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余之暇,苏轼喜欢屏退侍从,独自漫游在西湖群山之中的丛林寺庙_
苏轼自从来到杭州,政事繁复,千头万绪,可说是忙无虚日,但是同僚友善,部属得力,还能为百姓做几件实事,比起在京城陷身复杂的党争,精神上畅快得多。况且,他还有一个很好的治事习惯,常将须做的公事按轻重缓急记录在备忘录上,做好的事情当晚勾销,因此“事无停滞”(宋·周辉《清波杂志》),尚能忙里偷闲。
还像十多年前一样,他喜欢把办公桌搬到西湖边,“欲将公事湖中了”(宋·秦少章《呈东坡先生》)。每当天气晴好,总是命侍从仪仗从北山路出钱塘门前往西湖,自己只带一两个老兵沿南山路“自涌金门,泛舟绝湖而来”,“至冷泉亭,则据案判决,落笔如风雨,分争辩讼,谈笑而办”(宋·费衮《梁溪漫志》)。然后,徜徉于灵隐天竺之间,或去普安院与和尚们一道吃斋,或与僚友部属在湖畔剧饮。傍晚时分才乘马归府,满城老少,都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夹道观看他们所爱戴的知州大人。
不过,也许是老境渐至,苏轼的性情变得越来越恬淡。尽管公余之暇,偶尔也会有约客携伎,纵游湖上的雅兴,但更多的时候,他宁愿屏退骑从,独自漫游在西湖群山之中的丛林寺庙,感受那远离尘嚣的清幽与静谧:
清风肃肃摇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围。(www.guayunfan.com)纷纷苍雪落夏簟,冉冉绿雾沾人衣。
日高山蝉抱叶响,人静翠羽穿林飞。
——《寿星院寒碧轩》
他喜欢在这样的环境中与方外的僧人谈禅论道,品茗说诗,休息疲惫的心灵。
他常常去龙井圣寿院拜访辨才法师。辨才十岁出家,博通诸典,道行高妙,先后住持杭州上天竺与下天竺两座名刹,是禅门临济宗一代高僧。早在熙宁年间苏轼便与他相识,那时苏轼年轻气盛,与世相忤,心中纠结着无数难解的迷茫与痛苦,可是只要走进辨才的禅房,聆听寥寥数语,便觉得心地澄澈,百忧消解。在《赠上天竺辨才士》一诗中,他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写道:
南北一山门,上下两天竺。
中有老法师,瘦长如鹳鹄。
不知修何行,碧眼照山谷。
见之自清凉,洗尽烦恼毒。
在诗歌的后半部分,苏轼还提到:次子苏迨,生来体弱多病,长到四岁还不能走路,身怀绝技的辨才为他摩顶祝赞,几天之后便能像正常的孩子一样行走跑跳。因此,对于这位有道高僧,苏轼更于崇敬之外又充满了感激。此时,辨才法师已年过八十,“退居龙井,不复出入”(宋·阮阅《诗话总龟》)。一天,苏轼前往拜访,清谈终日,十分欢愉,临别前,辨才送出山门,两人一边谈笑,不知不觉走到了风篁岭,侍奉身旁的僧徒惊呼:
我有长头儿,角颊峙犀玉。
四岁不知行,抱负烦背腹。
师来为摩顶,起走趁奔鹿。
“远公复过虎溪矣!”
辨才笑着对苏轼说:“杜甫不曾说过吗?‘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
为了纪念这段丛林雅事,后人便在风篁岭上修建了一座亭子,名为“过溪”,又叫“二老亭”,沿用庐山慧远与陶渊明虎溪三笑的故事。
老友参寥也从于潜来到杭州,住持孤山之上的智果精舍。这座寺庙屋宇虽小,但环境清雅:
三间得幽寂,数步藏清深。
——《参寥上人初得智果院,会者十六人,分韵
赋诗,轼得心字》
苏轼经常往来其间:
相携横岭上,未觉衰年侵。
一眼吞江湖,万象涵古今。
——同上
元祐六年二月寒食节后的一天,苏轼和几位朋友到智果精舍游玩,参寥汲泉钻火,烹茶待客。他告诉大家说,僧舍后山新近有一缕泉水从石缝间溢出,水质甘洌,特别宜于烹茶。此情此景之下,苏轼忽然想起九年前在黄州时,梦见参寥吟诗,有“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之句,当时还不明白泉如何新,没想到,今天竟全都应验。苏轼提及旧梦,众人“皆怅然太息,有知命无求之意”(《参寥泉铭》)。
长期以来,苏轼对于佛教一直怀有严肃认真的态度,佛学修养处在一种不断提升的状态中,他所交往的僧友遍及天下,其中不少人学识渊博,才德兼备,相互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但是,他们的友谊不仅仅体现在清坐玄谈,就像面对俗世间的朋友一样,苏轼的幽默与机趣在方外的交谊中一样毕现无遗。在徐州和参寥恶作剧,在金山与佛印斗机锋,如今年过半百,似已老成持重,但顽皮诙谐的本性仍会不时显露。
净慈寺的大通禅师,是一位戒律森严的名僧,普通信徒若要见他,必须事先沐浴焚香,斋戒数日。女色既是出家人的大戒,大通更是避之唯恐不及,当然不许女人随便进入他的禅堂。
应该说,佛徒释子严于自律确实令人敬佩,但过犹不及,走向极端恰恰又成一种固执,并不利于悟道。佛教自东汉永平年间由印度传入中国,经过无数次大起大落的曲折发展,日益与传统文化精神相结合,形成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流派,其中尤以禅宗影响最为深远,唐宋时代成为佛学主流。禅宗讲究明心见性,认为道在平常日用之中,参禅悟道各有各的方式,没有什么定规,也没有什么禁忌,在自由解放的精神里求取心灵的顿悟。为了破除佛教在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一些弊端,如对戒律的片面强调,对偶像的崇拜等,禅宗大德们甚至呵佛骂祖,做出一些惊世骇俗的事情。苏轼即受这一思潮的影响,他认为参禅悟道首先便是追求“无念”。“无念”不是“百物不思”,与世隔绝,而是在与外境接触时不受外物影响,不起邪念、杂念、妄念。不能做到“无念”,原因不在外界,而在自身修养的不够,正如一则著名的禅宗公案所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也就是说:“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有道高僧不应消极避世,而应该积极面世。所以,对于大通的所作所为颇不以为然,决定找机会跟他开开玩笑。
一天,苏轼和一群朋友携歌妓在湖边游玩,路过净慈寺,大家都知道老和尚十分严厉,不敢轻举妄动,只有苏轼坦然无忌,带着歌妓跨进寺庙,长驱直入,来到大通的禅堂,大家提心吊胆地跟随在后。大通正在打坐,见此情形不禁怒形于色,也不和苏轼打招呼,顾自闭目念经。苏轼并不恼怒,随手拿起他桌上的纸笔写下一首小词,叫歌妓当场演唱: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
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
却嫌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
——《南歌子》
词的开头两句,正是当时和尚的“上堂”语,高僧上堂说法或解公案,发问者最先问的往往就是这两句。苏轼用这两句“行话”,开口便问:“师父念的是哪家的经?传承的是哪一派的门风?”显然是嘲笑大通名为禅师,却没有禅师的自由通脱、不拘形迹的精神。亦庄亦谐,十分贴切。大通听完之后,也不由破颜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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