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意指数与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

第三节　文化创意指数与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

一、评估体系的借鉴

文化创意产业不仅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还因为其特殊的产业属性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文化创意产业走进全球视野以来，很多学者对文化创意产业产生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条件和路径进行了深刻的探讨，比较成熟的有美国著名的区域经济学家Richard Florida的3TS理论和香港大学文化研究中许焯权的5CS理论。

具体来看，Richard Florida分析了富有文化创意的人力资源——文化创意阶层，研究了他们的知识结构、个性特征，他认为一个地方的竞争力可从其推动创新的能力、吸引人才和如何维持有利于文化创意发展的环境中验证。在Florida的理论中，文化创意阶级的中心人物“通常是经济上的赢家”，这些人在产生高层次的工作和经济成长方面获得成功，并进一步加强所在区域的地域优势，他和他的学生Irene Tinagli结合欧洲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认为文化创意经济成长立在“3TS”上——人才（Talent）、科技（Technology）和社会包容（Tolerance）。

其中，人才指数是度量人口中具学士学位的人数及科学家与研究人员的数量。科技指数度量一个国家专利证书的申请数量及研究方面的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中的百分比，包容指数度量价值观和态度（Richard Florida and Irene Tinagli，2004）^[4]，其包含的内容和计算方法见表2。

表2　欧洲文化创意指数^[5]

续表

“香港文化创意指数”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委托香港大学所做的一项关于数量化衡量城市文化创意的最新研究成果。香港文化创意指数参考了国际上众多具有前沿性的文化创意标准衡量基准，尤其是创造性地吸纳了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理查德·佛罗里达教授创立的“3TS”模型及其应用成果“欧洲文化创意指数”的精华，结合香港状况建构了“5C”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可以应用的衡量指标和副指标。此项研究不仅具有学术意义，对香港政府的政策制订也具有参考意义。

课题负责人香港大学文化研究中心许焯权教授在Chard Florida研究基础上对文化创意指数作了改进，认为文化创意指数由5Cs即人力资本指数、文化创意成果指数、社会资本指数、结构及制度资本指数、文化资本指数组成（Maniifestations of creativity，structural/institutional capital，human capital，social capital，and cultural capital），各个指数又包括若干指标，如文化创意成果指数包括文化创意的经济贡献、经济层面的文化创意活动等17项分指标，结构及制度资本指数则包括司法公正、新闻自由等23个分指标，人力资本指数包括研究和发展及教育支出、人力资本流动、知识人口数量等11个分指标，社会资本指数包括社会资本发展、社会网络素质等21个分指标，文化资本指数包括文化支出、文化态度等16个分指标。各个指数之间是互为支援的，是促使文化创意成长的决定因素，这些决定因素不同组合使文化创意产生不同的成果。该指标体系作为提供政府在制定发展本区域文化创意产业的综合参考指标，为政府提供数据资料和建议。总的来说，该指标不仅反映了所研究区域和城市当前及持续发展改变的性质，还呈现了一个区域和城市在知识经济中的竞争和比较优势。^[6]

二、约束条件

综合上述评估体系，文化创意产业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相关的软件和硬件作为支撑条件。如果我们把决定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因素划分为内部条件与外部条件两个部分的话，那么，政府特定的产业政策则应该属于外部条件，而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关联的经济层面和其他产业层面则可以理解为内部条件。

从外部条件上看，主要发达国家为了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都采取了一些强有力的产业政策。以英国为例，从20世纪初开始，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就一直在走下坡路。虽然90年代以后，整体经济水平出现了一定的转机，但整个社会仍然为公共政策、社会分化等问题严重困扰，缺乏方向和活力。英国在世人的心目中几乎快成为保守、沉闷的代名词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政府全面发起了新英国运动，并选择了以文化创意产业为突破口。经过了多年的努力，最初仅仅为改变形象的设想不但圆满成功，更为重要的是推动了文化创意与经济的交互融合，使文化创意产业成为英国国民经济新兴的主导产业。从总体来看，英国的文化创意产业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重点：第一，促进文化创意产品的输出，并将文化创意产业的国际化作为政策制订的重点。第二，不断加强对文化创意人才的教育与训练。第三，强化文化创意投资与财务支持，包括在民间资源的推动上各种法规的修订。第四，则是智能财产权的保护，文化创意产业最重要的是保障文化创意资产不会被窃夺，英国对于保护文化创意人才不遗余力。第五，采取尽可能的手段，不遗余力地推动文化创意消费和文化创意生产的社会融合，最大限度地鼓励更广泛地使用文化创意产品，如允许免费使用国家博物馆的政策等。第六，成立了具有官方背景的，但没有直接财政支持能力的文化政策制定部门——大伦敦主管机构，该机构通过与各类投资代理机构的密切联系加速了文化创意的产业化发展。

从内部条件上看，一个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相关的产业完善程度直接决定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是否能够顺畅实现。从我国香港的实际情况来讲，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①文化创意产业的经济价值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当香港经济因东南亚金融危机等因素出现衰退时，文化创意产业创造的价值与GDP呈正相关关系，并且文化创意产业增值额的变动幅度要远远大于同期GDP的变化幅度（见表3）。一个可信的解释是：文化创意产品不同于一般的消费品，它应当属于奢侈品，其收入需求弹性较大。因此，一旦因经济衰退导致当前收入或预期收入的降低，人们对文化创意产业产品的需求将大幅度回落。由此可见，一个区域的文化创意产业要想获得快速的发展就必须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托。这其实也表明了除文化创意产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都必须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它们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②从本质上讲，文化创意产业必须具有高强度的、持续的创新能力，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正是如此，香港的文化创意产业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还主要得益于香港的信息资讯丰富，高新技术研究能力处于世界一流水平。最近几年，许多香港的高科技企业将厂址迁移至营运成本较低的内地，并以内地著名高校的知识资源为强大后盾，促进了自身的发展。显然，信息资讯业的发展必然加大其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比重，也因此带来了香港文化创意产业的腾飞。

表3　我国香港1997—2000年文化创意产业^[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