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文化现象与张澍的《诸葛忠武侯集》_清朝张澍

诸葛亮文化现象与张澍的《诸葛忠武侯集》_清朝张澍

第一节　诸葛亮文化现象与张澍的《诸葛忠武侯集》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逐渐形成三国鼎立的历史大背景，为各种人才施展自己的才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因而，三国时代，群雄并起，英才辈出。在这众多的英才当中，就其对后人影响的深远和持久而言，恐怕再也没有赶得上诸葛亮的了。诸葛亮去世后不久，对诸葛亮的祭祀与崇拜、研究和探讨便掀起了一股热潮，其标志便是民间对诸葛亮的祭祀与崇拜，众多人物对诸葛亮的评论，陈寿《三国志》的编撰以及所编《诸葛亮集》的呈奏。随着时间的推移，诸葛亮逐渐形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无数的诗人吟咏他、赞叹他;众多的学者研究他、评论他，罗贯中《三国演义》之后，诸葛亮更成了智慧的化身，成为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人物。诸葛亮之所以能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离不开三种人的崇拜、推崇与研究，一是普通老百姓，一是文人，一是学者。这三种人之所以能被诸葛亮吸引和感动，是由于在诸葛亮身上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精神，这种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明“天时”、懂“地利”、知“人和”的大智慧。据《三国志·诸葛亮传》，建安十二年(207年)，刘备因徐庶的推荐，三顾茅庐，向诸葛亮咨以天下大计。诸葛亮为刘备分析天下大势，指明其发展的方向和兴复汉室的具体方略。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天下形势，指出现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而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当时尚无立足之地的刘备可以攻取并作为兴复汉室基地的地方，只剩下荆州和益州了。此为明天时。诸葛亮准确把握了荆州和益州的重要战略地位及其现状，指出“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益州险塞，沃野千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此为懂地利。诸葛亮还充分估计了刘备的政治和品德优势，这便是刘备是“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此为知人和。在正确分析了“天时”、“地利”、“人和”之后，诸葛亮建议刘备“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到那时，则百姓谁敢不“箪笥壶浆”来欢迎将军您呢?“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事实证明，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对天下大势的分析是非常正确的，给刘备指出的兴复汉室的方略是唯一正确的方略。其实，这也是诸葛亮给自己制定的奋斗目标和方略。《隆中对》以及后来刘备、诸葛亮的政治军事实践取得的巨大成功，充分体现了诸葛亮的英才伟略。后人对诸葛亮的赞美实际上是对智慧的赞美，是对智慧的追求。

二、刘备礼贤下士，赤诚待士，诸葛亮感知遇之恩，尽心辅佐刘备及其继承人刘禅，演奏了一曲千载动人的主旋律。魏、蜀、吴三国的开国之君曹操、刘备、孙权都堪称一代英雄，他们三人之所以能在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分别建立三个国家，鼎足而立，是与他们礼贤下士、善于用人的特长密不可分的。曹操多次发布唯才是举的诏令，广揽人才;孙权则依靠父兄基业，延揽江东英贤，“任才尚计”(1)。然而，后人对曹操、孙权的“思贤如渴”并不买账，原因在于，曹操虽能礼贤下士，但也有猜忌好杀的缺点。孙权也一样，虽能任用英贤，但并不放心，任用校事来刺探大臣言行，陈寿评价说:“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既臻末年，弥以滋甚。”(2)而刘备与部下之间能真诚相待。当刘备得知诸葛亮是个难得的英才之后，便亲自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相助，体现出极大的诚心。请来诸葛亮后，“与亮情好日密”，引起关羽、张飞等人的不悦。刘备进行开导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3)当刘备在永安病重，托孤于诸葛亮时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4)刘备临终前的这句托孤遗言，亦真亦假，亦实亦虚，但无论怎么说，都体现出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诸葛亮涕泣着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5)马上表明自己的忠心。对诸葛亮来说，他选择刘备为主，可以说为施展自己的才能提供了最大空间。为酬答刘备的知遇之恩，他竭忠尽智来辅佐刘备及其继承人刘禅。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北伐出发前向后主刘禅上的《出师表》中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此后，诸葛亮先后六次北伐，为报刘备的知遇之恩，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耗尽了最后一滴心血，可以说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封建社会，君臣关系是封建士人所无法摆脱的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关系，后人怀念和赞美诸葛亮，这其中谁知蕴含着多少怀念和赞美者个人境遇的寄托与表达呢?

