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澍在贵州的活动_清朝张澍

张澍在贵州的活动_清朝张澍

第二节　张澍在贵州的活动

张澍于嘉庆四年(1799年)中进士，入翰林，充实录馆纂修。张澍参加会试时，卷子上写的年龄是19岁(26)，同时见闻广博，文章很有文采，引起人们的惊叹:“而武威张君介侯年甫十九，博文丽藻，才气无双，一时惊以为异人。”(27)按说以张澍的才能，如果能在京城打点一下，留在京城任职或选个美差应当是可能的，但这不是张澍的性格，最后的结果是在嘉庆六年(1801年)五月散馆后，选任一个偏远荒凉、人烟稀少的贵州省玉屏县知县，许多人为他感到可惜:“君之改外任也，朝论惜之。”(28)但张澍并无屈才之感，也不在意贵州的遥远荒凉和民族成分的复杂，而是把贵州看作实践自己理想、抱负和施展才能的好地方，欣然前往。张澍在《续黔书自序》中(29)，以与“客人”问答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一般人认为贵州偏僻荒凉，其地之民又不遵法度，难以教化，因而不愿到此地为官，在官者也并不安心，希望早点调离:“黔之天则蛮烟僰雨，黔之地则鸟道蚕丛，其人则红紫姜，其俗则鸱张鼠伏，宦斯土者，往往鄙夷之，愿旦夕即去，若陋不可居者。”而张澍则把贵州和内地一样看待，所谓“予之视黔则犹齐州也”(30)。张澍历数贵州的历史，从“庄蹻盗兵、唐蒙略地”讲起，一直讲到清代，认为贵州自清建立百年以来，“盖浸浸乎济美华风矣”，并且其独特的风俗、精美的手工艺品、悠久的历史、优美的自然风光都是值得探寻、赞叹和游览的，“兜，可图王会也;芦笙箭镞，可入国风也;木瓜金筑，沿革可稽也;鳌矶龙洞，幽胜可探也;白水碧云，奇情可咏也。诸葛祃牙之地，李恢鏖战之方，尹珍读书之宅，山图寻药之厓，可题襟而散烦胸也。岂仅睠怀迁谪之李白!”二是表达了自己对如何治黔的看法，说明他赴玉屏任知县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他认为贵州的仡佬族、瑶族，之所以难以治理，主要是地方官没有示以恩信，“倘使抚绥有方，恩威兼济，则可以致其死力”，又怎么会担心他们不向善呢?他引用马平主簿孔性善的话说，往昔陈景文作县令时，瑶族等少数民族都负担徭役，安居乐业，“厥后，抚字乖方，始乃反恻。诚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谕以祸福，亦当革心”。又引用田禾叔的话:“边防之官，非有为不足戡乱，非有守不足服人，非久任不能谙土俗”，张澍认为这是“治夷之宝鉴”。

张澍从嘉庆六年(1801年)赴玉屏任知县，后又先后代理遵义、广顺知县，到嘉庆八年(1803年)引疾辞官，在贵州为官近两年。张澍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加之初入政坛，欲以实现成为良吏的抱负，因而勤于政事。他考察地方利害，欲以兴利除弊;清正廉洁，不迎合上司;又具有强烈的探险欲望，公务之暇，游览名山胜水，探险、猎奇;同时，博览群书，实地调查，深入了解贵州的历史、风土人情以及物产等，写下了许多游记、诗歌、碑记和考证文章。张澍在贵州主要有以下事迹:

一、正经界为仁政之首务

张澍一到贵州就发现，贵州的州县行政区划非常混乱。玉屏的屯户仅有33户，而这33户的田亩往往羼入其他州县，“或羼入楚之芷江，或羼于铜仁，或羼于清溪，或羼于思州”。不仅玉屏县是这样，贵州的其他州县也是这样，“有所属乡村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门之外即为邻属者;有此州之地并入他县，他县之地并入此州者;又有管辖之地，中多隔越，或距境一二百里，或隔三四州县，而地丁名粮亦隶于他县者;又有卫所之屯，与民地相连，浸久而迷其版籍”。这样就造成了两个方面的不良后果，一是对地方政府管理民众造成困难，给一些不法之徒提供了孔隙:“遇有审讯案件，提拘不至，则曰:我某县籍也。及于某县有犯，则又曰:我某县籍也。盗贼之越货御人，有司者捕之，辄欻忽往来，莫可踪迹。适足以薮奸诲逋，虽有保甲不能行也。”一是一旦浇灌田地时出现用水矛盾，地方官互相推诿，无法有效及时处理，酿成许多争斗杀伤事件，“甚则越佃占水，讼谍不已，至于争斗杀伤事变，胡可胜言”。但是，这种行政区划混乱的现象，并不是张澍这一小小的知县所能解决的，他只能寄希望于封疆大吏，“诚使留心国计之大吏，绘图入告，为之改其幅员，均其大小，正其互错，清其军民，吾知地邑民居，必参相得，有司亦获以尽其抚绥之方，则狱讼息而风俗淳矣”。张澍认为，调整行政区划，改变混乱状态，是为政之首务，“然则正经界为仁政之首务哉!”(31)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是很有见地的。(www.guayunfan.com)二、计议捍水，以除玉屏之水患

