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动因研究

第一节　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动因研究

作为当代人类社会新的财富创造形态，文化产业可以创造大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形成日益扩大的文化市场，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而且还可以利用大量的文化智力资源，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增加可观的附加值，并在国际市场上传播自己的价值观，争取广泛的国际认同和合作。在全球范围内，文化经济和文化贸易的发展正在改变着传统的经济形态，对世界市场格局、经济发展趋势和可持续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培育创新能力、增强地区、国家和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通过对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形成动因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为我们当前的产业园区建设提供经验性认知。

一、文化产业与地理的关系研究

很多学者注意到了文化产业和地理位置的相关关系，都强调了地理层面对分析文化产业的重要性。Scott认为像洛杉矶、纽约、巴黎、米兰或者东京这样的国际化城市的鲜明特点就是城市的形象和文化生产是共生的关系，也就是城市是文化产品的信誉保证。Justin O'connor也认为在围绕文化产业的讨论中，地方层面是十分重要的。Graham Drake则分析了中小企业内部个人创意与地理位置的关系，认为区位的特殊属性能够给创意过程提供灵感。

Andy C. Pratt对什么是文化产业集群进行了界定，并认为集群不是一个分析文化产业的有力的工具，因为集群概念会把文化产业集群归属到一般集群研究的理论框架中，也就是说会过多关注集群内单个公司的表现，而忽视对非经济、位置（短期的和空间上）变量的分析，缺乏对参与者和相关规则制定者的特殊性的关注。因此集群不是一个好的分析文化产业的理论框架，而提出了创意产业生产体系的分析框架。

二、国外文化产业集群的经验描述

斯科特是对文化产业集群研究较早也较为深入的学者。斯科特认为文化产业的生产具有五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文化产业的技术和劳动分工过程使得文化产业需要大量的能灵活操作计算机的技术工人。二是，文化产品的生产往往是由相互依赖的中小企业组成的网络来组织的。三是，这样密集的网络组成的多面的产业综合体对本地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并对劳动技术具有多样化的需求。四是，这样的产业综合体产生了巨大的外部效应。五是，这样的综合体也依赖于网络间的信息交流、技术交流和生产商之间的信任和合作。作为强大的相互合作和外部经济的结果，集聚的趋势十分强烈，所以文化产品的生产往往被发现在地理空间上是集聚的，而且往往集聚在城市中心。此外，他测算了影视业、多媒体等在洛杉矶的集聚度，认为洛杉矶和纽约是美国文化产业的集聚区。分析了多个大城市的文化经济，特别对洛杉矶和巴黎的影视业进行了对比。斯科特在许多方面讨论了集群中学习、创意和创新等经济行为。他指出文化产业能够从当地社会团体的特征风格、敏感性和论坛中受益。而对于文化产品的发行，斯科特认为当地的中小企业网络往往是根植于全球发行网络的，而全球发行网络又由几个大的文化和媒体巨头所主导。所以，文化产业横跨全球和地方。文化产品的生产越来越具有集聚的倾向，而发行和消费则是面向全球市场。

Lilach Nachum和David Keeble分析了伦敦的文化产业集群，也分析了跨国公司子公司与本土公司在伦敦文化产业集群中的异同表现，包括跨国公司子公司与本土公司进入集群的原因的异同，和对集群的根植性等。使用的仍然是案例分析的方法，而且多是通过访谈和问卷得出统计数据进行分析^[1]。Galina Gornostaeva，Paul Cheshire通过计算欧洲各国大都市文化产业的区位商来判定欧洲各国文化产业的集聚趋势，此外，他们还测算了文化产业子产业的集聚程度和集群在伦敦的地理分布，并认为文化产业公司间的地理接近是受外部经济的驱动。而一旦集群成立，则会产生积累效应，从而会吸引更多的公司进入，集中在一起的公司所形成的某些特征会吸引同部门的其他公司。他们认为文化产业中主要的外部经济包括劳动市场的互动、外部供应商及时供应、分包安排、顾客的互动、公司网络、合作和竞争、集体学习和创新。

Nachum和Keeble深入研究了伦敦中心区的媒体集群，他们发现了地方化集群学习过程作为媒体集群创新和活力主要源泉的有力证据。Harald Bathelt分析了德国莱比锡文化产业集群的再次兴起。首先他对文化产业集群进行了界定，并建立了一个包括五个维度（水平关系、垂直关系、制度维度、外部集群维度和权力关系）的分析框架，并在对莱比锡发展历史的描述和经验数据的基础上，认为莱比锡文化集群是作为一个独立现象出现的，不是政府政策的结果，也不仅仅是商业惯例的持续，而是莱比锡的文化公司自发形成的。他提供的证据证明莱比锡的文化产业集群表现出和洛杉矶、旧金山和多伦多等其他多媒体和文化产业集群类似的趋势和特征。Harald Bathelt则分析了莱比锡文化产业的经济关系，认为对文化产业集群的分析不能仅仅集中在对内部关系的考察，还要分析文化产业集群与外界的关系。通过分析，他认为莱比锡的文化产业由几个较大的当地公司所控制，虽然还是与外界保持着松散的联系，但还是存在过渡根植的缺陷，这对集群的发展是不利的。

Lisa Mills和Shauna G Brail^[2]分析了多伦多多媒体集群在全球化时代的转变，指出了集群发展的优势和劣势，并提供了应对全球化的政策建议。Pim den Hertog，Erik Brouwer和Sven Maltha对荷兰的多媒体集群基本特征、集群动力机制和创新体系以及绩效进行了分析。Pedro Costa在分析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了葡萄牙文化产业集群的发展趋势和前景，指出了文化产业集群对葡萄牙文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性。No Mossig以科隆文化产业集群中的电视节目制作的生产网络为例子，深入分析地方化的网络如何出现，以及它们是如何运行的，并着重分析了地方网络中的决策结构，得出了网络中各企业拥有不平衡的决策能力的结论^[3]。

三、我国文化产业集群发展动因研究

从目前国内外对文化产业集群的研究现状看，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对某一城市或地区文化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和实证，从中可以总结出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动因：首先是与自然区位相关的原因，这是跟其他产业集群形成动因类似的方面，由于文化本身的特点，历史方面的原因往往成为主导；其次就是文化产业中外部经济的作用对于文化产业集群形成至关重要，包括劳动市场的互动、外部供应商及时供应、分包安排、顾客的互动、公司网络、合作和竞争、集体学习和创新。此外，政策驱动和跨国公司的推动被认为是文化产业集群形成中颇具影响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