三、诸葛亮治蜀，“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从而造就了一个“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短暂治世局面。自古以来，安居乐业是人类的一贯追求，历史上，有无数的仁人志士都在为之不懈奋斗。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因而老百姓对安定、公平、有秩序的社会环境的渴望是相当强烈的。诸葛亮在蜀国，从严明科教出发，“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6)。从而在蜀国开创了一个短暂的“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短暂治世局面(7)，这其中凝聚了诸葛亮巨大的智慧和心血。陈寿说:诸葛亮“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民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又说:“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信矣。”(8)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孜孜求治、以求天下大治的仁人志士当中的优秀者，他“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的治国原则和方法，以及在蜀国开创的治世局面，符合广大老百姓的愿望和根本利益，从而造就了其身后思念和崇拜他的深厚群众基础。后人怀念和赞美诸葛亮，其实表达了对公平而有秩序、吏治清明、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的向往和追求。(www.guayunfan.com)然而，“千江有水千江月”，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而映在各条江水中的月亮的影子恐怕是不尽相同的。同样，历史上的诸葛亮只有一个，而千千万万人心目中的诸葛亮恐怕也是不尽一样的。什么是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其对后世的影响到底如何，这就需要学者去探讨和研究了。而研究诸葛亮，诸葛亮自己的著作当是第一手资料。据陈寿《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陈寿曾经编辑《诸葛氏集》二十四篇进呈皇帝，此后，《诸葛亮集》便在世间流传。《华阳国志》卷11《后贤志·陈寿传》载:“时寿良亦集，故颇不同。”由此可知，与陈寿同时的寿良也在编纂《诸葛亮集》。寿良，《华阳国志》卷11《后贤志》有传，字文淑，是蜀郡成都人，先在蜀汉任职，蜀汉灭亡后，又在晋任职，官至大长秋。大长秋是皇后宫中官，卿秩，例以年高有德望者为之。可见，寿良在当时是很有名望的人物。但是，在寿良的传中却没有提到编撰《诸葛亮集》的事。《隋书·经籍志》载:“《诸葛亮集》二十五卷”，《新唐书·艺文志》载:“《诸葛亮集》二十四卷”，比《隋志》少一卷。《玉海》卷55引《中兴书目》:“《诸葛亮集》十四卷，后二卷录传及碑记。其前十二卷章句颇多，字数乃少。”说明南宋时《诸葛亮集》已严重残缺，且其中已有人汇集了《诸葛亮传》及一些碑记，也说明已有人开始关注后人对诸葛亮的评价了。《宋史·艺文志》载:“《诸葛亮集》十四卷。”与《中兴书目》同。到《明代》，有人开始辑录《诸葛亮集》。据张澍考证“明王士祺《诸葛武侯全书》20卷，王时伟以王书芜累，更撰《诸葛忠武全书》10卷，亦无材择。清朝朱璘辑《诸葛武侯集》20卷，遂宁张鹏翮之《忠武志》全袭之，庸俗诗文盈污篇牍，侯诸著作反多遗漏。张氏又增《白浮鸠》一篇，乃吴人苦孙皓之暴而吟者，亦混简编，其疏可知”(9)。以上明清学者辑录的《诸葛武侯集》张澍是很不满意的，于是“搜采散逸，较诸本增益倍蓰，编《文集》四卷，《附录》二卷，别撰《诸葛故事》五卷，都为十一卷”(10)。张澍凭借自己深厚的文史功底，花费了多年时间来辑录《诸葛忠武侯集》，搜集广泛，考证谨严，成为明清学者中辑录的《诸葛忠武侯集》中最好的一部，也是张澍辑佚学的代表作之一。沈学诗读后说:“攟拾排羼，皆有所本，旁见侧出，考证不遗”，“其为体也，赡而通，整而洁，忠武有知，当引为隆中畏友矣”(11)。张澍的《诸葛忠武侯集》对于研究诸葛亮、诸葛亮文化现象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贡献。

