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核心命题在新儒学中的发展_中国儒学导论

儒学核心命题在新儒学中的发展_中国儒学导论

要“超我”而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即是“诚”。《中庸》第二十四章中说：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亦即《孟子·离娄上》中所说：

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www.guayunfan.com)“谁是最后的儒家”正如“谁是最后的基督徒”或“谁是最后的佛教徒”一样，可能是一个永无答案的问题。但汤因比却曾说起过：“在那些其观点仅仅带有佛教色彩，但却并未受到西方哲学影响的伟大的中国思想家中，王阳明是最后的一位。第一批葡萄牙航海家已于1514年，也就是王阳明去世前15年，到达了中国。”

黄宗羲《明儒学案·姚江学案》：“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

王阳明《传习录下》中载：

先生曰：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大力量。因指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三日便劳神致疾。当初说他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庚申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

我们知道王阳明格竹子，是要用人世间的“理”追求自然界的“理”，这样当然格不出近代科学。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与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们合在一起。

《王阳明全集》卷35载罗洪先《龙场阳明祠碑记》中云：

……及其摈斥流离于万里绝域，荒烟深箐，狸鼯豺虎之区。形影孑立，朝夕惴惴。既无一可骋者，而且疾病之与居，瘴疠之与亲。情迫于中，忘之有不能；势限于外，去之有不可。辗转烦瞀，以须动忍之益。盖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于吾身之外？至是而后，如大梦之醒，强者柔，浮者实。凡平日所挟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实足以增吾之机械，盗吾之聪明。其块然而生，块然而死，与吾独存而未始加损者，则固有之良知也。

《王阳明全集》卷32中载：

（明正德三年，即1508年春之一日）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不觉呼跃而起，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亦即王阳明所谓“致良知”。《王阳明全集》卷8《书魏师孟卷》中载：

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此良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无学矣。自孔孟既没，此学失传凡千百年，赖天之灵，偶复有见，诚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

《明儒学案》卷62《蕺山学案》中载：

若吾先师，则醇乎其醇矣，后世必有能辩之者。戊申岁，羲与恽日初同在越半年。日初，先师高第弟子，其时为《刘子节要》，临别拜于河浒，日初执手谓羲曰：“知先师之学者，今无人矣。吾二人宗旨不可不同。但于先师言意所在，当稍浑融耳。”……先生之学，以“慎独”为宗，儒者人人言“慎独”，唯先生始得其真。盈天地间皆气也，其在人心，一气之流行，诚通诚复，自然分为喜怒哀乐、仁义礼智之名，因此而起者也。不待安排品节，自能不过其则，即中和也。此生而有之，人人如是，所以谓之性善，即不无过不及之差，而性体原自周流，不害其为中和之德。学者但证得性体分明，而以时保之，即是慎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载：

明之末年，人人讲学。日久论定，真儒不过数人，宗周其一也。其学以“慎独”为宗，阐姚江之绪论而加以谨严切实。是书乃其主蕺山书院时所述以授生徒者也。

刘宗周《人谱》中载：

万性，一性也。性一，至善也。至善，本无善也。无善之真，分为二五，散为万善。上际为乾，下蟠为坤。乾知大始，吾易知也；坤作成物，吾简能也。其俯仰于乾坤之内者，皆其与吾之知能者也。……学以学为“人”，则必证其所以为“人”，证其所以为“心”而已。自昔孔门相传心法，一则曰“慎独”，再则曰“慎独”。夫人心有独体焉，即“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所从出也。慎独而中和，位育天下之能事毕矣。然独体至微，安所容慎？惟有一独处之时可为下手法。而在小人，仍谓之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至念及掩着无益之时而已，不觉其爽然自失矣；君子曰闲居之地可惧也，而转可图也。此时一念未起，止有一真无妄在不赌不闻之地，无所容吾自欺也，吾亦与之无自欺而已。则虽一善不立之中，而已具有浑然至善之极。君子所为必慎其独也。夫闲居耳，小人得之我万恶渊薮，而君子善反之，即是证性之路。

