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谈话功能的思考

关于谈话功能的思考^[1]——语言传播杂记之二十七

广播电视中,一直存在着谈话形态,如:广播谈话、对话,电视访谈、论坛……这确实是一种具有魅力的形态。人物状态显得亲切自然,话题范围显得灵活宽泛,逻辑严谨度要求比较松,话语冗余度可以比较大,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争先恐后,令人耳不暇听。尤其是那内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时候,往往会让听者专心动容,乐此不疲。因此,这类节目至今仍然受到广大受众的欢迎。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谈话形态备受青睐,大有扩张泛滥之势。虽然说还没有走到“真理跨过一步就会变成谬误”的地步,但由于相关的理论已经出现了偏颇,对谈话节目尤其是电视谈话节目推崇备至,所以的确应该引起足够的注意了。

一

我多次引用恩格斯的观点——语言是在群体劳作中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情境下产生的,那意义相当清楚,既肯定了语言的社会性,又肯定了语言的心理性;既排除了语言的单体性,又排除了语言的私欲性。所谓“非说不可”,起码有两层意思:一是生存、生活的需要,必须说话;二是沟通、交往的便捷,说话最好。另外,应该强调,可以不说就不必说,无病呻吟就不算说。因此,有声语言成为人类社会不可或缺、极其重要的精神轨迹和文化历程。这也是“慎言”的显性含义吧!自从有了文字,语言的保留和传播扩大了范围,延续了时日,文字语言愈益精细,有声语言却显得散漫了。人们以为,反正没有流传后世的价值,只要当下说得清楚、听得明白,何必字斟句酌、劳力费神呢?于是,有声语言的“在场”、“当下”、“冗余”、“易碎”,就同它那“真切”、“鲜活”、“自然”、“随意”一起,代代传承,习以为常。假如加上一些书面成分,就说它“文绉绉”,假如表现一些修辞意向,就说它“太做作”。这就为语言的随波逐流、鱼龙混杂留下了某种空白,那些洋腔洋调、土腔土调,便可乘虚而入,真正的文学语言——规范、准确的语言倒要退避三舍。我们推广普通话的举步维艰,恐怕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有谁否认过谈话的功能吗?面对面交流,不但看清了全部背景,而且看清了整个人;不但听清了全部内容,而且听出了肢体、眉目显露的“言外之意”。难道这不是常识吗?在人际传播的范围内,由于其在场,所以自然随意,由于是当下,所以真切鲜活。不过正因为它冗余,所以要有具体情境补充;正因为它易碎,所以产生驾驭能力差异。过分冗余、易碎,就会造成干扰。当文字语言兴起,才锤炼和锻造了人们表达的深谨和丰富。

那“不在场”、“历时性”、“广泛性”、“精美性”就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了。歌德和艾克曼的谈话,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并非“有闻必录”,音声化走到文字化,决不是一蹴而就的。

人际传播终究局限太大,在科技发展的同时,人类迎来了大众传播时代。人们通过大众传播,延长了听觉和视觉,甚至改变了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丰富了精神生活,打破了狭隘眼界,开辟了个体融入群体的新领域。大众传播决不排斥人际传播的交往方式、话语方式,只是由于“众目睽睽”、“众口难调”,必须设置自身的议事日程、传播格局,以便适应话语权力(不是权利)的需要,完成话语主流的支撑。因此,任何一个大众传播媒体都绝对不可能把当代社会人际传播的内容毫无取舍地包容进来,就是到网络化以后,双向互动,人人都可以上网的时候也是如此。大众传播的功能是为了更好地反映人际关系、人类生活,而不是以实现人际传播为满足,如果大众传播陷入人际传播的汪洋大海,就是大众传播的失职。这应该是我们研究谈话节目,或者大众传播中谈话功能的逻辑起点。

广播谈话,应该提供想象空间,以一当十;电视谈话,应该提供再现空间,举一反三,但是一定要遵循广播或电视的传播规律。除了体现国家意志、弘扬主流文化方面,不能走形、不应掉板以外,广播的声情并茂,电视的声画和谐难道对谈话过程没有规则制约吗?那些啰里啰唆、云山雾罩、浅薄世俗、言不及义的谈话;那些死气沉沉、拖沓冗长、繁杂琐细、无动于衷的谈话,为什么能够占据我们的宝贵时间,日复一日地播出呢?节约经费只是一个托词,省心省力还能宣称引入了人际传播,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怪不得谈话节目风起云涌,盈耳充目,无时不在谈,无事不可谈,大有“世纪之风”的趋势。

