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东北大学复员回沈阳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随东北大学复员回沈阳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随东北大学复员回沈阳

高柏苍

1945年8月15日傍晚，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喜讯传到三台，小县城立即沸腾起来，东北大学同学很快就组成火炬队伍，走过十字街，走到西门外，再返回新生院，一路高呼: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释放张学良！等等，情绪激昂。最后开了焰火晚会。

1945年10月南方局青年组刘光同志指示新民主主义小组负责人赵家实、孙序夫同志和三台东大据点成员，要千方百计迅速去东北工作，赵家实同志立即向东大“学习社”负责人朱廷芳、高桂林书信传达。此时叶丁易先生是东大民主青年社（联盟）的领导人，直接与中共南方局青年组刘光同志联系。他特约朱廷芳、高桂林长谈，指出“学习社”成员是在与“祖国社”的反动思想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进步青年，又是东北大学的东北青年，对于受了14年日伪奴化教育的东北青年有更高的威望、更大的影响。希望“学习社”社员复员后要更多团结外省籍进步同学，努力做好争取东北青年的工作。

朱廷芳、高桂林立即在三台的一个茶社召开了复员会议。经过认真讨论研究作出决定:(www.guayunfan.com)1.复员不等待学校统一安排，各人根据自己条件，采取各种途径尽早回东北。此前田华伦、侯昭玉已经起程。

2.到沈阳立即找赵家实同志，通过他找党组织。

3.到沈阳后出刊《学习》杂志，宣传党的政治主张。

4.把历届进步同学留下的和组织上给的革命书籍集中起来，委托与学校复员一起走的我和金素兰同学等设法运回沈阳。

会后在校部校长室门外的台阶上照集体相留念。

日本投降以后，接连发生昆明“一二·一”惨案[1]、重庆校场口事件[2]。三台东大以“祖国社”为代表的右派学生，也对进步教授成立教授会进行捣乱破坏。由于进步社团一夜之间以尊师重道话题，纷纷发表抗议书、宣言，把大字报从后院校长室直贴到校门口，使打手们孤立，教授会得以正式成立。“祖国社”利用所谓“东北来信”进行反共反苏宣传并联合其他学校搞反苏示威游行，公开号召东大组织“赴渝请愿团”要求国民党政府武力接收东北。但都因为进步社团和进步同学的揭露、抵制、抗争而未得逞。

1946年5月，学校当局宣布:东北大学复员到沈阳北陵现在开始。给每名学生发复员费2000元（？）。自己走或跟学校一起走都行，不过学校走要等待时间。于是不愿到东北去的纷纷转到四川大学或其他大学，也有的转到自己家乡的大学，有愿回东北早到家看父母的。“学习社”社员带着使命早到沈阳北陵东北大学旧址，积极筹备出《学习》杂志，开展与原东北大、中学生的联谊活动。我们留在三台原址看守学校，帮助准备搬家的老师收拾东西，卖破烂。

没想到复员开始的第一件事是学校当局以“异党分子”罪名宣布:解聘赵纪彬、叶丁易、董每戡、杨荣国、陆懋德、姚雪垠六位教授。当时进步同学看了布告很气愤，但明知这是学校当局钻空子，利用一部分学生办转学，一部分进步同学去中原解放区，留校的是少数，形不成斗争力量之机，对进步教授进行打压。只有几个进步社团尚未离校的部分社员聚集到东门外一个小茶馆开了个简单的欢送会，陆侃如先生也出席了。我记得当时会场比较安静，首先赵先生发言，大意是:我们几个都是陆先生聘请的，解聘我们自然对他是压力。有同学认为陆先生平时对有的进步活动支持不够，殊不知他是系主任，有他的难处，受过不少委屈。今后他是文学院长，势单力孤，到沈阳政治环境更恶劣，大家要加强团结，讲究斗争策略，对陆先生等进步教授更多爱护照顾。语言不多，情真意切。在场的同学很感动，有几个同学发言表态今后要更关心爱护陆先生等。陆先生也感动得落了泪。

会后见诸行动，邹勇策、欧克纯、罗克闻、金素兰和我及另外三四个同学，帮助去上海谋职的赵先生留下的赵太太照顾5岁的女儿贞元和1岁多的儿子明因。清理家什，摆地摊处理破旧东西。

