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社会因素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深入研究高等教育质量的社会调节机制，充分发挥社会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的作用，是当前社会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及介入社会公共事务的必然反映，体现了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改革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现状的需要。
第一，重视社会因素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是社会力量介入高等教育事务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氛围的宽松，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以各类社会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在我国快速发展，出现了增长的高峰。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9.9万个，其中，各种社会团体27万个，基金会3029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2万个，社会组织的年均增长率在8%～10%，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613万人，形成固定资产1425亿元。[1]这些组织几乎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劳动、民政、体育、环保、法律、慈善等领域，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高等教育领域，目前我国广泛存在着各种教育中介组织，如各种教育评估机构、教育咨询与服务机构、教育信息中心、人才交流机构、教育事务代理机构、教育管理事务所、教育培训机构等，这些社会组织的存在和发展，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包括高等教育质量在内的高等教育事务，为社会诸因素介入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活动提供了组织形式上的支持和保证。
第二，重视社会因素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具体体现。高等教育经历了远离社会—社会边缘—社会中心的发展历程。传统大学把摆脱外界束缚、放弃暂时利益、使大学成为保护人们进行知识探索的自律场所看成是大学的本质特征，大学成为远离世俗、拒斥现实社会的象牙之塔。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大学自身的发展变化，这一状况被打破。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莫里尔法案》，形成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土地拨赠运动”，使大学服务于农业和其他生产劳动。在这个基础上，威斯康星大学进一步提出了大学教育应当直接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新理念。这个新理念后来被人们称为“威斯康星思想”，并被誉为美国20世纪最有创造性的思想之一。[2]此后，为社会服务成为与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并存的大学三大职能之一，受到人们的重视。到了现代，特别是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大学越来越介入社会生活，成为人们所说的社会“发动机”、“加速器”、“孵化器”。在大学越来越深地影响社会发展的同时，社会力量也越来越多地对大学事务产生影响。因为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力量想有更好的发展，也必须依靠有着巨大影响作用的高等教育。实际上，高等教育和社会的彼此介入与相互渗透是并存的和相互影响的。
第三，重视社会因素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是改革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现实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高等教育作为我国计划体制的一部分，采取的是集权式的管理，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拥有管理高等教育的绝对权力，高校只是政府部门的附属物，没有办学自主权，社会力量也很少介入到高等教育事务中来。因而，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上，政府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行为主体，行使质量保障的一切责任，全面控制高等教育政策方针、保障体制、质量标准规格、质量举措等，高校内部的教学工作也在政府的直接管理和控制之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高等教育的运行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政府包办一切的管理模式逐步被打破，高校开始面向社会，自主办学，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社会也越来越多地承担了高等教育的责任，如民办高校的出现、企业和高校的联系加强、各种社会基金和捐赠增多等。随着责任的增加，相应的权力也必然加大。重视和发挥社会力量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作用，使社会力量拥有参与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权力，把权力和责任统一起来，形成政府宏观调控、社会质量调节、高校自主质量管理的现代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模式，成为改革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现状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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