玉屏县虽小，但“为黔门户，扼楚咽喉，形势据其冲要。而城滨大江，每多水患”。明天顺二年(1458年)、隆庆三年(1569年)、天启元年(1621年)、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五十九年(1720年)、乾隆元年(1736年)、二十一年(1756年)、四十四年(1779年)均遭水灾，“居民荡析”。张澍到任的三月，即嘉庆七年(1802年)三月，由于“阴霖日久，江暴涨，惊涛薄，水不入者仅尺许”，张澍很是忧虑。玉屏之所以会遭水灾，“盖江流自清浪入熊溪，域西有狮子峰，雄踞江口，水无所泄，其怒，北有镇平、玉屏两峰作障，则水不得不折而东，而城当其冲，下流则书岩、连峰，隔江夹峙，碕岸既狭，疏泻未易，势益逾奋迅，倘山潦衡溢，则水必不能驱山以行，而与城为难矣。是吾无止水之防，而非水自溃其防也。吾无容水之地，而非水据吾之地也”。若移城以避水患，则费用巨大，势必要劳民伤财，加重老百姓的赋税和徭役负担，不是可行之方。闲暇之时，张澍亲自到野外考察地势，想办法捍水以护城。计议“自北门至馆驿，取江中巨石，砌之为塘，高一丈”，同时掘开河流土石堆积之处，以扩充江身，增加江的容水量。这样，工程小，“用功不过百人，为期不过一月”，而江水就不会泛滥成灾，居民可免除水患了(32)。恰在此时，张澍调署遵义代理知县，计议未能实行。

三、治盗用侦，成效显著

贵州“悬峰林立，亏日抉云”，又“山枯水脊”，百姓“生理窘蹙”，故多有盗贼。他们杀人越货，藏匿深山幽谷，官府无法追捕。“是故始于剥商，渐则官被劫夺;始于攫货，近则人茹金刃。何可忍言?”“遵义幅员辽阔，统辖十三里，每里十六甲，烟火辐辏，地势险阻，其民桀骜诡谲。染杨酋之余习，而里甲多巨滑。”在赶集的日子，勾结外来暴客，“摽略钱货以为常”。张澍看到同僚“有获盗者，辄毁折肢体”，甚至“饮以盐卤”，使其失明。认为这种做法太过残忍，而最终也无法使劫掠活动收敛。究其原因，“贼以为法尽于是，吏以为法尽于是，役以为法尽于是，且议其忍也，而不肯捕盗，因是盗炽”。张澍代理遵义知县之日，召集里甲，审知其中平素违法不守义者贬斥之，选择诚实守信者严加训示，杜绝赌博饮酒，让他们谨守堡寨，“其容留匪类者，罪无赦;其有警而不协力擒者，罪无赦;其有被盗而匿不报者，罪无赦”。若发生被盗之事，里甲要加倍赔偿。又在“村镇、关津、通衢、僻路，布令以威刑惧之”。在此基础上，不用搜捕的方法而用侦探的方法，“非不用捕也，盖捕则疏，侦则密。捕则真盗或走匿，而役以局外者当之;巨盗或远飏，而役以鼠窃者塞之。侦则囊橐何氏，鸠聚何所，肆劫何地，党羽何人，起发何期，过抵何许，灼然在吾心目”。又恐怕负责侦探的衙役欺骗，又选择衙役中诚信而又熟悉情况者让他们进行察视。这样耳目既广，又不动声色，“彼宵小者以为吾之疏也，乃稍稍露迹，而侦之者旋至，迅发役捕之，罔不获。其聚集多人者，亲率役捕之，罔不获”。在赶集的日子，“微服往察之，伏壮士于侧”，就近若有抢夺者，“即擒之，罔不获。役有不用命及贿脱贼者，痛惩之，责令倍尝”。对尽心竭力，奋勇捕贼者，重赏之。经过一番努力，“其渠贼吴赖头、赛曹操、把地王等，以次就擒”。而一些不法之徒，惊惶恐惧，怀疑张澍每天都四处布网，“乃大沮散，遁于桐梓、正安、绥阳等处”。后来张澍遇到桐梓县令卫天民，卫天民问张澍:“子其以邻为壑乎?”张澍回答说:“子甘为逋逃薮乎?”卫县令无言以对(33)。

