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播音理论仍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研究播音理论仍是一项紧迫的任务^[1]

自《研究播音理论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发表后,已历15个年头,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广播电视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播音理论研究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了丰硕的收获,显示了生机勃勃、繁荣兴旺的态势。

仅从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播音学研究委员会1987年8月成立并于第二年开始评论文奖以来,每年均有数百篇论文完成,在选送的数十篇中获一等奖的都在10篇左右。虽然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情况不尽相同,发展也不平衡,但是,我们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都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进行理论研究的,能有这样的收获,确实是一种可喜的现象。

世纪之交,人们一方面常做“世纪回眸”的小结,另一方面也想进行“前瞻设问”的应答。实践性强、应用型的播音学科,处于交叉、边缘、新兴学科之林,其结节点,当以哲学为纲,传播学与新闻学为经、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为纬。位于电子传媒和网络文化的始端的应用过程更不能缺少规律的指引和章法的制约。身在中西文化交汇、碰撞的社会语境的播音创作(即播音与主持艺术)实践,要改革,要创新,理性的思考往往在热点、难点的闪烁中追奇求异,偏离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的轨道,进入非主流意识形态、非主流文化的死胡同。这是改革大潮中必起的浪花,不过迟早还要回归。但是,严肃的、实事求是的、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必定会拨乱反正、扶正祛邪,使实践少走弯路,直奔前程。

一

播音理论体系的建立是一个标志,意味着播音学科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过程中,学术成果不断增多和日趋成熟,研究领域逐步拓展,研究队伍愈益壮大。

播音主持艺术专业成为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带星号的专业;播音专业技术职务系列的设置和几经修订;符合本专业要求的本科、专科、中专以及二学位、硕士学位的多层次学历班的开办。以上这些对理论研究的迫切期待,以及各自的可衔接而不可重复、可借鉴不可替代、可突前却不应滞后,还有不同的成果形式,都分别指出了本学科的不同视角、不同层次的联系与区别。

当代的任何一个学科都不是完全孤立的,必然同其他学科主要是相关学科发生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是多层次、多角度、纵横交错、叠加融合的,不应该生搬硬套、外贴强加。社会科学各分科之间、自然科学各分科之间、社会科学某分科与自然科学某分科之间,都是如此。中国播音学的学科独立性,正是在分析综合诸多学科的联系与区别中,在探寻本学科自身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日益显露出来的。这显露,随着广播电视传播系统的分工细化而突出,随着相应的理论研究的深化而明晰。然后,才出现了不同视角、不同层次的辨析与诠释。

较大的学科有较大的理论体系,较小学科有较小学科的理论体系,理论性强的学科有较高层面的理性分析与理论概括,实践性强的学科有应用层面的理性分析与理论概括。虽然一般来说,较大的学科的理论体系会涵盖该范畴内那些较小学科的理论体系,理论性强的学科应涵盖范畴内那些实践性的学科,但这绝不是说涵盖等同于包揽。较小学科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性强的学科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正是因为较大学科的理论体系、理论性强的学科不应该也不可能解决那些较小学科、实践性强的学科的保有自身特性的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从另一方面说,这独特性、规律性恰恰是较大学科理论体系、理论性强的学科的本源和基础。更何况,所谓较大、较小、理论性强、实践性强,都不是绝对的、割裂的,总呈现出相对性、边界模糊性和内涵外延的交叠性。

至今,仍有论者有意无意地无视播音学科的独立性,无视有声语言表达的社会功能。他们把有声语言充其量只看做思维活动的副产品、文字语言的伴随物,动辄思维如何、文笔如何,就是不提有声语言表达如何。在广播电视传播流程中,极力强调采访、编导的能力和权力,甚至“记者出身”也成了炫目的光环,唯独不问语言面貌、表达水准。这种学术观,应该在多学一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多学一点语言学等方面加以匡正。另外,也需要对西方传播学理论、传播实践做一些冷静的分析。在哲学、传播学、语言学上的偏执观点,不容易产生严密周延的理论,并且还会造成理论误导。

