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苏轼：苏轼：苏轼：苏轼：苏轼：苏轼：苏轼：苏轼

苏轼虽然已经看破名利权势，也无权签署公事，但并没有放弃儒家的济世精神_

旧年过去，已是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正月，一天苏轼禅修下座，正在家中翻阅唐人诗卷，忽然门外一阵喧哗，原来是程乡县令侯晋叔来访，一来恭贺新岁，二为新任广州提刑程正辅传话通问。

程正辅是苏轼的表兄兼姐夫，本是“亲上加亲”的至戚，不料姐姐八娘嫁到程家不到一年，便因侍奉公婆不合意，竟至抑郁而亡。苏洵痛失爱女，愤而与正辅父子绝交，并作《苏氏族谱亭记》，告诫子孙不认这门亲戚。因此，自苏轼十八岁以后，两家几十年没有来往。现在章惇、蔡卞心怀叵测，想利用这一段先世的宿怨进一步加害苏轼，特遣程正辅巡按广州，让他们挟仇以对。但是事态并没有像他们所预料的那样发展，今天程正辅派侯晋叔先来通问，正是重修旧好的试探信号。苏轼得此消息，心中感慨，那无数童年的趣事、少年的梦想和彼此熟悉的亲朋戚友的音容笑貌，都在这一刻纷至沓来。眼见过多少人事的沧桑与变幻、身历过多少世路的坎坷与忧患，苏轼将一切都已看淡，唯有这一份乡情与亲情依旧是如此珍贵，重如千钧！他马上复书正辅，言辞恳切，令人泣下：

知车骑不久东按，倘获一见，慰幸可量。

昔人以三十年为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从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凄断，不知兄果能为弟一来否。(www.guayunfan.com)——《与程正辅书》

三月初，岭南已是春夏之交，程正辅将按行惠州，苏轼又复信正辅，告知自己因以皇帝近臣得罪被贬，必须“杜门自屏”，反省罪咎，虽然“深欲出迎郊外”，但不敢亲自远接，只好派小儿子苏过到江边迎候。

三月七日，正辅终于来了，在嘉祐寺简陋的斋房里，表兄弟俩相对而坐，舒怀畅谈，前嫌尽释：

世间谁似老兄弟，笃爱不复相疵瑕。

——《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

两人饮酒赋诗，互相追忆起蜀中的往事，还有先祖的盛德，又像回到了童年的时光。应正辅之请，苏轼撰写了《外曾祖程公逸事》。这次正辅给苏轼带来了丰厚的礼品，同时指令有关官员请苏轼回合江楼居住。

欢会的时间过得很快，十六日，正辅又要返回驻地韶州。一反迎接时的矜持，苏轼一直将表兄送到博罗县香积寺：

舣舟蜑户龙冈窟，置酒椰叶桄榔间。

高谈已笑衰语陋，杰句犹觉清诗孱。

博罗小县僧舍古，我不忍去君忘还。

——《追饯正辅表兄至博罗，赋诗为别》

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四十二年隔绝，相会在蛮貊之邦，无论迁谪还是远任都很艰难，此时临别只有道不尽的珍重和至诚的祈愿：

酒醒梦断何所有，落花流水空青山。

忽惊铙鼓发半夜，明月不许幽人攀。

赠行无物唯一语，莫遣瘴雾侵云鬟。

罗浮道人一倾盖，欲系白日留君颜。

——《再用前韵》

“罗浮道人”指惠州道士邓守安。正当兄弟俩难舍难分之际，邓守安赶来拜谒，与苏轼商议东江建桥的事宜，恰与正辅相会，劝他修炼道术，养颜驻年，抵抗瘴雾对健康的侵害。这难得的聚会延续到半夜，直到起程的铙鼓敲得山响。

送走表兄，苏轼病酒，被博罗县令林抃留住一天。前两天，陪同表兄游玩香积寺时，苏轼便注意到寺庙下方有一道溪水，水势很大，可以利用。于是，趁此机会建议林抃，在水上建一座碓磨坊。后来，林抃按照苏轼的指示，在溪上筑塘百步，立闸蓄水，引水下跌，转动两座水车，举起四根大杵，这样，水力供臼磨，堤防护良田，大大便利了附近的百姓。

另外，苏轼贬居黄州期间，曾见对岸武昌（今湖北鄂城）农民使用一种先进的插秧工具——秧马，这次南迁路过庐陵时，读到退休官员曾安止所作的《禾谱》一书，认为“文既温雅，事亦详实，惜其有所缺，不谱农器也”（《秧马歌序》），于是亲自写作《秧马歌》，详细地介绍秧马的型制、操作和效用，附录在书后，希望得以推广。现在，他又把这种新式农具的制作方法告诉林抃。这位“勤民恤农”（《题秧马歌后》）的县令十分高兴，亲自率人制作试用，并加以改进，很快在惠州各地普及开来。劳动强度大大减轻，百姓称赞不已。

此时的苏轼，虽然已经看破名利权势，也无权签署公事，但并没有放弃儒家的济世精神，相反地，他进一步结合了佛道乐善好施、普度众生的愿心，竭尽全力关怀着惠州人民。岭南气候湿热，疫病流行，可是由于地处偏远，缺医少药，民众病苦难除。苏轼来到惠州不久，便不断向亲友写信，从内地求购药材，合药施舍给当地的百姓：

治瘴止用姜葱豉三物，浓煮呷，无不效者。而上人不作豉；又此州无黑豆，闻五羊（广州）颇有，乞为致三石，得作豉散饮疾者，不罪，不罪。

——《与王敏仲书》

一次就要买三石黑豆，可见他施舍的范围真是不小。

也许在某些人看来，这位来自异乡的老人实在太奇怪了，他“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书东皋子传后》），专干这种“劳己以为人”（同上）的事情。但苏轼认为：民胞物与，爱民如己，因此他“既酿以饮客，为药以施病”（同上），历久而不倦。后来，他还自辟园圃，种植药草。

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为之酣适，盖专以自为也。

——同上

一天，苏轼在江边散步，偶然发现路旁有些无人掩埋的骸骨，任凭雨打风吹，惨不忍睹，不禁为之恻然。于是找机会与惠州知州詹范商议，筹款雇人加以收埋。并亲自为文祭奠：

尔等暴骨于野，莫知何年，非兵则民，皆吾赤子。

——《惠州祭枯骨文》

由于他的促动，后来官方正式设立专门机构处理此事，其盛举波及距惠州二三百里的海陆丰地区，影响之巨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