四、处变不惊，从容应对苗警

湖南的凤凰直隶厅与贵州的铜仁府接壤，林深地险，多有苗民聚集为盗，每每鼓动铜仁的苗民与他们遥相呼应。嘉庆七年(1802年)，“年谷不登，越货于路，塗之人咸裹足焉”。到岁末，他们聚集在壮穆庙，拥立其首领为大王，计划于来年正月十六日犯铜仁。玉屏与铜仁紧连，只有汛兵50名，以前拨30名驻守大营，现只剩20名。玉屏又城垣倾颓，没有坚固的城防设施可以守卫，人们都非常恐惧。张澍认为，“屏邑虽小，苗不足忧也。龙塘当邛水之冲，界牌扼鬼庐之要。地险既得，防守斯宜。城北六十里之蜡岩，苟选乡兵数百，占护山梁，则铜仁、施溪、六洞、水银等山之苗不能至;城南六十里之坝坪，苟选乡兵数百棋布涧谷，则南路革溪、天塘之苗，西路新溪、南洞之苗至则授命。北有平江，鸿波漰荡，不可以厉。檄渔人而藏其舟楫，苗岂能飞渡耶?”正在张澍解释、消除父老的恐惧和疑惑，准备招募壮勇，部署粮草供应，亲自拿起枪棒，率领乡兵扼守险要的时候，凤凰厅傅司马率兵赶到，“诱其渠，擒之，余各鸟兽散矣”(34)。

五、揭发钱局私铸小钱之事，建议严惩制作假银者

张澍在贵州为官期间，发现钱局私铸小钱以谋利，“黔中钱局二，设于贵阳大定，局事即以知府领之，采办滇铜，鼓铸搭放兵饷。余初至黔，见市钱犹肉好完具。厥后省局私铸小钱，不可用”。于是上书藩台董观桥揭发此事，指出:“国家严私铸之律者，所以防奸民也。今不闻奸民之盗磨取镕，另起炉灶，而峨峨守牧，行固驵侩，显犯王章之所不赦。廛市之中充然堆积者，无轮郭，无阴阳，一千之贯，不满五寸，比于鹅眼綖环，同其薄劣，入水不沉，随手破裂，斗米万钱，指货千钱，小民日用，难权子母，藏之不可为泉，行之不可为布，甚非所以爱养闾阎，通惠商旅也。”往昔高恭说，私铸薄滥，有司追究，绳之以法，法网很多。既然使老百姓看到私铸钱币可以获得巨大利益，而紧接着又以重刑来惩治，他认为这尚且不是治国的根本方法。而现在，“矧杂为巧，以期得赢逞奸邪者，即官司也。彼小民亦即闻之矣，而宪台曾莫之闻，以为不知乎，则职居廉访之为何?以为知之乎，知而不纠，则人之不疑钱之不通神，不可得矣。”张澍以质问的口气揭发钱局私铸小钱之罪，质问藩台为何视而不见，体现出他生性耿直、疾恶如仇的性格特点。不久，“司局某告病，坐拥巨万，将入都为赀郎也”(35)。私铸钱币本是历代以重典惩治的犯罪现象，尤其是钱局为铸钱部门，其官员竟以职务之便私铸小钱以获利，情节当更加严重，而执法之藩台居然不闻不问，坐视犯法者获得巨额利益以病辞官后，入京买取高官美差，体现了清代嘉庆年间官场的极度腐败。张澍还发现贵州有制造假银者，“黔市通用银名垂丝，甚潮低。而江西流民，巧诈滋甚，日造伪者”。他们不仅仅用来欺骗乡民，而且用来欺骗官府，“所谓为盗不操矛者也”。有得到假银者拿给张澍看，但见“银白精好，剪之则铅，实仅面皮为银，然薄如蝉翼，真鬼工也”。对此，张澍主张，“宜比前代之法，置之重典，庶可以革奸而返朴也”(36)。