于是，就可以说刘宗周对“原善”之存在于体会“慎独”之中或于“慎独”之中对“原善”存在的体会，是极为深刻的，甚至可以说在儒学史上是无前例可循的。但“原善”在“慎独”这里，却是以一种不无“忏悔”与“拯救”意味的形式而存在于“儒家精神”中的。

《明儒学案》卷10《姚江学案》中载：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征思、田。……是夕，坐天泉桥，各举请正。……既而曰：“已后讲学，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原是彻上彻下工夫。”

这就是所谓“天泉证道”时的“四句教”。这“四句教”曾被王夫之批评为“天泉付法，止依北秀南能一转语作葫芦样”。

王学能使人们究竟“悟”到什么呢？“悟”到人的“良知”才是真正的“存在”最后的“存在”。如王畿有云：

良知原是无中生有，即是未发之中。此知之前，更无未发，即是中节之和。此知之后，更无已发。自能收敛，不须更主于收敛；自能发散，不须更期于发散。当下现成，不假工夫修整而后得。致良知原为未悟者设，信得良知过时，独往独来，如珠走盘，不待拘管而自不过其则也。[13]

“良知”无所谓“未发”“已发”，是收放自如的“当下现成”的，可以“独往独来”的，是每一个人都原自拥有而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而“致良知”无非是对“本体”的追问而已。如无疑于此，“良知”就成为“主体”不能不获得的一种“自由”——对此，黄宗羲曾评论曰：

夫良知既为知觉之流行，不落方所，不可典要，一著工夫则未免有碍虚无之体，是不得不近于禅。流行即是主宰，悬崖撒手，芒无把柄，以心息相依为权法，是不得不近于老。虽云真性流行，自见天则，而于儒者之矩约，未免有出入矣。

于“致良知”所悟及的是自身原有的自由——所谓“真性”及其“天则”，那么“不著工夫”，在形式上就不能不与佛门禅宗一致；“流行即是主宰”，于实质上也就不能不近乎老庄和“道家”。但能因此而说它不是“儒家”吗？黄宗羲不能无疑，只能说“未免有出入”。儒学核心命题在新儒学中的发展_中国儒学导论

要“超我”而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即是“诚”。《中庸》第二十四章中说：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亦即《孟子·离娄上》中所说：

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www.guayunfan.com)“谁是最后的儒家”正如“谁是最后的基督徒”或“谁是最后的佛教徒”一样，可能是一个永无答案的问题。但汤因比却曾说起过：“在那些其观点仅仅带有佛教色彩，但却并未受到西方哲学影响的伟大的中国思想家中，王阳明是最后的一位。第一批葡萄牙航海家已于1514年，也就是王阳明去世前15年，到达了中国。”

黄宗羲《明儒学案·姚江学案》：“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

王阳明《传习录下》中载：

先生曰：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大力量。因指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三日便劳神致疾。当初说他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庚申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

我们知道王阳明格竹子，是要用人世间的“理”追求自然界的“理”，这样当然格不出近代科学。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与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们合在一起。

《王阳明全集》卷35载罗洪先《龙场阳明祠碑记》中云：

……及其摈斥流离于万里绝域，荒烟深箐，狸鼯豺虎之区。形影孑立，朝夕惴惴。既无一可骋者，而且疾病之与居，瘴疠之与亲。情迫于中，忘之有不能；势限于外，去之有不可。辗转烦瞀，以须动忍之益。盖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于吾身之外？至是而后，如大梦之醒，强者柔，浮者实。凡平日所挟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实足以增吾之机械，盗吾之聪明。其块然而生，块然而死，与吾独存而未始加损者，则固有之良知也。

《王阳明全集》卷32中载：

（明正德三年，即1508年春之一日）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不觉呼跃而起，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亦即王阳明所谓“致良知”。《王阳明全集》卷8《书魏师孟卷》中载：

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此良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无学矣。自孔孟既没，此学失传凡千百年，赖天之灵，偶复有见，诚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

