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一郡之守，苏轼认为他有责任挺身而出，为民请命_

身为一郡之守，苏轼认为他有责任挺身而出，为民请命_

自从熙宁三年遭御史知杂事谢景温等罗织诬陷，苏轼已经好几年不再上书言事。可是如今，身为一郡之守，面对民众的苦难，亲眼洞察到岌岌可危的社会局势，他有责任挺身而出，为民请命。所以，到任一两个月内，便接连上书。先有《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然后又有《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如实反映密州旱蝗的严重情况，请求朝廷豁免秋税，或者暂停回收青苗钱，以资救济。否则，“则饥羸之民，索之于沟壑”（《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而且，“寇攘为患，甚于今日”，“虽日杀百人，势必不止”（《论河北京东盗贼状》），由此而将导致社会的动乱。上书言词恳切，忧国忧民之心处处可见。

在这些言事书中，苏轼还花了大量的篇幅评说新法。可以看出来，此时，他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他仍然坚持固有的反变法立场，声称“民非独病旱蝗也”（《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对正在实行的方田均税法、手实法乃至即将在密州推广的官盐专卖法等，逐条予以批驳，提出强烈反对。另一方面，对于某些新法，如免役法，他不再全盘否定，而是试探性地提出一些改良的意见，与执政者商榷。

当时朝廷迫于反变法派的巨大压力，人事略有变动。神宗皇帝已于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以王安石罢相来平息众议，但仍然坚持变法的大方向，任命韩绛为宰相，王安石最为倚重的变法派人士吕惠卿为参知政事。和王安石相比，韩绛才具平平，吕惠卿则是一个有着强烈个人野心的人。他上任之后，专横跋扈，一意孤行，不仅不能与韩绛好好配合，而且公开打击异己，提拔亲信，颇有些小人得志的猖狂。苏轼极力反对的手实法，就是吕惠卿采用他弟弟吕和卿的建议制订的。这一法令规定老百姓自报财产，以定户等高低，官府据此分摊各户应纳的役钱。为了防止有人少报，更明确宣布，奖励知情人告发。对于这种悬赏告密者的做法，苏轼极为反感，认为必将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苏轼所提出的这些意见，不会发生多大的作用。

但是不管朝廷的态度如何，在具体实践中，苏轼已经大胆地依据自己的原则来处置州中事务。对于新法中他认为有害无益的，便拒不执行；他认为尚可接受的，便参量短长，“因法以便民”（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面对穿梭般往来检查督促的新法使者，苏轼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甚至敢于拍案而起，当面争执。吕惠卿力行手实法，由他直属的司农寺下达命令，地方官如果不按时实行该法，将以违制论罪。苏轼大为愤怒，凛然回答道：(www.guayunfan.com)“违制之罪，如果出自朝廷，谁敢不从？而现在竟由司农寺发出这样制裁百官的命令，难道不是擅自立法吗？”

新法使者听了也觉得心虚理亏，只得说：“公请从缓。”

事实证明，手实法弄得鸡飞狗跳，民不聊生，有百弊无一利，不久即被取消。

这样一种不能与时相谐的政治态度，也未尝不使苏轼时时有惴惴不安之感。在写给好友晁端彦的信中，他说：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事实上，随着一些投机分子的加入，变法派内部开始变得鱼目混珠，因而，这场发生在统治阶级内部的变法与反变法的政见之争，也逐渐演变成排斥异己、挟私报复的无原则的斗争。这时，苏轼杭州三年的全部诗作已经结集刻印，一部《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确立了他作为一名诗人在全国诗坛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可是，也正是这一部诗集，在几年之后给他招致了巨大的灾难，从而影响了他的整个后半生。有人说，在巨大的灾难降临之前，人们常常会有预感。也许敏感的诗人此时已经隐隐地察觉到天边的乌云正在悄悄地向他袭来。然而，他虽感不安，却并不因此放下手中的笔，和在杭州一样，他依然不停地写诗作文，“托事以讽”（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奉行新政，多不如法，勘刻相寻，日俟汰遣。

密州是汉代精通黄老之术的隐士盖公的故里，为了纪念这位古代先贤，苏轼特意在府衙之北修建了盖公堂，表达自己心中的景仰，并在新堂落成之际，撰写了《盖公堂记》一文。文章以寓言开篇，讲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从前，有个人受寒咳嗽，四处求医问药。第一个医生认为是“蛊”（寄生虫病），“饮以蛊药”，治疗逾月则“内热恶寒，而咳不已”，于是改求第二个医生。第二个医生认为是热病，“授之以寒药”，病情愈加严重，竟至于饮食不进。病人害怕了，又回头去找第一个医生。如此反复再三，“三易医而疾愈甚”，招致百病缠身。最后听从里中老父的劝告，辞谢医生，弃绝药物，只吃自己爱吃的东西，“期月而病良已”。苏轼认为治国之道也是如此，清静无为而民自定。汉初大臣曹参就是遵从盖公的这一教诲，治理齐国而齐国大治，“其后以其所以治齐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称贤焉”。文章从正反两个方面，阐明了作者清静无为、为政宽仁的政治主张，同时暗讽朝政，指责新法扰民乱国。

宋朝立国以来，实行文官政治，厚待百官，除了按品级给予优厚的薪俸，各州郡还由朝廷拨发公使钱，用于宴请、馈赠因公差或调迁而频繁路过的官员，由州郡长官自由支配。新法实行以后，公使钱被削减了很多。苏轼一向最喜宾客、最爱热闹，公使钱暴减，使他不能随心所欲地应酬来宾过客，因此牢骚满腹。他时而感叹：

公厨十日不冒烟，更望红裙踏筵舞。

——《寄刘孝叔》

时而抱怨：一天，他偶然想起陆龟蒙的《杞菊赋》，赋中，这位自号“天随子”的晚唐诗人自叙因为生活穷困，常常以杞菊为食，“及夏五月，枝叶老硬，气味苦涩，犹食不已”。这个颇有些风雅意味的寒士掌故令苏轼兴致勃发，于是约上通判刘廷式，公余之暇沿城漫步，寻觅荒园废圃中野生的枸杞和菊花来吃。这两种植物都是很好的中草药，具有滋颜明目、强身健体的功效。苏轼历来兴趣广泛，特别注重探讨养生之道，因此，一时兴起的谑乐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带有养生目的的业余活动。但是，善于作文的诗人又忍不住要借题发挥了，于是，效法陆龟蒙而作《后杞菊赋》。赋前小序说：

我今号为二千石（即太守），岁酿百石何以醉宾客。

（因削减公使钱，当时规定州府每年酿酒不能超过百石）

——《莫笑银杯小答乔太傅》

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

赋中，苏轼假借宾客之口自嘲道：

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前宾客之造请，后掾属之趋走。朝衙达午，夕坐过酉。

每日端坐公堂之上，前有宾客的造访，后有僚属的簇拥，堂而皇之，威风八面，俨然是一州的太守，其实背后却寒酸窘迫：

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对案颦蹙，举箸噎呕……

常常连一杯酒也喝不上，只好采些野草骗骗自己的嘴巴，以至于对着饭桌就不禁皱眉，举起筷子便忍不住想吐……文章极尽嘲谑之能事，表达了苏轼对于朝廷减削公使钱的不满情绪。无一例外，这些文章日后都成为了政敌们要置他于死地的把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