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成为一帮小人的“眼中钉，肉中刺”_

苏轼成为一帮小人的“眼中钉，肉中刺”_

元丰政局与熙宁年间已经大不相同，当年在朝中如火如荼地论战的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核心人物，如今都已不在其位。王安石于三年前第二次罢相后退居江宁，号称“传法沙门”的韩绛和“护法沙门”的吕惠卿，也在四年前罢相、罢执政；韩琦、欧阳修、吕诲去世多时，富弼退休，司马光闭门著书，不问政事。但是朝中人事纠纷却丝毫不见缓解平息，相反地日见激烈，斗争的焦点显然不再是变法问题，而纯粹是官场上的倾轧。因为，就两位丞相而言，吴充在变法问题上基本持中立态度，而王珪则是著名的“三旨”相公：请圣旨，得圣旨，传圣旨，毫无政见可言。善和稀泥的王珪虽无政治才干，却不乏政客的手腕。从熙宁到元丰，朝政起伏跌宕，朝臣更替有如走马灯，唯独他一帆风顺，始终不倒。王珪庸人为相，嫉贤妒能，不能容忍有才华的人脱颖而出。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他与参知政事蔡确联手，首先整垮了另一名参知政事元绛，接着又向吴充背后射冷箭，逼得吴充再三上表请求罢相；另一方面，又与几位亲信权御史中丞（御史台代理长官）李定、权监察御史里行（权，代理；里行，见习）何正臣、舒亶（dǎn）等人结成攻守同盟，随时关注，以防有不合他们心意的人出头。李定等人都以拥护新法而骤得高位，眼见王安石心灰意冷，黯然离京，吕惠卿身败名裂，一时决难东山再起，变法派已无铁腕人物可以执掌政权，力量十分薄弱，因此终日惴惴不安，深恐神宗在无人可用时，转而起用在野的反变法人士，那时自己苦心经营所获得的权位很有可能便将不保，早就存着心思要借机打击反变法派的潜在势力，摧毁他们重登政坛的可能性，这番心事恰与王珪一拍即合，于是两下勾结，互相利用。

苏轼自嘉祐二年进士考试名震京师以来，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尚未获得朝廷重用，但他在文学艺术各个方面的卓越才华以及广博的学识、无与伦比的性格魅力，在士林的声望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近五六年更是如日中天，声名远播。正如当年欧阳修所预言的：“他日必将独步文坛”，已经成为全国上下妇孺皆知的人物。神宗平日最喜读苏轼的文章，不必说性情毕露的文学性散文，即使是那些难免虚文套语的贺谢表章，也往往不同凡响。每当得到一篇苏轼的文章，他总是一读再读、爱不释手。宫中嫔妃都已知道神宗这一癖好，所以只要见他用餐时忽然停下筷子聚精会神地阅读，不用打听，她们就会说：“噢，一定又是苏轼的文章。”有时候，读着读着，神宗就会情不自禁地击节称叹：“奇才！奇才！”临朝听政时也常常向身边近臣夸赞苏轼，令一般嫉贤妒能的小人颇感不快。当然，如果仅有文名尚不足以构成太大的威胁，偏偏苏轼连续三任地方官都政绩斐然，深得百姓拥戴。尤其是徐州任上，在抗击洪水中苏轼临危不惧，当机立断，身先士卒，指挥无误，表现出一般地方官所罕有的才干和品质。神宗皇帝亲下手诏称赞说：“民人保居，城郭增固，徒得汝以安。”此后又拨款修堤，颇有器重之意。而且，听说苏轼离开徐州时，百姓痛哭流涕，遮道拦马，追送数十里。所有这些消息都会令李定等人不由得妒火中烧。何况苏轼对于在变法运动中青云直上的一帮新人从来就没有好感，加上他生性放达，口没遮拦，不知道掩饰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总是语含讥讽，早已将他们得罪无遗。像这样一颗“眼中钉，肉中刺”，二十年前就有“两宰相”的盛誉，如今又加上德政与声望等多种资本，难保不会在此人才紧缺的当口异军突起，所以，必须赶快想办法治一治他，或许连带还可以将反变法派的潜在势力一网打尽呢。

苏轼既然名满天下，深得皇帝赏识，要搞垮他首先就得让皇帝厌弃他。然而，自熙宁四年离京外任，苏轼在地方上勤于公事，有功无过，实在没有任何把柄可抓，倒是他喜欢舞文弄墨，常在诗文中讽喻朝政，单凭这一点能否治罪，李定等人最初也没有把握。因为，自赵宋开国君主钦定“不以言罪人”的祖宗家法，一百多年来还从未有人因诗文而获罪。熙宁六年，沈括就曾尝试过用这种办法扳倒苏轼，但未获成功。当时，沈括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使杭州，专程到苏轼府上拜访，叙旧论交，十分热络，临行前请求苏轼赠送手录近作诗一册，留作纪念。苏轼心地坦然，只当是朋友间常规性往来，所以毫无疑虑，满口应承。谁知沈括回到京城，立即将苏轼近作逐首加以笺注，附在察访报告中进呈御览，告他“词皆讪怼”，但是神宗置之不问。此事满朝皆知，苏轼自然也很快听说了，但也并未放在心上。李定等人思前想后，没有更好的办法，觉得唯有“讥讪朝政”一事是苏轼的致命弱点，可以故伎重演。而且，这帮先意希旨的小人早已敏锐地察觉，时移事往，今非昔比，十二年的帝王生涯已使神宗皇帝日益独断专行，越来越不能容忍反对意见，状告苏轼“愚弄朝廷”、“指斥乘舆（皇帝的代称）”，很有可能收到他们想要的效果。几番合计停当，只是还需要一根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