《明儒学案》卷62《蕺山学案》中载：

若吾先师，则醇乎其醇矣，后世必有能辩之者。戊申岁，羲与恽日初同在越半年。日初，先师高第弟子，其时为《刘子节要》，临别拜于河浒，日初执手谓羲曰：“知先师之学者，今无人矣。吾二人宗旨不可不同。但于先师言意所在，当稍浑融耳。”……先生之学，以“慎独”为宗，儒者人人言“慎独”，唯先生始得其真。盈天地间皆气也，其在人心，一气之流行，诚通诚复，自然分为喜怒哀乐、仁义礼智之名，因此而起者也。不待安排品节，自能不过其则，即中和也。此生而有之，人人如是，所以谓之性善，即不无过不及之差，而性体原自周流，不害其为中和之德。学者但证得性体分明，而以时保之，即是慎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载：

明之末年，人人讲学。日久论定，真儒不过数人，宗周其一也。其学以“慎独”为宗，阐姚江之绪论而加以谨严切实。是书乃其主蕺山书院时所述以授生徒者也。

刘宗周《人谱》中载：

万性，一性也。性一，至善也。至善，本无善也。无善之真，分为二五，散为万善。上际为乾，下蟠为坤。乾知大始，吾易知也；坤作成物，吾简能也。其俯仰于乾坤之内者，皆其与吾之知能者也。……学以学为“人”，则必证其所以为“人”，证其所以为“心”而已。自昔孔门相传心法，一则曰“慎独”，再则曰“慎独”。夫人心有独体焉，即“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所从出也。慎独而中和，位育天下之能事毕矣。然独体至微，安所容慎？惟有一独处之时可为下手法。而在小人，仍谓之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至念及掩着无益之时而已，不觉其爽然自失矣；君子曰闲居之地可惧也，而转可图也。此时一念未起，止有一真无妄在不赌不闻之地，无所容吾自欺也，吾亦与之无自欺而已。则虽一善不立之中，而已具有浑然至善之极。君子所为必慎其独也。夫闲居耳，小人得之我万恶渊薮，而君子善反之，即是证性之路。

于是，就可以说刘宗周对“原善”之存在于体会“慎独”之中或于“慎独”之中对“原善”存在的体会，是极为深刻的，甚至可以说在儒学史上是无前例可循的。但“原善”在“慎独”这里，却是以一种不无“忏悔”与“拯救”意味的形式而存在于“儒家精神”中的。

《明儒学案》卷10《姚江学案》中载：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征思、田。……是夕，坐天泉桥，各举请正。……既而曰：“已后讲学，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原是彻上彻下工夫。”

这就是所谓“天泉证道”时的“四句教”。这“四句教”曾被王夫之批评为“天泉付法，止依北秀南能一转语作葫芦样”。

王学能使人们究竟“悟”到什么呢？“悟”到人的“良知”才是真正的“存在”最后的“存在”。如王畿有云：

良知原是无中生有，即是未发之中。此知之前，更无未发，即是中节之和。此知之后，更无已发。自能收敛，不须更主于收敛；自能发散，不须更期于发散。当下现成，不假工夫修整而后得。致良知原为未悟者设，信得良知过时，独往独来，如珠走盘，不待拘管而自不过其则也。[13]

“良知”无所谓“未发”“已发”，是收放自如的“当下现成”的，可以“独往独来”的，是每一个人都原自拥有而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而“致良知”无非是对“本体”的追问而已。如无疑于此，“良知”就成为“主体”不能不获得的一种“自由”——对此，黄宗羲曾评论曰：

夫良知既为知觉之流行，不落方所，不可典要，一著工夫则未免有碍虚无之体，是不得不近于禅。流行即是主宰，悬崖撒手，芒无把柄，以心息相依为权法，是不得不近于老。虽云真性流行，自见天则，而于儒者之矩约，未免有出入矣。

于“致良知”所悟及的是自身原有的自由——所谓“真性”及其“天则”，那么“不著工夫”，在形式上就不能不与佛门禅宗一致；“流行即是主宰”，于实质上也就不能不近乎老庄和“道家”。但能因此而说它不是“儒家”吗？黄宗羲不能无疑，只能说“未免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