六、关心民生，虑及盐茶

贵州林茂沟深，地瘠民贫，民生艰难。而人们日常所需的盐和茶，本地却不出产，靠外地供给，故而价格很高，无疑又加剧了生计的艰难，“黔介滇蜀之中，独不产盐，惟卬给于蜀，来远而价昂。洗金之物，与金同价”。张澍痛心地指出“黔之民有不如西域之驼、桂平之牛者矣”。他认为:“夫盐之生也不择地，或出于卤、或出于井、或处于崖、或处于石、或出于木、或出于泉、或出于草。黔水蹏渗耳，自不能熬波出素，而邃洞幽崖，深林密箐，固所饶也。”张澍身居知县，官职卑微，自然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只能寄希望于有关部门:“倘司事者，精求牢盆之术，广募亭户，濬掘天藏，而与民同味，将地不爱宝，灵庆志瑞。”(37)若贵州果真能够出盐，则将惠及黔民，旁省就不会独擅煮盐之利了。张澍对盐的出产之地的说法，显然有些是不正确的，但他主张在贵州找盐的想法，无疑反映了他对民生的关心，是值得赞赏的。

在清代，饮茶之风已遍及全国，贵州概莫能外。张澍看到“近岁上下竞啜。清欲霜华，甘思露液，乳煎碧玉，雪翻银丝”，街上“茶肆栉比，饮者肩摩足戛，昕夕不绝”。贵州本来产茶，“黔之龙里东苗坡，及贵定翁栗冲、五柯树、摆耳诸处产茶。而出婺川者名高树茶，蛮吏司鹦鹉溪出者名晏茶，色味颇佳”。但近来不产，茶叶靠外地输入，“而商旅贸迁，经山川之险，博锱铢之利，每以丝绢相易”。为喝茶，人们“往往贱售新谷，问西园之价，希北苑之珍。”张澍认为，这是“以有用之物而易无用之物也”。他引用《金史》记载金朝禁茶的规定:“自七品以上方许食茶，不得卖及馈献”，认为“亦裕财足食之政也”。建议“留心民事者”予以效法(38)。张澍的看法和主张在今天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无疑是迂腐而荒唐的，但嘉庆年间的贵州，经济高度自给自足，民生艰难，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主张虽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趋势，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反映出他对百姓生计的关心。

七、为解旱灾，祈雨深山

张澍在任玉屏知县当年(即嘉庆七年，1802年)五月，“田苦旱”，听说城东五里有洞，洞中有神，号柴冲大王，“祷雨辄验”，即便是干旱年份，“亦必少资润溉”。当地人说，最近神被天柱县请去，祈祷每次都不下雨。张澍说:“旱既太甚，苗将就枯，余当诔之，以苏吾民也。”于是斋戒一天，带上净洁的猪、酒、布、帛，亲自步行去五里之外的柴冲大王洞祈雨。出城东门二里许就再没有路了，只好走田垄，再往前走，“则青壁万寻，丹崖百丈”，必须手脚并用、腹贴岩面地往上爬。最终到达柴冲大王洞，献上猪、酒、布、帛等牺牲供品，并跪读祈雨之文，祈求天降甘霖，然后又徒步返回衙署。回衙署后，又往丙溪勘地，回归途中在野鸡坪休息，“忽山云楼起，苑风树鸣”，赶忙策马往回赶。一时间电闪雷鸣，大雨与河俱倾。这场雨连下三日，使得“优渥沾足，岁以有秋”(39)。宗教信仰是人类苦难的曲折反映，在封建社会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抵抗自然灾害能力比较低下的时代，面对严重的旱灾，人们信仰龙王、山神、水神，祈求神灵降雨的习俗，并不奇怪，民间多有。现在看来，自然是迷信活动，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张澍不畏艰难险阻，急民所急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八、关心民间疾苦，指出百姓邮驿夫马之繁重

张澍发现，贵州“驿站之苦，有万倍于他省者”。一是山高路险，对应役者来说自然是艰难之事;二是驿站繁多，老百姓徭役负担沉重;三是官府为节省费用，裁并驿站，又加重了应役者的负担。如贵阳之东至湖广，玉屏以至清溪50余里，中有桥头坡、三家桥坡两个驿站;清溪至镇远90余里，中有焦溪坡、梅溪坡、白羊坡3个驿站。贵阳之西至云南，查城驿以至安南驿100余里，中有梅子坡、黄土坡、北极观坡、盘江河、盘江坡、保甸坡、哈马坡7个驿站。这些驿站所经之地，“或石竖狼牙，或峰成剑锷，或立壁如削，或抽笋如堕。又或盘旋屈曲，鸟道羊肠，又或嵚崎嶻嶪，鱼凫蚕丛。太行孟门，匹兹匪险，崤关陇坻，对此则夷。见者骇魄，闻之怵心”。由于路险难走，再加上官府为节省费用将一些驿站裁并，致使“马之报劳伤堑死者，殆无虚日矣”，“盖每驿额马仅五十匹，夫仅一百名。每马日支稻谷仅五仓升，草一束。每夫日支米仅一仓升，银一分五厘。是以马不能饱秣，则无以致远，人不能果腹，则无以应役。又况古人驿马，三十里一置驿，多则行速而马不毙，后人持节费之说，历次裁并，多有七八十里而一驿者，马倒役逃，又何怪乎?”(40)张澍特别指出玉屏县“夫马”负担之重。玉屏县是入黔门户，但疆域畸零，田畴又多掺杂于其他州县，民户稀少，“而差务星繁”。滇、黔两省邮站的“夫马”，都由有关部门应付。由于玉屏“民人瘠贫，畜牧鲜少”，一旦遇到大的差役，“有马之家往往居奇，每站索价至一两余”。即便这样，本地马匹尚不能满足需要，只好到湖广的溪洞一带去募雇，“而差役路资，马童口食，咸于官乎取给，是一马用银至一两四五钱也”。这些差役，官府都要招募民间百姓去应付。玉屏县“户口寥落，散处山陬，附近城市，夫役无多，不得不招致远方。或离城七八十里，或百余里，皆奔命应募。虽官为给价，亦仅依扛抬一日之程，其余往返守候，则皆失时废事，不获价值之日也。有司稍存人心，差事既稠，不过苦自赔累。而无良之徒，且借此以猎民，既?其膏脂，复疲其筋骨，良可吁也”(41)。当时民间的《舆夫谣》真切地反映了他们的辛酸无奈与悲惨生活:

山剑锷，石狼牙，东晖短，邮路赊。两髁肿，向前爬，口无食，身无衣。岂乐此，忘剥肤?破茅屋，藿也无。菜面娘，鸠形妇。三岁儿，嗷嗷口。一思之，心捣臼。雪载途，风吼地，岭逾高，防颠坠。寒皲瘃，那敢泪。肩苦穿，足苦软。大山坡，，多虎迹，惧不免。晚回归，得百钱，买米煮，湿新烟。腹未果，倦伏眠。县差来，势破壁。梦模糊，惊怯魄。出符票，拴至驿。(42)

对于这些沉重的差役负担，张澍是决无办法解决的，只能笔之于书，聊发感叹而已。

九、关心支持文化教育事业

张澍在贵州期间，关心文化教育。“余摄篆广顺州之日，暇则进诸生校论文艺”，发现他们学识条流纷杂，文章文辞简单而细碎，这是由于知识陈旧，不知道致力于学习的缘故，故而仿古人赞学、勖学、劝学、励学之文，撰《茂学篇》以勉励学子。《茂学篇》以论述学习的重要性为中心，所论及于天文、地理、哲学、历史、动物、植物等诸多方面，引证用典极为广博，充分体现了张澍学问之渊博。《茂学篇》从古代一些著名学者对学习的重要性的论述入手，认为学习是不可以停止的:“余闻之葛洪曰:学者所以清澂性理，饰染质素也。徐干曰:学者，心之白日也。王符曰:学进于振而废于穷。颜之推曰:不学者遇议论得失，蒙然如坐云雾。刘昼曰:人不学则才智腐于心胸。由数贤之言味之，学乌可已哉!”他指出只有通过学习，才能使人的精神闪亮发光，而学习则必须日积月累，所谓“为山者基于一篑之土，以成千仞之峭;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重之深也”。他还指出，学习不能局限于训诂、章句以及诗句，而是要探索自然的秘密和规律，“走蚁覆笠，天胡为而倚杵?断鳌步亥，地胡为而息壤?日月何以有朓緾?山川何以有肺目?鬼神何以有形声?制氏之乐，何以仅记其铿锵?叔孙之礼何以只通于绵?”像这些，并不能一概都排斥在宇宙之外而不闻不问，像“太昊稽象畜以画卦，燧人因鹗啄以钻火，有熊闻风鸣而调律，侯刚观鸟迹而作书，邑夷法斗旋而作辂，芒氏效蛛丝而造网”，都是大圣人之学，他们都能洞识自然规律而运用于事物，这都是人们应当效法的。他还以文王、周公、孔子、句践、苏秦等人勤学的事来勉励，认为即便是学识很渊博了，还要继续学习。张澍认为学习不论早晚，只要肯学，都能有所成就，“太公望年七十而始学读，卓为王佐;曾子七十乃学，名闻天下;荀况五十游学，尉为老师;公孙弘四十余方读《春秋》，朱云四十始学《易》、《论语》，皇甫谧二十始授《孝经》、《论语》，终成魁儒;魏舒四十自课，对策升第，为世所仰”。因此，“六艺备则卑鄙化为君子，众誉集则孤陋邈于贵游”。在这里，张澍所述姜太公、曾子、荀况等人的事迹不一定符合历史的实际，但所讲的学习不论年老、年少，只要用心认真，就能有所成就的道理，却是千真万确的。在当今知识爆炸的时代，终身学习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张澍的思想恐怕与此是相通的。张澍对广顺州的士子们寄予厚望:“咎繇虽喑而与辩者同功，子野虽瞽而与离朱齐明也，可不学哉!可不学哉!”清王朝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继承了明王朝的衣钵，尊奉程朱理学，以八股取士，禁锢人们的思想，又大兴文字狱迫害士人。故而，读书人只读固定的书，做固定格式的文章，不注重实际的学问，不敢过问时政，许多学者埋头于考据，促使了乾嘉考据学派的兴起。张澍生活于乾隆末、嘉庆以及道光前期，此时，文网已疏，故他的学问既有乾嘉时代学者知识广博、考证谨详的特点，又具有一些他们所没有的特征，这些特征便是注重实学，提倡学习不能仅限于寻章摘句、训诂考证，而是还要探索大自然的秘密和规律，学以致用，这是难能可贵的。