如前所述，研究诸葛亮，陈寿编辑的《诸葛亮集》当是第一手资料，可惜《诸葛亮集》南宋以后便已散佚。因此，要研究诸葛亮，首先应当辑佚《诸葛亮集》。关于诸葛亮的著述、言论，陈寿编撰《三国志》时大量引入了《诸葛亮传》以及相关人物的传记，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了《诸葛亮集》、《江表传》、《默记》、《吴书》、《魏略》、《汉晋春秋》等书，保存了大量诸葛亮的言论和事迹。但这些合起来，尚不是《诸葛亮集》的全貌。张澍以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为基础，广泛参阅了《白氏六帖》、《太平御览》、《北堂书钞》、《艺文类聚》、《水经注》、《初学记》、《晋书·天文志》等文献，辑成《文集》四卷。陈寿上《诸葛氏集》表云:“辄删除复重，随类相从，凡为二十四篇”，可知二十四篇是其总目，其诏、表、疏、议、书、教、戒、令、论、碑、笺各以事类相附，不是按文体编排的。张澍辑录的《文集》分为四卷，基本上以文体划分，第一卷为表、疏;第二卷为教、令、论、记、碑、序等，第三卷为《便宜十六册》，第四卷为《将苑》，在《文集》之前，还附有陈寿的《诸葛亮传》，张澍的《诸葛忠武侯年谱》。张澍在辑录《文集》的过程中，进行了严谨的考证辨析，从而使《文集》显得真实、可信，为后人研究诸葛亮提供了方便，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诸葛忠武侯年谱》及《文集》也成为诸葛亮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诸葛亮集》是研究诸葛亮的第一手资料，但仅止于此还是很不够的，因此张澍又编辑了《诸葛故事》五卷，第一卷为《诸葛篇》，先探究了诸葛这一姓氏的由来，又收录了诸葛亮的先祖汉司吏校尉诸葛丰的传记，在这里张澍错把出自班固《汉书》的《诸葛丰传》记成了出自范晔的《后汉书》。之后，又从《三国志》辑录了亮兄诸葛瑾以及瑾子诸葛恪、诸葛融、亮从弟诸葛诞、亮胞弟诸葛钧的事迹，以及亮子诸葛瞻及其后裔的事迹。此外，还有一些诸葛亮的逸事以及诸葛亮去世后人们对诸葛亮的评论、为诸葛亮建庙等方面的情况。

第二卷为《遗事篇》。主要是从裴松之注所引《襄阳记》、《魏略》、《蜀记》、《汉晋春秋》、《献帝春秋》等书，《三国志》中其他人物的传记以及《历世真仙体道通鉴》、《通典》、《水经注》、《华阳国志》等书中辑录的关于诸葛亮的不见于陈寿《诸葛亮传》的遗事，如诸葛亮学艺的一些逸闻，诸葛亮为卧龙、庞统为凤雏、司马徽为水镜雅号的由来，裴松之难郭冲五事等。

第三卷为《用人篇》。是张澍主要从《三国志》中辑录的有关诸葛亮发现、选拔、使用人才的事迹。从中可以看出，正是由于诸葛亮善于团结、选拔、正确使用蜀国的各种人才，才使得蜀国以西南一隅之地与魏、吴相抗衡，并占据主动，与之鼎足而立。

第四卷为制作篇。是张澍从《三国志》、《华阳国志》、《蜀记》、《玉海》、《水经注》、《太平寰宇记》、《元和郡县志》、《通典》、《刀剑录》、《古鼎录》等典籍中辑录的有关诸葛亮制造损益连弩、木牛流马、刀剑、鼎、诸葛鼓、箭镞、铁蒺藜等的事迹，以及修筑城池、维护都江堰、制作八阵图等方面的情况。引证广博，搜集全面，充分展现了张澍在考古、考据方面的功力，是张澍从考古的角度对诸葛亮在机械制造、制作方面才能和功绩的探讨和追踪。