二

实践性强、应用型学科,大体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是操作层面,其次是理论层面。二者相辅相成,既要增强操作层面的理性思考,又要加大理论层面的论证力度。操作层面重视“过程”的具化,却不能停留在感性认识的叙述,必须留取、提炼其中的隐性理念,并力求有所概括和提升。理论层面关注“论点”的阐释,却不应驻足于概念结论的推断,必须生成、感受内中的充足论据,并力求有所夯实和丰富。

在播音学的理论研究中,存在着琐屑微细和笼统空泛两方面的不足。琐屑微细是指过分着重实践中的细节,缺乏宏观视阈;笼统空泛是指过于拘泥理论上的言说,缺少实证辨析。“理论联系实际”几乎成了理论研究中的口头禅,但在定题立意之后,就会发现这绝不是一件说到就能做到的事情。从播音主持艺术的实践活动看,由于广播电视传播时效性极强,从来没有“十年磨一戏”的可能;话筒前、镜头前的创作时限性极强,无论直播和录播,都有按时完成的要求,下一次和这一次几乎是全新的内容,同时必须保证尽可能高的质量,而且基本上没有重新制作的时间;每一次播音任务的具体情况全不一样,日常节目和重要节目、从容准备和紧急播出、一般节目和特殊节目……都要胸有成竹、应付裕如;加上社会语境、自然语境、创作主体状态、创作群体关系等难以预料的变化,不允许临阵退却,只可以知难而进、胜任愉快。从如此纷繁复杂的活动中积累经验已相当艰辛,再把电光石火般的思绪理清,抽取某种规律,确实不易。也正因为这样,理论研究中那概括、那提升,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心血来潮”、一蹴而就的。已经出版的《中国播音学》,虽然并不尽如人意,但其中饱含着几代人筚路蓝缕的血汗,闪耀着多少人殚精竭虑的结晶。事实进一步证明,研究播音理论,不能没有实践,不能缺少实践,不能脱离实践,不能无视实践。没有或无视实践的文论,也许能旁征博引、议论风生,但从中察觉不到播音主持艺术创作实践里的挚爱、亢奋、甘苦和虔诚;缺少实践、脱离实践的文论,可以给实践活动以理性的观照,却容易走上狭隘经验主义的思路,把生动活泼的实践框进自己预设的模式,呼吸不到广远时空里的新鲜气息,试图以自己的道路作为范式,并为后来者指点迷津。若是“专家”、“名人”,那便会造成误读,对理论研究的深入是十分不利的。

作为播音主持艺术创作主体,只有通过实践去检验这一条路,不要被有学问的专家、有威望的名人吓住,不要屈从和盲从。在实践中,越是投入、越是执著,越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就越有可能发现实践中的“似曾相识”和“一见如故”,从而提取出共性的东西,甚至是某种规律。实践时间长短、次数多少,只是量的积累,但那发现,有时正是质的飞跃,经验于是升华。因此,实践不多,经验不足,并不一定就是理论贫穷的原因。有些实践者有多年经验,操作层面的过程了如指掌,却未能拥有更多的理论,大多是发现不多、研究不够所致。我们的队伍中有相当一批同志既有实践的储存,又有理论的潜能,长期以来在播出第一线辛苦忙碌,只要进一步开拓视野,增强思辨力,就一定可以在理论研究中展现自己的独到见解。人们正拭目以待、翘首以望。

三

中国播音学亦即播音主持艺术理论,刚刚走过启蒙期的初创阶段,现有的理论建树比起众多古老的学科尚显稚嫩,还有广袤的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需要逐一解决,理论上存在的空白需要尽快填充,瞬息万变的新形势、新情况,层出不穷的新观点、新思路,都召唤着我们认真面对、仔细剖解。时代的局限、环境的制约、外来的影响、自身的欠缺,更需要我们放开眼光、未雨绸缪。等待不是我们的权利,进取才是我们的义务。