张澍对文教事业的重视，还表现在对一些文教设施的修缮方面。嘉庆四年(1799年)，由于儒臣之请，清廷决定在全国各地建宫以祀文昌，“敕十三省大吏，董率所属，于府、州、县各建宫虔祀，并颁祝告之词，用妥神灵。凡以诞敷文德，乐育子衿，潜化顽悍，跻治淳熙之意也”。文昌宫的建设属封建国家上层建筑的范畴，统治者的目的在于劝勉学习，移风易俗，使人们自觉遵守道德规范，以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但从另外一方面看，文昌宫的建立，表明了统治者对文教事业的重视，它是鼓励、劝勉士子学习、向上的重要场所。张澍任玉屏知县后，闲暇之时到郊外游览，看到“屏山东有文昌阁，败瓦飘零，残椽倾圮，将委诸蔓草荒烟。慨然兴叹，思有以新之，以培风脉”。但是玉屏差役繁重，“力弗能敷”。正在此时，玉屏绅士都想捐资重建文昌宫，“且谋卜地城内，以便岁时用享”，并向张澍请求《碑记》。张澍欣然答应，作《修文昌宫记》付与。张澍在《记》中指出，“黔虽介在荒服，文采风流，远逊函夏”，但也代不乏人，例如在汉代有牂牁名士盛览，曾与司马相如为友，“作合组歌，列锦赋，知赋家之心”;有跟从汝南许慎学习《五经》的尹真，他学成后，回乡教授，“南域由是知学”。此外，平邑傅宝、夜郎尹贡，号称“南州人士”。在明代有钻研儒学的马心菴、陈五栗，他们继承了关洛学派的传统;清平的孙文恭、思南的李少参“笃学超诣，鸿文经世，为世所遵”。他们虽出自偏僻的西南，但能“卓然崛起，功业文章，流芳汗简，而微言懿旨，复有以启后人之灵符”。这些难道不是说明圣贤并不都固定地是某某人，而是任何人都能够通过学习可以达到的吗(43)?

十、游览名胜古迹，考证历史遗存

张澍在公务之暇，还喜游古迹名胜，并凭借其渊博的知识对之进行考证和辨析，同时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张澍对贵州的三闾大夫祠、竹王、庄豪、马王、黑神、北阴神、怀白亭、王昌龄墓、盘瓠、紫姑等古迹、史迹、习俗信仰等都有游览、记叙和考证。

