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秦观雷州相会，竟成永诀_

苏轼与秦观雷州相会，竟成永诀_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二月，苏轼因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而量移廉州的同时，“苏门四学士”也都纷纷获诏，或内迁，或重被起用。张耒通判黄州，晁补之签书武宁军判官，黄庭坚差鄂州在城盐税。他们三人贬所均在岭北，此时相继奔波道途，赶赴新命。唯有秦观编管雷州，与苏轼仅一海之隔，蒙恩量移英州，尚未出发。五月中旬，苏轼离开海南之前，即致书秦观，告知启程日期，相约于徐闻一见。

六月二十一日，苏轼渡过琼州海峡，登递角场，直奔徐闻，秦观早已如约而至。两位志趣相投、情感深挚的师友，契阔流离整整七年，一朝相见，真是悲喜交集，感慨万千：

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

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www.guayunfan.com)别后悠悠君莫问，

无限事，不言中。

——秦观《江城子》

然而，欢会的时间是如此短暂。此时，秦观又奉诏量移衡州，苏轼也须赶赴廉州。两人同行到雷州，便不得不就此握别，各奔东西。生性敏感的秦观，对于政局的起伏跌宕依然心有余悸，对捉摸不透的未来充满了疑虑和忧思。临别之际，竟自作挽词一篇相赠，言辞极为凄婉。这是多么不祥的兆头啊！但苏轼既已参透祸福，了然生死，对于此举却丝毫也不以为怪。他轻抚秦观的后背说：

“我常常担心少游不能齐生死，了物我，今天看来，不必我再多加劝勉了。我也曾自作了一篇志墓文，打算抄录给你，只是不想让儿子知道。”

就这样啸咏而别，全然没有想到，秦观北行至藤州（今广西藤县），“伤暑困卧”，于八月十二日不幸逝世，此一别竟成永诀！

苏轼六月二十五日离开雷州，“遭连日大雨，桥梁尽坏，水无津涯”（《书合浦舟行》）。行到距雷州府城四十五里处的净行院，即改乘小舟，经官寨，绕白石镇，经过无数风波险阻，于七月四日抵达廉州贬所。尚未完全安顿，八月又得告命：授舒州团练副使，永州（今湖南永州）安置。于是匆匆收拾行装，八月二十九日再一次踏上旅途。谁知几天之后，便在途中惊悉秦观病逝的噩耗。苏轼悲痛不已，“两日为之食不下”（《与欧阳晦夫》），连声悲叹：

哀哉痛哉，何复可言！当今文人第一流，岂可复得！

——《与欧阳元老》

他深知像秦观这样的“异代之宝”（《与范元长》），即使不能“大用于世”，也“必有所论著以晓后人”（《与欧阳元老》）。尽管，在此之前，秦观已有不少著述，足以流传千古，永垂不朽，“然未尽也”。五十二岁的年纪，正是其思想、学术、文学各方面臻于成熟的黄金岁月，本该有更多的奇丽瑰宝奉献给人类精神文化宝库，却猝然离世，撒手于久困而初露光亮之际，怎不令人怆恨万端！“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引苏轼语）是残酷的政治迫害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他的逝世，是北宋文化界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听说秦观的女婿范温与其兄范冲尚在藤州料理后事，苏轼决定绕道前往，希望能来得及在友人灵前放声一恸，以寄托内心深切的哀思。可是，等他不分昼夜地赶到藤州时，范氏兄弟已于半个月前载着秦观的灵柩走了。苏轼伫立通衢，临风洒泪，无限伤感。

此时长子苏迈一房及幼子苏过的家眷仍在惠州居住，次子苏迨也从常州千里迢迢前来相聚，最近才到惠州。因此，离开廉州之前，苏轼即已写信通知苏迈，率领全家到梧州相会，然后溯贺江同往永州。

九月中旬，苏轼离藤州，到梧州（今广西梧州），苏迈、苏迨尚未到达，加上适逢秋旱，贺江水干无舟，只好改道经广州北归。父子二人离梧州，至德庆，二十四日游玩了德庆名胜三涧岩。将至广州，想到即将与久别的亲人团聚，苏过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写诗寄大哥、二哥：

忆昔与伯别，秦淮汇秋潦。

相望一叶舟，目断飞鸿杳。

仲兄阳羡来，万里逾烟峤。

未温白鹤席，已饯罗浮晓。

江边空忍泪，我亦肝肠绕。

崎岖七年中，云海同浩渺。

——苏过《将至五羊（广州）先寄伯达、仲豫二兄》

是啊，过去的日子，大家都过得很不容易。且不说世态炎凉，经济拮据，骨肉分离，云海相望，已叫人不胜悲凄之情。读罢苏过的诗作，苏轼感慨不已，他写道：

纷纷何时定，所至皆可老。

莫为柳仪曹，诗书教氓獠。

亦莫事登陟，溪山有何好。

安居与我游，闭户净洒扫。

——《将至广州，用过韵，寄迈迨二子》

他祈望从此一家团聚，永不分离，安闲自在地过着平常的日子；他祈望不要像柳宗元一样老死蛮荒，教土人读诗书，靠幽峭的山水消遣晚境余生。

这一番真诚的祈愿仿佛上干云霄。正当苏轼带着一家三十余口乘舟北赴永州，十一月中旬，他又一次接到朝廷告命：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1]，外军州任便居住。“得免湖外之行”（《与孙叔静》），苏轼感到由衷地高兴，他一身疲惫，急切地希望能够尽快安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