲜，面临西方强势之际，不得不向自己的敌人，那个武装到牙齿打过来的侵略者学习，强令转变生活方式和理念价值，这才是“情非得已”之所在。所以，学习西方也好，效法东洋也好，在大历史看，势所必然，例属文明传播的常态。但于当事人而言，则在在“情非得已”，是以羞辱来洗刷羞辱。

情非得已，事到临头，只好如此，朋友，不在其间，不知其难嘛！对此进程，以及更为广大之现代转型，在下曾以“法意阑珊，不得不然”概述，同样有感于此而发，其意在此。时过境迁，从普世主义眼光来看，说实在话，有什么你的我的，但凡有利于立国立宪立教和立人，有助于亿兆云云过好生活，不讲你我，不讲东西，不讲古今，拿来便好。

梅谦次郎并且以同文同种同教立论，概述留日习法的便利与“正当性”。如其所言，“清、韩自我邦取获文明，比诸取自语言全异之欧美，利便实甚”。尤有甚者，在他看来：

况风俗、人情相似，我邦始终以孔教立国，故道德标准多所相同。其他风俗人情一致者，亦所在多有。且考诸地理，比邻之国，一衣带水。故从距离、风俗、历史、人情任何一点观之，从迥异之欧美获取新知，皆不如从我邦获取便利，固无待鄙人多言也。

不宁唯是。可能，同样在他看来，更为主要的是，此刻的日本文化原就是由“日本固有文明”与汉文明相融而成，又经输入欧美文明，裁长补短，几经调和实行，至于今日，方始适于生聚，而得正果。换言之，这是一个更新之后的新文明，也是一个足以自立之强悍文明。这才是根本原因所在。至此，旧日古典中国文明的学徒，今日涣然而为先生，时代在此节骨眼上变幻莫测，恍兮煌兮。

这一点，当年日本人并非自吹自擂。不仅这是对于日本明治维新之际，延聘法兰西学人东瀛授课的做法之如法炮制，而且，更在于经此努力，终于一战而灭北洋水师，也就是挫大清，二战而溃沙俄，也就是拼列强，所以才这般自信。是的，若非举国上下用功，加上效法西洋帝国主义的蛮横，是混不到这个份上的。

文化共通  势所必然

展卷抚读，其中一篇致辞耐人寻味。特此拈出，同赏而共商。此即1905年第一届学生毕业、速成科教师代表治田博士的“祝辞”。其间心情、语次和顿挫，与一年前梅谦次郎校长的开学致辞，不乏呼应，似又转进一层。

治田博士申言“东亚团结”，告谓黄种人当携手并进，以对抗西洋诸国白色人种的压迫，“以期世界进于大同”。起承于“政治冰人”与“学术冰人”之分别，而转合以人种始、大同终的憧憬，仿佛策驽砺钝，似乎砺世磨钝，但激于世变，总有来由，亦称恳切。

原文不长，综理要点，意莫如此：

抑人种与人种之关系，为今日世界大问题也。日清两国国民应相互提携，以对抗西洋诸国人种压迫。遥远将来，此人种对人种问题必一扫而光。世界万民，同一交际，所谓同胞，于斯可见。吾等日本人，与占黄色人种大部之清国，携手并进，堪以对抗西洋诸国所谓白色人种压迫，以期世界进于大同。将来诸君建设祖国，自小处言，乃为东洋各国民之利益，自大处言，即为世界人民之福祉也。

此间转折，不仅以近世东西冲突为背景，而且，含蕴三种意识，其之深刻影响20世纪的东亚和世界，绕不开，必须直面回应。虽客愁千里，而剪不断，终究要理清，终究要回应。此即种族意识、东亚意识和世界意识，以及基于全人类规模的大同理想。

种族意识适应于并推动着近世帝国主义的成长，在1884年欧洲做出瓜分非洲的决定后，更且甚嚣尘上，最终蜕变为种族主义，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欧洲语境下现代极权政治的主要理念源头。其势骁骁，横扫世界，涂炭东亚，逐渐发酵的日本军国主义及其扩张主义国家政治的背后，可见其影响之一斑。换言之，日本明治维新以还，急起直追，以西洋帝国主义为效法样板，犹有过之，有以然哉，所以然哉，却不能减免其罪其孽。

在文明论意义上，整个东亚中日韩三国，同文同种，而且，一度同教，终亦必同教。走到今天这一步，蜂目豺声相对，是历史之大不幸。曾经的加害方，政客们居心叵测，无廉耻。居高位者，心胸狭隘，囿限于草根式民粹，难以超脱国族格局，不识大体。网上傥论，砍砍杀杀，尽皆不堪。当此之际，知识分子需尽到提醒的责任，既不忘民族苦难与文明浩劫，另一方面，展现原谅道义与和合心肠，不因历史而牺牲未来。

说到底，整个东亚，太平洋西岸，蔚为一个文明共同体，并且应当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其间，借由盛唐以还古典中华法律文化的传播，其实曾经同时还是一个法律共同体。就此而言，晚清西法东移进程中之“法政速成科”，不期然间，为此续添一笔，共同见证了那个东亚转型时代的风雨沧桑。因而，东亚法律共同体是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固有一环。

近日，日本法政大学大学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中译本及法学家李贵连、孙家红编纂的《法政速成科讲义录》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凡事初衷与效果，常有差距。逮至1905年科举遽废，举子功名无着，青黄不接，因而，纷渡东瀛，一时间，法政速成科来源嘈杂，法政学堂遍地开花。一年之期，徒有皮毛，虽说留学，实则多半唯《新民丛报》马首是瞻，拿个结业证书，换身铠甲而已。一旦回国，口口声声民主自由，而行止不堪，乃至新旧失守，自在意料之中。杨国强先生缕叙清末地方咨议巨细，阐说“新学生社会相”，即曾多所诟訾。所谓“归国留学生之为朝官者”，其实既无新知识，亦无旧道德，则摧枯拉朽之下，“斯文一脉横决而出，流入天下滔滔之中”。而个中缘由，无可收拾，同样又是一个“情非得已，势所必然”也。今日叙及晚晴，婆娑讲义，联想至此，顺带说出，以为补充，遥念此间之万般无奈，而为此大转型时代之难上加难，竟至于最终之血流成河，仰天一叹！

至于将留学生贬得一钱不值，甚至以汪兆民之投日叛国为例，影射近代中国大规模留学运动之窳劣，说明对此“情非得已，势所必然”缺乏体认与同情，表明一旦历史意识和政治意识阙如，结果不堪。至于如此陈词，其心态是否不免狭隘，或者，过于阴暗，则又当别论，非刻下话题所当泛论者也。

□  编辑  徐伟   □ 制图  美编  黄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