君不见,有些谈话内容已经进入了广泛的私人领域,几乎失去了社会价值,在光怪陆离的世相展览中,培养着人们的追新求异、集怪猎奇心理。不少谈话形式已经步入了雷同公式,台上三五人,台下数十人,智者寥寥,众生芸芸,在五花八门的词语交换中,培养着人们的线性思维、利口饰词本领。有的谈话节目,“拿来”之后依样画葫芦,获短时经济效益不惜东施效颦;有的谈话节目,“应景”之余做表面文章,得明星加盟捧场无异掌上明珠。谈话者,因传媒一举成名而“天下知”,一开口,因成名走红便“知天下”。至于一错再错、以讹传讹的事例,真是书不尽言。但是,“谈话”却是方兴未艾。

二

人们的日常谈话,已经进入了各个行业、不同层面,能够叙述各种人事、抒发各种情怀。人际传播过程中,人们无所顾忌,亲密无间者甚至无话不谈。大众传播则不然,无论谁都要修饰、整理一番,不利于自身形象的任何细节都不愿意暴露在大众面前。这个“传播场”是一只无形的手,指挥着人们努力调整自己的内心和外表,那结果就必然是脱离人际传播状态,适应大众传播要求。不用说化妆服饰、举手投足,就是人们最普通的一颦一笑、咳嗽喷嚏,都要密切关注,防止失误。传媒人物就更是如此。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在话筒前、镜头前,决非完全的自我,他们必须调整自己,强化和美化节目所需要的那部分自我,弱化和淡化节目所不需要的那部分自我。如果刻意追求人际传播的效果,削弱大众传播意识,必将导致事与愿违、不伦不类的形态,“画虎不成反类犬”。原因很简单——存在决定意识。

谈话,是口耳之学,人们可能达到“耳顺”的境界,却永远做不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当前,我们急需提倡语言的自觉。一方面,我们要继承言简意赅、辞约意丰的汉语传统,又要使用浅近通俗、新鲜明快的现代口语;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舍弃故弄玄虚、古奥晦涩的“八股”,又要避免杂乱臃肿、貌合神离的“隐喻”。广播电视理所当然地具有语言导向问题。媒体的责任,“灌输”也好,“诱导”也罢,应该赞美崇高,应该张扬正气,应该推进规范,应该营造美感。这些,正是人际传播涵盖却掩盖、生长却稚嫩、闪光却短暂、晶莹却粗糙的珍宝,不去开掘、雕琢,而一味照搬、仿制,怎能出精品?怎能出经典?语言的自觉,既不是追逐时尚所能培育的,也不是一哄而起所能提升的,它只能是潜心继承、锐意创新的产物。一个民族的语言自觉,来源于民族文化的先进性阐释与发扬;一个媒体的语言自觉,一定同媒体自身先进文化含量的正增长有关;一个人的语言自觉,离不开他对人类文化的感悟水平和把握能力。谈什么,固然重要,怎样谈,更是关键所在。一个人的经历体验,一件事的来龙去脉,一个场景的色彩纷呈,一个道理的深入浅出,在叙述的话语中,都体现着叙述者的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不要否认谈话功能的“规范性”、“庄重性”、“鼓动性”、“时代感”、“分寸感”、“亲切感”吧,不要再重复“即兴谈话水平高”、“播音念稿水平低”的神话了吧!语言表达的水平怎么能仅用表达形态来判别呢?语言的自觉可以体现在诸多方面,包括人际传播、大众传播,也包括文字传播、声音传播。有声语言传播的“朗诵式”、“宣读式”、“讲解式”、“谈话式”融合着口语语体、书面语体的优势,造就着民族风格、群体风格和个体风格的独特样式,既能继往又能开来,就必能与时俱进。

让我们充分发挥广播电视的集团优势,充分发挥各种节目的独特功能,参与世界传媒的激烈竞争,殚精竭虑地使中华民族的金声玉振、黄钟大吕响遍全球!

【注释】

[1]原载《现代传播》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