庄豪是关系夜郎早期历史的重要历史人物，但庄豪伐夜郎的时间《史记》和《汉书》记载互异，《史记》记为楚威王时，《汉书》记为楚倾王时，张澍考证认为当在楚倾王时，《汉书》记载正确，并指出《韩非子》之《喻老篇》记为楚庄王时，《吕氏春秋》之《介立篇》高诱注以为在楚成王时，都是不正确的。关于“庄豪”，《史记》作“庄蹻”，《汉书》因之，《后汉书》作“庄豪”，《华阳国志》作“庄蹻”，认为是庄王苗裔。《通鉴》庄豹注:庄姓，宋戴庄之族。有出于楚者，庄蹻是也，亦作“豪”。由此，张澍认为，“豪”即“蹻”，古音相通，字亦相借。而《云南志》以为庄豪为庄蹻之后裔，是没有根据的说法(44)。玉屏西北有营砦数处，相传为马王遗迹，俗以为马王即汉伏波将军马援，张澍考证认为，五代后梁太祖拜马殷侍中兼中书令，封楚王。后唐明宗时封马殷为楚国王，马殷死后，其子希范立，袭殷官爵，封楚王。马殷父子楚国所辖之地为朗州(治武陵，今湖南常德市)、沣州(今湖南沣县)、辰州(今湖南沅陵县)、溪州(治大乡，今湖南永顺县东南)，大概玉屏在五代时，为溪洞诸蛮盘踞，必楚国所置官属，或马氏子弟奉楚王命令来号召，在此安营立砦，故所谓马王，乃马殷马希范父子。马援在东汉被封为伏波将军，并不称王，马希范所立铜柱，其《记》中自称为马援之后，而尊援为昭灵王罢了(45)。张澍还有一篇《李白至夜郎辩》的短文，对李白是否到过夜郎进行了考辨。清人依据李白《赠江夏太守良宰》诗云:“五色云鉴起，飞鸣天上来，传闻赦书至，却放夜郎回”，又据“昔去三江远，今来万里余”，认为李白溯三湘将上夜郎，即闻赦命而还，并未至夜郎。张澍认为“其说疏甚”，他认为要考证李白是否到过夜郎，不能仅据其诗中的片言只语，而应通观《全集》，对所有相关诗句详加推敲，以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他说:“夫李白之在夜郎也，盖久而后奉金鸡矣，其《秋浦桃花忆旧游》诗所云‘三载夜郎还，于兹炼金骨’也。又《乌江留别宗十六璟》诗曰:‘拙妻莫邪剑，反比二龙随。’盖白携妻子就贬所而宗璟从至夜郎，仍旋乡里，白送之于乌江也。乌江在今遵义府南，源出黔西经县之湘、洪、仁三江由思南北流入蜀之涪江，与诗所谓‘白牛晚猿断，黄牛过客迟’者亦符。……今不观前贤《全集》，辄摭一二语为谭资，且矜其创获，是犹诧维摩之取孟坚而遗班固也。”(46)(班固，字孟坚。笔者按)但到晚年，张澍整理出版自己的《养素堂文集》的时候，观点又发生了变化，通过仔细推敲和考证，他推翻了早年的看法，认为张澍实际上并未到达古夜郎，将其论文题目改成了《李白未至夜郎辩》，收入《养素堂文集》卷12。在《张介侯所著书》的第二册和第八册分别收有一篇《李白至夜郎辩》的文章，第八册的《李白至夜郎辩》和《续黔书》卷2的《李白至夜郎辩》基本相同，第二册的《李白至夜郎辩》涂改殆遍，显系修改稿，其基本内容和《养素堂文集》中的《李白未至夜郎辩》相同。经笔者对比分析，张澍之所以改变了观点，是由于考查了李白被贬的时间和遇赦回还的时间，李白于乾元元年(758年)被流放，第二年遇赦时正在去夜郎的道路上，故未至夜郎就折回了。从李白遇赦时间和《李太白集》卷9《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诗两相对照，李白未至夜郎是很清楚的。这体现了张澍勇于改错、严肃认真的学术精神。

以上考证短文，引证广博、考证细致入微，体现出作者坚实的文史功底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

值得指出的是，张澍在游览古迹时，面对先贤事迹，还抒发自己感受，表达自己的政治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例如，张澍游三闾大夫祠和怀白亭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游三闾大夫祠有《记》、有《吊词》、有《诗》(47)，游怀白亭也有《记》、有《论》、有《诗》、有《辩》(48)。游三闾大夫祠，张澍对屈原的《离骚》、人品以及悲剧性的遭遇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和深切的同情，毫无微词。但是对李白，虽也赞叹其诗句的豪迈奔放、发自肺腑，但终究鄙夷其软弱而缺乏刚烈的人格，认为“安史之乱”之前曾受玄宗器重，未能直言进谏，使玄宗不惑于杨氏及李林甫。“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亦当与杲卿之舌、睢阳之血同其激烈，共享荣名，乃率蹇偃不振，飞黄伏皂，空名自误，窾身蛮荒，其才未尽，其志未申，徒令后人以骚人墨客相称许，悲夫!”(49)张澍受过正统的程朱理学教育，忠君报国的思想深入骨髓，修、齐、治、平的抱负也根深蒂固。虽然他对诗文有特别的嗜好，在这方面也才华横溢，但他并不屑于成为一个文人，而是“思为吏，稍有树立，冀附于古循吏良后耳”(50)。在张澍赴玉屏之任出都之日，同年考中进士的好友赋诗饯别，都以古代的良吏相期许，其中杨敦甫更是怕张澍沉浸于吟咏而耽误了公务，直言规诫，并赠章一枚(51)。张澍对屈原、李白评价的差异，正是张澍这一价值观和人生观的真实体现。