理论研究当下的价值取向,有时竟让人迷惘。中西文化的碰撞,本土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对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会使我们眼花缭乱。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坚实的立足点,没有一个明确的创作观,我们确有被蒙骗、被扰乱的危险。我们曾经经历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岁月,那种备受凌辱、仰人鼻息的日子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虽有过百折不挠、前仆后继的抗争,仍不免遭到排挤与压抑。当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才享受到文化的主权与主权的现代化。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文化的繁荣也产生了广远的影响,优秀的精神产品播扬海内外。我们理应更上层楼,却吹来了欧美风、港台风。理论家呐喊“远学欧美,近学港台”,实践家应和“艺术包装,明星炒作”,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前工业社会的广大人民群众,一跨过温饱线,就被裹挟到后工业文化的波浪之中。一股浊流滚入了综艺圈,大搞官能的即时享受,以“大众文化”的名义,吸引人们进行用过一次就扔的快餐文化消费,不费吹灰之力,很可能“幸运中大奖”,什么电视机、VCD、外国七日游……大众在消费时也被人家消费,拜金主义、宿命论在“不赚也不会赔”的心态下肆无忌惮地蔓延。另一股浊流混入了新闻圈,先是否定新闻播报的庄重性,对“播音腔”群起而攻之;接着就鼓吹“新闻节目改革最困难”;然后又大兴“说新闻”,不惜去聊、去侃,甚至调侃新闻。其目的,一方面否定新闻改革的巨大成就,抹杀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质的改革跨度。另一方面把矛头对准新闻的播报样式,大谈其“严肃”、“生硬”、“没思想”、“不生活”,并以同国际接轨为理由,力主新闻的传播以“主持式”代替播报式,根本看不到广播电视新闻节目制作群体在现代化、时代感、口语化方面的奋斗果实。这类理论与实践的呼应把欧美、港台的传播,特别是把他们的主持人无限夸大、神化,而把自己国家民族的人文精神、文化视界极力贬低,恰恰反映了一种崇洋媚外、自惭形秽的传播观。

口语确实是语言的本源和交往的常态,具有不容忽视的生命活力,但不应以此来否定书面语的文约义丰、言简意赅。广播电视的有声语言传播是否与生活口语同态?这是争论的焦点之一。这使人想起国内外历史上争论不休、难解难分的口头语言同文字语言、口语同书面语的时隐时显的比对与交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五四”时期白话与文言激烈论争时期,也大约是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以《逻辑哲学论》加入开创“形式语言学派”行列的前后。后期维特根斯坦又成了“日常语言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当前的论争,表现得更为尖锐,虽然不成其为学派,也未见划时代的名著。由科举制度强化过的“重文轻语”现象,至今仍有明显的表现,在广播电视传播中的“重采编、轻播音”为其明证,而在语言传播中近10年多走红的“口语至上”,并非对口语的科学认识。相反,当对口语推崇备至的时候,正是对语言功力、语言规范的背离,于是“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也成了过时的陈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变得毫无意义。 “照别人写的稿子念,没出息”,新闻播音员被贬斥为“念稿员”,“即兴口语”升值为“应变能力强”的同义语。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说,我们进入了“闲聊的时代”。当我们正在专心致志地倾力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时候,当我们在宏观调控中规范各行业包括语言传播的时候,却热衷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这难道是共产主义世界观、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无私奉献的价值观所需要的导向么?急功近利的“引进”,是一种浮躁的语言观,大概是想把问题和饭碗(金饭碗?)一起保住,而不是去解决它们。

四

理论研究是一定历史条件、社会环境下的创造行为。没有必要追问前人为什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重要的是在历代巨人面前,我们如何动作?只是五体投地,倒是表明尊奉的虔敬,却无法进行扬弃,毅然前行;只有攀升到巨人的肩膀上,才会具备高瞻远瞩的能力,放开眼界,开创新高。

在我国的今天,在网络文化的明天,广播电视业会继续遵循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那“喉舌”的主功能不但消失不了,反会在强化中增殖其文化含量、美学含量。有声语言在保持其生存空间的活力基础上,必定经过规范空间的社会功利交往的过滤,走上审美空间通向艺术殿堂的阶梯。人民群众审美意识熔铸出来的语言传播艺术化态势,完全是人民群众自身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要求,是一种回归,而不是脱离。民族语言昌盛,正是民族昌盛的表征,而语质的优长远比语量的众多更能显示语言的威力。

