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两个月的审讯中，苏轼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经受了难以言喻的凌辱和折磨_
八月十八日，苏轼被解到汴京，随即投入御史台一间阴暗狭窄的单人牢房。御史台位于京城内东澄街北，和一般建筑坐北朝南的格局不同，御史台的大门是北向而开的，取阴杀之义。四周遍植柏树，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所以御史台又称为“乌台”或“柏台”。宋朝刑法规定，“凡群臣犯法，大者多下御史台，小则大理寺、开封府鞫治”（《宋史·刑法志》）。苏轼这桩案子既由皇帝御批，自然属于大案。
审讯从八月二十日开始。一上堂即按审问死囚的程序讯问苏轼五代以下有无誓书铁券。誓书铁券是皇帝特赐给功臣的一种诏书，上面写明子孙犯死罪可以赦免。众所周知，苏轼出身寒微，完全是通过科举、凭借自己出众的才华步入仕途，没有任何权豪势要做后台，哪里还能有这种特权？可见尚未立案，一帮小人早已将苏轼内定为死罪，只等屈打成招，便算大功告成。
要想治人死罪，首先必须掌握充足的材料。为此，李定诸人可谓是煞费苦心。他们全面收集了市面上通行的苏轼诗文集的各种刊本，从中找出近百首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作品，然后一首一首拿来审问。这些诗文有的与新法毫无关系，纯属穿凿附会，罗织诬陷；有的确有反对新法的内容，但包含着生活的真实，反映出新法的流弊；当然也有极少数反对新法的作品，表现了苏轼本人的思想偏见，但也根本谈不上应受法律的制裁。最初，苏轼只承认《山村五绝》有讽喻时政的意思，此外别无关联。御史们哪肯罢休，他们或软磨，或硬缠，或恐吓，或威逼，三番五次，轮流展开心理攻势，直到苏轼承认他们的曲解，否则就没个完结。苏轼在杭州时写下《八月十五看潮五绝》，其中第四首：
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www.guayunfan.com)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这里指海）变桑田。
原诗自注说：“是时新有旨禁弄潮。”诗的意思也是明白晓畅的。但是舒亶等人偏要牵强附会地指责此诗是攻击“陛下（神宗）兴水利”，苏轼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无理指控，他在狱中供词里说：
“弄潮之人，贪官中利物（奖品），致期间有溺而死者。”
所以诗歌最后两句的意思是：东海龙王假如领会神宗爱惜生民、禁止弄潮的旨意，应该把沧海变成桑田，让弄潮儿得以耕种自食，免得他们再去“冒利轻生”，完全是实话实说。这样的供词令御史们暴跳如雷，一口咬定苏轼“隐讳不说情实”，足足逼供了两天，苏轼心劳力瘁，“再勘方招”。像这样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
后来，他们又追问苏轼除了已经指控的作品外，是否还有其它讥讪新法的文字，苏轼回答说没有。御史们自有办法，立即向各州郡发出公文，收取散落在有关人士手中尚未刊印的苏轼诗文。在当时高压政策之下，谁敢稍有隐讳？即使只字片纸，也都一一上缴，光是杭州境内就供出了数百首，时人称为“诗账”。于是又是一番别有用心的条分缕析，又是一番穷追不舍的疲劳战……
为了达到一网打尽的目的，他们还极力追问苏轼和哪些人有诗文往来，哪些人写过讽刺文章给他？苏轼不肯连累朋友，一连几天，任凭百般拷问，只有一句话：
“更无往复。”
御史台又向各州郡及朝廷有关部门发出公文，将与苏轼往来密切的有关人等传唤到官府，一一问证。在强大的压力下，苏轼只得承认：
“与人有诗赋往还。”
于是案情更形复杂，与苏轼交往密切并写有讥讽文字的朝廷内外大臣竟多达数十人。
经过一次次的反复提审，从苏轼诗文中找出的问题越来越多，牵扯进去的人也越来越多，一帮小人不禁气焰高涨，得意洋洋，满朝大臣没有人敢问及此案，唯恐一不小心惹火上身。一天，群臣都在崇政殿的殿门外等候早朝，李定忽然说：
“苏轼确实是个奇才！”
大家不知他的用意何在，都不敢搭腔。他环视众人，过了一会儿又说：
“即使是二十年前所作的诗文，引经援史，随问随答，无一字差错，这还不是奇才么？”
说完独自叹息不已，大家依然默不作声，空气十分凝重。
从八月二十到十月中旬，将近两个月的审讯，苏轼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经受了难以言喻的凌辱和折磨。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帮小人无所不用其极，动辄大声辱骂甚至扑打，为日不足，继以夜审。当时另有一名大臣苏颂，因审理一桩人命官司受人诬陷而下狱，关押在苏轼隔壁的牢房，亲耳听到御史们对苏轼所进行的种种非人虐待，为之悲叹不已，写道：
遥怜北户吴兴（湖州）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宋·周必大《记东坡乌台诗案》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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