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道家养生之术的兴趣

黄州恶劣的气候条件、时时不断的病痛折磨、接二连三的死亡变故，将苏轼对于道家养生之术的兴趣推到了极致_

张耒在《齐安行》一诗中写道：

最愁三伏热如甑，北客十人九人病。

百年生死向中州，千金莫作齐安游。

苏轼一家初到黄州，正当盛夏，千里跋涉之后，逢此湿热气候，一家人都水土不服，纷纷病倒。到八月间，年已七十二岁的乳母任采莲终于未能打熬过去，一病身亡。任氏自十四岁到苏家，侍奉苏轼的母亲程氏夫人三十五年，哺养了苏轼和他已经亡故的姐姐八娘。以后，跟随苏轼辗转杭州、密州、徐州、湖州，悉心照看苏家的第三代苏迈、苏迨、苏过。对于这位慈爱仁厚、工巧勤俭的老人，苏轼怀着十分深厚的感情，尽管经济窘迫，依然不遗余力营办丧葬，并亲自撰写《乳母任氏墓志铭》。哀悼未衰，不幸的消息又接连传来：苏辙到达筠州不久，一个十二岁的女儿染病夭亡，与此同时，堂兄子正也在成都任上病逝，“异乡罹此，触物凄感”（《与王定国》）。这一连串的变故，使苏轼倍感生命的脆弱，油然引发出许多深沉的感慨与思考。(www.guayunfan.com)苏轼人生思想的特点是“杂”：既表现为儒佛道思想因素同时贯穿他的一生，又表现为这三种思想因素的经常互相自我否定。儒家入世，佛家超世，道家避世，三者原有矛盾，苏轼却以“内儒外道”的形式将其统一起来。就像白居易晚年所倡导的那样：修身以儒，治心以佛，养生以道。在宋代三教合一日益成为思想界一般潮流的情势下，苏轼对此濡染甚深，并且具体化为以下形式：任职时期，以儒家思想为主；贬居时期以佛老思想为主。两件思想武器随着生活境遇的不同而交替使用。这又与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的旨趣相同。黄州时期，苏轼以佛老思想作为主要的处世哲学，但是，他对于佛老思想的吸取，是有所选择和保留的。他这时写给友人的信中说：

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有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

——《答毕仲举书》

意思是“静而达”是可取的，流于懒散和放纵就不好了。他还说，他对“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答毕仲举书》）。他并不沉溺于玄奥的佛学教理，只是取其所需以保持自己达观的人生态度而已。

在这种为我所用的取舍态度的指引下，尽管“归诚佛僧”，坚持每隔一二天前往安国寺参禅，苏轼却并没有接受佛教大小乘视人生为苦海、身体为腐囊的厌世主义。他执著地热爱生命，珍惜人生。在他看来，道家的重生正好匡救佛教之失，道家养生延年与佛教开悟智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互为补充。因此，长期以来，他一直都对道家养生之术怀着十分浓厚的兴趣。乌台诗案之后，犹如死而复生，生死问题陡然而至，这场直接危及他生命的文字狱，反而导致他对个体生命的重视和珍视，这种切身的感受，不是安居适意时的纯粹哲思可以比拟的。人生大事，莫过于死生，苏轼经此巨变，平居之中，事无巨细，常以死为参照，对于生命倍加爱重。而现在，又加上恶劣的气候条件、时时不断的病痛折磨、接二连三的死亡变故等诸种因素的促迫，更将他对养生延年的兴趣推向了极致。他说：

吾侪渐衰，不可复作少年调度，当速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

——《答秦太虚》

谪居无事，苏轼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钻研，经常在书信中与知己好友交流心得，并于元丰三年借得黄州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闭关修炼四十九天，“但择平时所谓简要易行者，日夜为之，寝食之外，不治它事”（同上）。巨大的精神打击，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艰苦的生活条件，三管齐下，苏轼依然顽强地活了下来，没有倒下，或许正是得益于他对道家养生术的研习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