广播电视的服务性,必须与引导性同在,因此,应该在理论中鲜明自己的旗帜,不必犹抱琵琶半遮面,尤其在新闻节目中,更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辞。不管如何标榜“客观”、“公正”,渗透在新闻报道中的,永远是现实的具体的报道者的价值观。任何超然世外、超然物外的自白不过是为掩人耳目而播撒的迷雾,在有识者看来,欲盖弥彰而已。所谓“新闻自由”,就意味着对喉舌功能、舆论导向的消解,并为信口雌黄的“自由”言说进行辩护。真正的新闻自由,首先要公开申明自己的立场,然后展现自己认识事物、明辨是非的科学态度,最后落实到尊重客观规律、倡导社会正义的报道中去。

庄重性是新闻报道、信息发布的普遍特点。 “曾参杀人”是对庄重的谣传的听信,“孟母三迁”是对不庄重的邻舍的躲避。资产阶级新闻报道也是庄重传播的,同综艺、游戏泾渭分明。毫无拘束的闲聊、玩世不恭的调侃,远离了大众传播的宗旨,进入了道听途说的语域,失去了认真负责、真实可信的范式,同新闻报道相去十万八千里。

新闻报道的真实准确、密集迅捷、畅达稳健、清新明快、先睹为快、一吐为快,最适合播报式。播报式的整体格局中,又不乏多种样态的变化,但不应包容慢条斯理、拖泥带水、四平八稳、一字一板,也不应包容浮光掠影、囫囵吞枣、急如星火、耳不暇听。我们把以不变应万变的语势叫做固定腔调,早在摒弃之列,至今并未绝迹。我们把一味加快语速叫做欲速不达,已有前车之鉴,至今却方兴未艾。新闻播报重在明晰,传播技术的发达,传播方式的改变都不应违背这一要求。不看内容深浅生熟,不看对象接受能力,一味加快,甚至提出平均每分钟300字,还要“以上”,令人惊诧。传受双方达到信息共享已属不易,深化内涵达到认知共识难度就更大了,再要发挥音美、意美、情美、韵美达到愉悦共鸣,那是相当费力的。这些仅靠加快语速,无异于南辕北辙。 “播报”也是“说”,具备说话的特征,只是比日常说话更精炼、更明晰,增加了大众传播的要求而已。即使是“朗读”,我们的认识也不应落后于公元前三百多年的亚里士多德。他指出:朗读“即怎样用声音来表达各种感情”。他特别说明:“可是关于朗读的艺术,至今还没有著述问世,这是由于风格的艺术直到晚近才被提出来,并由于朗读被认为是庸俗的艺术,理应如此。然而由于修辞术的整个任务在于影响听众的判断,所以我们必须注意朗读。”^[2]话语的叙述方式不应简单地以创作主体的意志为转移,创作主体的选择取决于话语的内容及与其相适应的形式,并要顾及接受者的听觉阈限。为说而说,就表现不出诗词歌赋的差异,为说而说就传达不出喜怒哀乐的区别,不啻化神奇为腐朽,把当代的语言风采挤压到原生态的狭窄空间,一切都叙述得平淡无奇,一切都简单得浅白直露。这不是艺术,这不是创作,而是对俗言俚语的模仿和复制;这不是李白、杜甫、鲁迅、老舍的子孙们的语言观,而是一种原始的、朴素的语言观;更不是“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舆论观、新闻观、语言观、文化观、艺术观。

语言的审美空间,必须呈现风格的多样化,以表现大千世界的千姿百态,揭示时代风貌中人文内涵的丰富特质。其中,肯定有美与丑、善与恶、真与伪的并比和对立。有史以来就有风格的问题存在,其释义几经流变,才有“风格即人”、“文如其人”等说法。目前,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主要是强调破除成规、寻求自由,解构传统的审美规范,甚至声称他们的历史功绩在于:“重新收复了汉语一词一度被普通话所取缔的辽阔领域”,“是白话文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汉语解放运动,是对普通话写作的整体反叛。”^[3]后现代思潮的介入,使广播电视传播观念发生了歧异,有些论者开始用后现代话语编织“平民意识”、“大众文化”的图腾,祈祷个人化的成功,欢呼对崇高和责任的颠覆,并主张取消艺术的选择与提炼,传播内容与形式要回归生活,听其自然,于是提出:现在是“无风格时代”。事实上,“无风格时代”不过是“无追求时代”的隐喻。 《随园诗话》中已经描绘过:“棋琴书画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如今诸事全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广播电视要是这样走下去,肯定会变成索绪尔的“言语”世界,变成个人心理的宣泄场,人人不学而能了。新时期的理论研究,“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五