第五卷为《遗迹篇》。是张澍从各种史书及地方志诸如《水经注》、《十道志》、《元和郡县志》、《荆州图》、《荆州记》、《襄阳府志》、《南阳府志》、《益州记》、《秦州记》、《太平寰宇记》、《舆地志》、《西州广记》、《岐山县志》等当中辑录的有关诸葛亮的遗迹，如武乡谷、隆中、诸葛孔明宅、作乐山、诸葛井、褒斜道、西乐城、五丈原、祁山、兴势山、木马山、石门关、诸葛亮垒、诸葛城、八阵图、定军山、武侯庙、石笋、淯井、永安宫、九里堤、剑阁、筹笔驿、藏甲岩、箐青山、武侯塔、诸葛武侯庙、武侯祠、诸葛武侯南征誓蛮碑等，据笔者统计，《遗迹篇》征引的文献达119部，用广征博引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体现出张澍涉猎之广博，用功之勤苦。

另外，《诸葛忠武侯文集》还有附录两卷，第一卷辑录了先主刘备、后主刘禅给诸葛亮的诏令以及曹操、孙权、刘巴、刘琰、马良、法正等人给诸葛亮的书信，是研究诸葛亮的很重要的参考资料。第二卷是从《三国志》、《华阳国志》、《晋书》、《汉晋春秋》、《太平御览》、《史通》、《文中子》、《古文粹》、《唐文粹》、《文苑英华》等典籍当中辑录的后人对诸葛亮的评论以及武侯祠的庙碑碑文等，对研究诸葛亮有重要参考价值。

总括而言，张澍的《诸葛忠武侯集》是以《诸葛忠武侯文集》为中心的关于诸葛亮的言论、先世、家族、子嗣、诸葛亮遗事、用人、制作、遗迹以及先主刘备、后主刘禅给诸葛亮的诏令、曹操、孙权、刘巴等人给诸葛亮的书信、后人对诸葛亮的评论等方面情况的辑佚之作，也是张澍诸葛亮研究的重要成果。张澍的《诸葛忠武侯集》具有引证广博、考证谨严、搜集全面、用功勤苦等特点。张澍在辑佚《文集》之前，从各种目录学著作当中对诸葛亮的著作目录进行了全面的考证，并进行辨析，剔除后人依托者，并考证其散佚情况。诸葛亮的家世、家族、遗事、用人、遗迹等是研究诸葛亮的几个重要方面，先主刘备、后主刘禅给诸葛亮的诏令以及曹操、孙权、刘巴等人给诸葛亮的书信、三国到隋唐间学者对诸葛亮的评论以及武侯祠庙碑碑文是研究诸葛亮的重要参考资料。但是，所有这些都分散在众多的典籍当中，故而使人难以窥见诸葛亮的全貌。正因如此，后人对诸葛亮的看法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不全面。明清以来，有许多学者辑佚《诸葛亮集》，张澍的《诸葛忠武侯集》是人们公认的其中最好的一部。张澍为辑《诸葛忠武侯集》，披沙拣金，历经多年，他自己说:“澍畜此志者十年矣，凡历于目者与侯相涉，即札记之。”(12)其中《遗迹篇》征引文献达119部之多，用功之勤，令人赞叹。赵俪生先生说:“张澍在学术上纯是乾、嘉路子。他虽也偶然搞文字、音韵，但究非特长。他的特长，是以辑佚学为手段和出发点，在这一点上，他似乎非常娴熟。”(13)《诸葛忠武侯集》很能代表张澍的辑佚学水平，其中体现了张澍在辑佚方面“星宿须穷脉，罾罟或失鱼”的务求全面而不遗漏的精神(14)。虽然后人指出，张澍的《诸葛忠武侯集》并不全面，也有遗漏，同时引文也有明显失误之处，但毫无疑问，它是明清学者辑录的《诸葛忠武侯集》当中最为全面的一部，是诸葛亮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后人只能在此基础上进行弥补和完善，而不可能忽视它的存在。

张澍之所以编纂《诸葛忠武侯集》，是由于他景仰诸葛亮的智慧、才气和品格，是由于他与诸葛亮在精神上产生了某种共鸣。《诸葛忠武侯集》成书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是他在江南李家楼河堤管料场期间利用闲暇时间完成的。嘉庆十七年(1812年)张澍入京补官，叙选四川屏山知县，嘉庆十八年(1813年)入蜀到任。在四川为官期间，他拜谒了武侯祠，在汉中，他本想上定军山谒诸葛武侯墓，由于雨下得太大而未能如愿。这期间，他写下了《诸葛武侯庙碑铭》、《诸葛武侯像赞》、写下了诗歌《谒诸葛丞相祠堂》、《修大足城门、汉相楼、肖诸葛武侯像，成，谨记二首》、《武侯祠石琴》、《雨甚，不得至定军山，谒诸葛公墓，怅望久之》，对诸葛亮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表达了对诸葛亮的景仰之情。《诸葛武侯庙碑铭》云:

