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肩负的社会责任_阿尔贝・加缪自述

艺术家肩负的社会责任_阿尔贝·加缪自述

作家的角色，同样责任重大。确切地说，今天的作家不应为制造历史的人服务，而要为承受历史的人服务。否则，他将形影相吊，远离真正的艺术。任何暴君的千百万军队都无法将一个作家从孤独中拯救出来，尤其当这个作家同他们的步调一致的时候。相反，一个无名囚徒的沉默，一个被遗弃在世界另一个角落百般受辱的囚徒，就足以将作家从流放中召回，就算这个作家身处优境，只要他不忘记这种沉默，用艺术的种种方式来彰表这种沉默。

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强大到不负这一使命。但在作家漫长一生的境遇中，晦暗也好，腾达也好，在暴君的铁牢中也好，能自在发出声音时也好，只要他尽力做到为真理服务，为自由服务，他就能重新找回勃勃而富有生机的集体情感和支撑。为真理服务，为自由服务，这两条也足以体现作家职业的伟大。既然作家的使命是团结尽可能多的人，那就只有容忍谎言和奴性。这个世界充斥着谎言和奴性，孤独的荒草到处疯长。无论我们每个人有怎样的弱点，作家职业的高贵永远根植在两种艰难的介入中：拒绝谎言，反抗逼迫。

二十多年荒唐的历史进程中，我茫然无助，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在时代的剧烈动荡中，仅靠一种情感模模糊糊地支撑自己：写作的光荣。写作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有所承担，它承担的不仅仅是写作。它迫使我以自己的方式，凭自己的力量，和这个时代所有的人一起，承担我们共有的不幸和希望。这代人，生于一战之初；二十来岁时伴随早期的工业革命进程，又遭遇希特勒的暴政；随后，仿佛要让他们的经历更完美，发生了西班牙战争、二战、集中营惨剧，整个欧洲满目疮痍、狱祸四起；如今，他们又不得不在核毁灭的阴影下哺育子嗣、成就事业。没人能要求他们更乐观。我甚至主张在与之斗争的同时，要理解他们的错误。他们只是因为过度绝望才行不智之举，对时代的虚无主义趋之若鹜。但终究我们中的大多数，不止是在我们的国家，也在整个欧洲，都拒绝这样的虚无主义，致力于追寻合法性。我们需要锻造一种灾难时代生活的艺术，以全新的面貌获得再生，与历史生涯中死亡的本能作斗争。

或许，每一代人都自负能重构这个世界。而我们这一代人却明白这是痴人说梦。但我们的使命也许更伟大，那就是要防止这个世界分崩离析。这一代人继承的历史是腐化的，混杂着失败的革命、疯狂的技术、死去的神癨和疲弱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历史之中，政权能摧毁今天的一切，却并不能说服智者自贬身价成为了仇视和压迫的奴役。这代人不得不带着独有的清醒，为自身和周围修复一点点生存和死亡的尊严。在这个即将分崩离析的世界面前，审查官建立的恐怕是永久死亡的国度。这代人明白，在与时间疯狂赛跑的同时，他们应在不同民族间建立不屈于任何强权的和平，调和劳作与文化的关系，在每个人心里重建和解的桥梁。能否完成这一使命还是未知数，但在世界各处，他们祭起真理和自由的大旗，必要时愿意为此牺牲而无怨无悔。这一代人在哪里都值得敬重、值得鼓励，尤其是在他们献身的地方。(www.guayunfan.com)阐述完作家职业的高贵，我还想借此机会谈谈作家的本职。除了战斗者他们没有其他头衔，他们脆弱却执着，虽得不到公正却向往公正，众目睽睽之下不卑不亢地构思，永远在痛苦与美好之间徘徊，在历史毁灭性的运动中以及其自身双重的存在里，抽丝剥茧般最终完成自己的创造。除此之外，谁又能指望从作家那里得到现成的答案和美丽的道德信条呢？真理是难以捉摸、稍纵即逝、永远有待追逐的。自由之路险境重重、难以生存却又令人振奋。我们必须朝着真理和自由的目标前进，艰苦卓绝却坚定不移，路漫漫却要勇往直前。从此，哪个有着自知之明的作家还敢自诩为道德说教者？至于我本人，再次重申，我绝不扮演这样的角色。我从不曾放弃过追求光明，感受存在的幸福，向往少年时自由自在的生活。这种种贪恋之情尽管也让我犯了不少错误，却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了我的职业，支持我不假思索地站在那些沉默者一边。对他们而言，要在这世上活下去，唯有靠那一点点幸福、自由却又短暂的回忆。

我要说的可以简单地表达：如果你知道我生活的四分之一和它的义务，你就不会写下你那封信的哪怕一行。但你无法知道这些事，而我不能够也不应该向你解释它们。你和其他没有你的品质的许多人所抱怨的那种“傲慢的孤独”，将是我的荣幸，如果它存在的话。但是，人们如果假设我喜欢这样的乐土，那是十分错误的。事实是，我每一小时的工作时间，都要通过同时间和其他人作斗争以获得，而且通常这斗争我还赢不了。我不是在抱怨。我的生活是我让它成为这样的，对我生活的方式和节奏，我是首要的负责人。但是当我收到一封像你这样的信，那么我确实觉得我要抱怨了，或者至少请求人们不要如此轻易地对我加以指责。为了比得上今天的一切，我得有三个分身，还需要好几个心脏。说到心脏，我只有一个，它可以被判定是——就像我经常自行判定的那样——质量平平。物理上，我没有时间，而更重要的是，内心的闲暇，当我愿意的时候就去看望我的朋友们（问问夏尔，我像兄弟一样爱他，问问他我们一个月见几次面）。我没有时间为评论写稿，不管是关于雅斯贝斯还是关于突尼斯，即使是为了澄清萨特的一个观点我也没时间。如果你愿意，你会相信我的，但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内心的闲暇去生病。当我生病时，我的生活变得一团糟，我需要花费几周的时间才能慢慢调整过来。但更严重的是，我不再有时间或内在的闲暇来写我的书，如果我没有别的事情的话，一两年就能写出来现在四年才能写出来的东西。此外，几年来，工作没有释放我，而是在奴役我。如果我继续的话，那是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会无所适从，而且我喜欢它超过其他任何事情，甚至包括自由、智慧、或者真正的创造力，甚至，是的，甚至友谊。

确实，我试图把事情整理一下，加强我的体力和我的“存在”，用时间表、用对一天的安排、用更高的效率。我希望有一天用得上它。现在，我还没能做到。每个字母带来了其他三个字母，每个人带来其他十个人，每本书带来一百封信和二十个联系人，只要生活还在继续，就还有工作要做，还有我爱的人们和需要我的人们。生活仍在继续，在某些早晨，厌倦了噪音，对还得继续的无休止的工作的前景感到气馁，被从报纸里跳向你的世界的种种疯狂搞得很难受，我最后相信，我可比不上它了，我会让每个人失望的——我想要做的只是坐下来，等待夜晚来到。这就是我的感觉，有时我屈服于这种感觉。你能理解这一点吗？

——《艺术家及其时代》《致P.B信（1953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