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供求机制的运行，实质上就是发挥高等教育需求对教育质量的激励功能和约束功能。高等教育需求是社会和受教育者个人对高等教育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可分为高等教育的社会需求与个人需求。无论是高等教育的社会需求，还是个人需求，都具有如下特征：一般情况下总是在增长并具有不可替代性；通常受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的双重驱动；需求目的具有多元性等。高等教育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着总量和结构上的矛盾，这种矛盾即高等教育供给与需求的失衡，是高等教育处于“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的状态，“它既可能是供给不足所致，也可能是需求膨胀所致，还可能是供求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8]
高等教育需求的差异性、变动性和资源的稀缺性，是高等教育供求矛盾的主要原因。依据市场机制的供求规律，高等教育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或非均衡是常态的、客观的。从本质上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供求机制反映价格与供求关系的内在联系。当高等教育需求大于高等教育供给时，价格上升，从而刺激供应；当高等教育供给大于高等教育需求时，价格下降，从而刺激需求。正是高等教育供求这种非均衡状态推动着高等教育的发展。
供求机制作为市场机制的重要机制之一，一直在高等教育领域发挥着作用。但是，如果供求的非均衡状态超出一定限度，就会影响到高等教育的正常发展。要合理有效地利用供求机制，实现动态均衡，其基本条件是：
第一，保持适度规模。从长远来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供求机制的运行，主要通过高等教育的总量控制，努力创造一个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市场条件，加快高等教育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这样可以带来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社会需求真正发挥有效地调节高等教育质量的作用，高等教育的供给长线在市场需求的约束下自然缩短，这时被淘汰的必然是质量不高的部分。高等教育的供给短线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自然延伸，对优质部分必然具有较强的刺激效应，从而使各类高等教育服务在较高的质量水平上达到供求均衡；另一方面，在总量上逐渐形成“买方市场”的条件下，低质量的高等教育服务或产品将直接受到市场需求的限制而不断减少，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服务或产品将受到刺激和推动而不断更新和改进质量，从而使各类高等教育的质量在供求机制的调节下不断得到改善，整个社会高等教育的质量水平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增长迅猛。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数从1998年的108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688.83万人，增长了5倍多，研究生招生数也由1998年的7.25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58.97万人，增长了7倍多，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达到3325万人，毛入学率达到30%，高等教育规模位列世界第一。有人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太快，规模过度，造成了诸如高等教育质量下滑、高等教育不公平的加剧、高校毕业生就业越来越困难等问题。笔者认为，相对于高等教育规模的国际平均水平、中国巨大的经济规模和高速增长的经济形势以及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而言，中国高等教育的相对规模并不过度。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15岁至64岁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只有6.9%。1999年，该比重在OECD国家平均为22%，其中，美国为35%，日本和韩国分别为31%和23%。2009年，我国平均每十万人中只有2218人在校接受高等教育；2007年，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4年，大学教育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6.2%。2012年底，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只有30%，处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起步阶段，而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80%，日本和韩国也都超过50%，都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中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平均水平也已达40%。[9]因此，继续保持我国高等教育的适度发展规模，创造一个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市场条件，加快高等教育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是有效发挥供求机制作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
第二，推进高校转型。截至2012年，我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442所（含独立学院303所），其中，本科院校1145所，高职（专科）院校1297所，但高等学校的分类定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上同质化和单一化倾向严重。其结果是：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另一方面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严重不足，这已成为新增劳动力就业结构性矛盾的突出表现。因此，引导高等学校实现分类办学，异质发展，在各自的层次办出一流水平，是终结大学生就业难、企业用工荒的“冰火两重天”，解决当前结构性失业的有效举措。
按照社会需求，研究型大学应是少数，经济社会发展更需要大批的应用技术型人才，包括工程师、高级技工和高素质劳动者。目前，欧洲发达国家应用技术型人才与学术型人才培养的比例一般在8∶2，这与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的结构是相吻合的。“21世纪的金融危机重挫各国的虚拟经济，以高水平的技术创新为实体经济的德国、瑞士、荷兰等国家则应对自如，其背后是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和完整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支持，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应用技术大学所提供的人才资源和技术服务支撑，对实体经济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0]我国地方本科院校特别是1999年以来的新建本科院校，因为与重点大学没有差别的办学定位，已连年面临就业率低、专业对口率低、就业质量不高的生存窘状。为有效应对这种困境，教育部正采取措施，拟将1999年大学扩招后“专升本”的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为应用技术型本科，淡化学科，强化专业，按照企业的需要和岗位来对接，率先转型为职业教育，此举被视作“高教领域革命性调整”，是调整高教结构、有效发挥供求机制作用、整体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一项重大改革。
第三，优化专业结构。社会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才结构与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结构具有直接的关联，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人才结构与专业结构之间的变迁与对接，是经济规律与高等教育规律结合的反映。“我国当前所处的时代不再是二战后的工业化飞速发展的时代，而是同时面临完成农业化，发展工业化，进入市场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经济体制转轨、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并行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必须也是必然的唯一选择。大幅度的结构性调整将使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都发生根本变化，迫使高等教育系统的内部结构（层次、科类、形式、布局）也要相应进行调整。”[11]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进程大大加快，对人才结构的调整和人才需求的结构性变化也十分明显。与此相适应，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课程设置也要随之而发生变化，以主动适应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调整，培养社会需要的各类专门人才。
学科专业结构是决定高等教育是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关键。前些年，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着规模扩大的任务，学科专业结构的调整虽然也引起了注意，但受条件因素的制约，调整的速度和力度有限，有的学科专业人才相对过剩，有的则不足，这是形成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供求矛盾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发展高等教育，保障高等教育质量，就一定要在结构调整上下工夫。在人才培养质量规格上，要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重点，转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重点。当前国家调整本科教育的培养方向，大力加强应用型本科教育的政策正是基于这一需求。在人才培养流向上，要从以培养城市建设人才为重点转向以培养农业建设人才为重点。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乡镇企业、边远地区、艰苦行业需要大量人才，却很难得到人才。在人才培养专业结构上，适应社会发展和地方经济建设需要，满足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变化要求，努力减轻经济发展布局、产业结构变化对我国高等教育供求结构造成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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