再如，张澍拜谒王阳明先生祠，想到的是王阳明《何陋轩记》中关于诸夏与夷人本性的论述。明代的王阳明和南宋的陆九渊，他们的学说都探讨宇宙之本原与人之本性，其核心名词为“心”，故人称“陆王心学”。要之，仍属理学的范畴。它是儒、释、道三家长期融合而形成的以儒家面目出现的新的哲学体系，其核心观点是，人的先天本性是淳朴的、善良的、自然的，由于后天积习的染着，使之蒙蔽了人之淳朴本性，故而主张清除积习，重返淳朴与自然。王阳明在《何陋轩记》中说:“爱憎面背，变乱白黝，浚发穷黠，外良中螫，诸夏盖不免焉。虽彬郁其容，宋甫鲁掖，折旋矩矱，犹之陋也。夷之人乃不能此，其好言恶詈，直情率遂则有矣。世徒以文词物采之渺而陋之，殊不然也。”其核心思想是夷人和诸夏之人相比，反而更保持了淳朴之本性，二者相比，诸夏之人更“陋”。张澍因此大发感慨，“先生之论，不独洞物情，直示人以朴，令各返其浑穆之天，而狡慝谲诈之不作。庶典章礼乐，宫室轩裳，可附之以行。不然，是无之车也。又以夷之崇巫视鬼，渎礼任情，不中不节，期望于来者之移风易俗，是直以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以夷之昭质未亏，因其机而利道之，则为功易而为效亦速。何今数百年间，醨风潜煽，醇源浸竭，变更若此其甚，其降衷之不恒乎?”张澍认为，如果地方官能够因其本性而适当加以引导，使他们“各安于刀耕火耨，无饥渴死伤之嗟”，然后以典章礼乐加以教化引导，逐渐改变他们的旧习，“夷虽蚩蚩，吾知其从之也。如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不召而赴也”。但不幸的是，“有司者，罔知幅利，竞为贪黩，且以夷之蚩蚩也，而诛求之过甚，夷之人以为是不足以父母我也，规避之心浸假而为侮慢，侮慢之心浸假而为狡诈，并其本然朴塞之陋而亦失之，是士大夫无廉耻，而望天下有风俗，不可得已”(52)。在这里，张澍表达了他如何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观点，反映了他一定的民族平等思想，同时也揭露了清王朝吏治的腐败。

以上所述主要是张澍在贵州期间的政治活动，除此之外，张澍在公务之暇，还游览了贵州优美奇丽的山水风光，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并饱蘸笔墨，以游记、诗歌等形式讴歌了贵州的大好河山。他还考证贵州郡县的沿革、考察独特的手工制品以及特有物产等，并凭借广博的学识和见闻加以考证和诠释，揭示其历史和文化内涵，诚属难能可贵。又，张澍喜欢猎奇，对贵州奇特的风情民俗、奇闻逸事都有著录。由于篇幅有限，此不赘述。

张澍怀报着“思为良吏”的志向赴贵州玉屏任知县，开始了他的政治实践活动。但不随俗沉浮、不巴结上司，而又恃才傲物的性格特点，使得他的仕途很不顺畅，志向无法伸展。云南巡抚初彭龄经过玉屏县，随从索要银两，张澍命人打了一百鞭子。又曾鞭打布政使仆从催要丁银者(53)，并“公文上幕府辨是非，若师教弟子，上官虽多为优容，心弗善也”(54)。《清史列传》卷73载:张澍“为吏，政事修明，令行禁止，然性亢直，时时责善于长官”。在遵义代理知县期间，张澍“治盗，徒党尽。文敏赠诗(55)，君和答，讽以奖拔廉吏，退语于侪曰:惟上官为此最急”(56)。张澍的理想以及性格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要实现“思为良吏”的抱负，困难重重，因此，从政不久，便产生了退隐的想法，这种想法在嘉庆七年(1802年)秋重游东山时就有所表露。在游东山时，张澍曾朗吟诗一首:“青林倦鸟语绵蛮，似说白云返故山;日月几何风景换，镜中疑我尚朱颜。”诗中的“倦鸟”、“返故山”含蓄地表达了作者已厌倦了繁忙而并不顺心的行政事务，想回故乡歇息的念头和想法，正如他自己所说“盖予是时有退志矣”(57)。张澍在嘉庆八年(1803年)代理广顺知县期间，开始“引疾闲居”，该年冬天，又解除了玉屏知县之职返乡，从而结束了在贵州的从政生涯。张澍在贵州留下了很好的口碑，陆以庄说:“君宰玉屏，余适视学黔中。戊辰(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奉使赴滇，重过其地，士民去后之思，久而弥笃。”(58)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但明伦《广顺州志·职官志·名宦》评价说:“治事以严胥役，咸惮其威，而博学多闻，待士极为宽厚。治教之流及今，州之耆老犹有津津而道者。”(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