这期间发生两件大事:一件是复员费被盗案。在校部院内的女生宿舍外间寝室，发现有人的复员费全部被盗，关系重大，全寝室动员要连夜搜查。半夜有人要上厕所必须拉个同伴。不多时说是在水池边发现一纸包现款，与丢失的相符。钱归失主而案未破，失主次日离校了。第二件是学生会主席胡子高被惨杀案。一天早晨见校部院内三五成群，小声叙说着胡子高被人杀死，身上被刺了13刀躺在东大街。我便去看看，只见关门的店外大街上围着一圈人，正在议论:“昨夜店里有人听到求饶声，谁也不敢出来，真可怜啊！这个凶手也太狠了，说是为了一个女的……”我挤进圈里看见一具男尸，不敢近前。回到学校，见有人站在远处暗指着一个与胡子高女友站在一起的男子轻声说:“凶手就是他，特务！”我回到宿舍，见和我住一个寝室的胡子高的弟弟在哭:“哥哥，我怎么办呢？”听说是湖北同学会出面处理胡子高后事，据说三台县公安局都知道凶手是谁却不能破案。

这两件事发生后，人心惶惶，感到特务横行，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学校也抓紧组织随校复员师生分为几个小组，陆侃如院长为副总指挥，为了便于照顾，我们几个同学与赵先生家属都编在他的小组。包装图书仪器工作也加快速度。

1946年9月28日早晨，东北大学复员大卡车队终于开出校门出发了！经过十字街，很快就出西门从公路车站向重庆方向驶去。这一去就是永别。像诗人徐志摩作别康桥的河畔金柳、榆荫深潭，我要告别那三台古城、草堂寺大殿、杜甫读书楼；我要告别那反对独裁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爱国学生运动，为我走上革命道路奠定基础的峥嵘岁月。

东大复员迁校的第一站到重庆，必经国民党特务检查站青木关。传说曾有个人因带了本《马寡妇开店》唱本被扣，问题在“马寡妇”与“马克思”有牵连。这可能是笑话，讽刺检查人员太愚蠢无知，也反映出当时蒋介石反动政府“宁可错杀一百无辜群众也不放过一个共产党人”的反动政策。“学习社”给我的任务就是要带“违禁”的书回东北，而重点在闯过青木关。所以事先就将这些分散打入行李卷，有些则夹杂在一般书籍中，检查时几个同学上前掩护，再加上有东大复员大队副总指挥在场，不看僧面看佛面，他们也不愿找麻烦，于是我们顺利通过青木关，到达了复员第一站——重庆。

我早想去看望重庆《商务日报茶座》主编、素不相识的聂绀弩先生，顺便取稿费。1946 年10月4日，我和女朋友金素兰一起去找到报社二楼。聂绀弩先生正合衣睡在办公桌上，可能是头天晚上打夜班刚睡醒，翻身起来下地，穿一件风衣，好魁梧呀！

我做了自我介绍。聂绀弩先生高兴地说:“嗳呀，你是余有虞呀？”

我当时给《商务日报茶座》写稿用笔名“余有虞”。先生从头上到脚下，又从下到上，上上下下，打量良久，“哎呀呀，你怎么是这个样子啊？”

我当时上身穿一件1943年6月逃出伪满时在锦州用配给的更生布做的“协和服”，经冬历夏，连连穿用，这时前大襟已经破碎得一条一条的，领子飞边了，两个袖口儿也是一条一条的了；裤子的两个膝盖和臀部补丁摞补丁了。

我说明来意，很快取到了稿费。

“哎呀呀，这怎么行啊？马歇尔要来重庆，正整顿市容，要把你整顿进去的！不行！不行！”先生说着给我拿来一件深灰色芝麻线呢的洗得干干净净的中山服上衣，“换上，换上！”我迟疑一下，不好意思地脱下那件披一片挂一片的“协和服”，换上先生给我的芝麻线呢中山服，长一点儿。“长一点儿，”先生看了看，“也行吧！”

我们进屋时没注意屋里有谁，不知是原来就在屋里的呢，还是后来进来的，一位年轻同志爽朗地笑着说:“哎呀，你这裤子也不行啦！”说着，这位青年又给我找出一条青布裤子，我脱下补丁摞补丁的裤子，换上青布裤子，坐下来谈了一会儿。都谈些什么，记不清了，留在印象中的，只记得先生说:“现在写文章的人不多了，都走了！”

10月8日发船票。次日上午到朝天门码头，登上“民权轮”，10月10日离渝经万县，过三峡，晚上抵宜昌。从12日开始等船18天，30日上江新舱，次日开船经岳阳、赤壁、汉口、上海，11月4日抵南京，然后乘“美龄”号登陆艇到葫芦岛，换火车到达沈阳北陵东大原校址。时近年尾。

【注释】

[1]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政府派军警特务、暴徒围攻昆明西南联大并用手榴弹炸死女学生潘炎等师生四人。

[2]国民党特务破坏重庆群众庆祝“双十协定”会场，打伤郭沫若、李公朴等民主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