……指挥萧、曹，伯仲伊、吕，鼎足三分。草庐数语，古今盛轨，宇宙大名。画图什袭，陈垒纵横。而不见，遗像清高。执鞭忻慕，拊剑郁陶。(15)

《诸葛武侯像赞》云:

蕴天民学，苞王佐才。三顾鱼水，八阵风雷。讬孤作牧，甄善择猜。纡筹开济，大运斡回。气吞强敌，家匮余财。斗胆虽破，秤心难灰。彬空测识，浩妄诋诙。喆人景仰，梁父悲哀。(16)

张澍对诸葛亮的景仰甚至达到了崇拜的地步，这在《诸葛忠武侯文集》中有明显表现。在《诸葛忠武侯文集》中，张澍收录了陈寿《三国志》中的《诸葛亮传》，众所周知，陈寿的《诸葛亮传》对诸葛亮进行了高度评价，但同时也指出了其所短，集中体现在“评”当中，其中说:“然连年动众，不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这句话，张澍在收录时删掉了。这体现出，张澍和许多封建时代的文人一样，把诸葛亮看作是一个完人。在《养素堂文集》中收录了张澍关于诸葛亮的一篇“书后”、一篇“论”。《在书刘继贡诸葛武侯择妇论后》一文中，张澍反驳了刘继贡从程朱理学的观点出发，认为诸葛亮择丑妇是为了防淫的观点，认为诸葛亮选择黄承彦之女为妻，是由于黄女貌虽丑却有才，正如齐宣王立无盐为后，是由于钟离春有奇才而能识治体，于后宫、国事有益，这正体现了诸葛亮重视人的内在美而不注重外在美的优秀品质(17)。在《诸葛武侯治蜀尚严论》中，张澍以主、客问答的形式，认为诸葛亮治蜀“尚严”，是严于治吏，依法办事，并不是对普通老百姓严刑峻法，并表达了他治国的关键在于治吏的观点。他说:“太公曰:治乱之要，其本在吏。韩非子曰:圣人治吏不治民。贾子曰:不治吏而治民，民莫之治也。武乡其知之矣。何尝严刑峻法趋益部之民而使之重足而立哉!子产相郑，仲尼以为仁，以为惠人，又以为遗爱，而不谓之猛也。吾于武乡之治蜀也，不谓之严者以此。”(18)张澍对诸葛亮以严治蜀的看法以及他治国的关键在于治吏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于当今社会亦当有借鉴意义。

张澍编辑成《诸葛忠武侯集》之后，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在四川遇到沈学诗，沈学诗一直有编辑《诸葛亮集》的意愿而未付诸实施，张澍把自己的《诸葛忠武侯集》拿给他看，看后，沈大加赞赏，遂为之刊刻(19)。道光元年(1821年)冬，沈学诗在张澍重校本的基础上附录了自己编次的《附遗》一卷，再次刊刻，版藏武侯祠(20)。道光十四年(1834年)，张澍的好友张井又为张澍刊刻了《诸葛忠武侯集》(21)。所以，《诸葛忠武侯集》在张澍生前已有三种版本。1960年8月，中华书局对张澍《诸葛忠武侯集》进行整理校点，并以《诸葛亮集》为书名出版，1974年又重印了一次。另外，三秦出版社于1990年据民国中原书局版《诸葛武侯集》影印出版了《诸葛武侯集》，题为张澍辑录。这个版本实际上是后人以张澍《诸葛忠武侯集》为基础，又收录了《诸葛武侯火攻心法》、《诸葛武侯奇门遁甲》，末了又以《诸葛忠武侯文集》为总名，收录了宋代张栻、清代全祖望等历代学者有关诸葛亮的《传》、《赞》、《论》等文章编辑而成的，这个版本错讹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