播音学理论(播音主持艺术理论)体系,不但有学科的独立性、特殊性、科学性、稳定性,同时还具有融合性和开放性。本学科在内视反听不断完善自身的过程中,从不拒绝其他学科可资借鉴的观点与方法为己所用。本学科在时刻反求诸己、寻求变异,以成就坚实的本土根基和高远的学术空间。但那不可轻视的稚嫩和粗疏更加重了学术提升的责任,理论研究正应该在欣逢世纪之交的大好机遇来临之时,有所作为,有所奉献,尽管举步维艰,也要奋然前行。

播音理论研究的课题繁重而紧迫。

关于史论方面。我国的播音历史基本上属于空白领域,现有的论著凤毛麟角,在历史分期、阶段特征、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等方面有待于从学科体系、整体风貌、分类论述等重大问题上作出分析,给以论证。目前,了解情况的老播音员、老领导有不少人健在,必须尽快向他们征求意见,请他们提供资料,然后认真梳理。先从一件事、一个作品、一位先驱者入手,以点带面,集腋成裘。

关于基础方面。对播音发声、创作基础等,从概念、表述、论点、论据、体例、框架诸方面,结合目前传播方式、节目形态、审美趋势进一步推敲,鼓励不同观点的争鸣,以期再上一个新台阶。

关于业务方面。作为主干的新闻节目,应是研究的重点。评论性节目、专题类节目、综艺类节目,有关节目构成要素,节目时空运行规律,节目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受众对节目的期待,节目创新的途径与方法,都处于由操作层面(某一精品节目的生产过程,某一档节目社会效益不高的表层原因)向理论层面过渡的阶段,亟须扩大视界,强化理论形态。

专项研究方面。要向相关学科逼近,并努力打通,建设学科群。播音哲学(播音艺术哲学、播音主持艺术哲学)、播音心理学(播音创作心理、播音受众心理)、播音美学(播音创造美学、播音接受美学、播音发声美学、播音表达美学、播音语言形态美学)、播音文化学(播音与民族文化传统、播音与中西文化交汇、播音与网络文化、播音与世界文化思潮)、播音艺术鉴赏学(播音精品赏析、播音作品评价标准、播音学术批评、播音风格流派)、播音管理学、播音教育学、播音教学法;齐越等老一辈播音艺术家评传、播音主持艺术辞典、播音主持艺术名家名篇汇粹、普通话水平测试研究、语言传播研究、多媒体和信息高速公路研究、人机对话研究……

以上的项目可能挂一漏万,但已可见研究任务之重、研究难度之大。我认为应注意以下问题:

1.逻辑起点不宜偏低:某一次创作的体会和经验、某一个节目(栏目)的生产过程及具体操作,都是可贵的,值得珍惜。但独立成篇就显得单薄和素朴,可以用作某些论点的论据,或用作某些规律性问题的实证。

2.学术视阈不宜狭窄:应尽量从宏观上把握相关学科的理论前沿,了解本学科相关论述的现状与发展,吸收为我所用的材料,融入自己的论证过程。仅从自身的体验范围出发,容易重复甚至陈旧,缺乏深度,难有更新的认识。

3.确立命题不宜宽泛:要“小题大做”,不要贪大求全。要抓住论点层层剥笋,要加强针对性,力求阐明或解决现实存在的某个问题,作出“为什么”和“怎么办”的回答,并自圆其说。

4.学术争鸣不宜放弃: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争鸣是取长补短、促进学科建设的动力,是兼听则明、开拓学科视阈的阶梯。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见解,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是学术民主的重要内容;就某个问题展开批评与反批评,是学术自由的常规表现。学术争鸣,可以求同存异,也可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每位理论研究者的权利和义务。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任何“自愧不如”、“由他说去”的消极和怠惰都是不应该的,那种“能容人处且容人”、“不与他一般见识”的人生哲理,不利于学术争鸣的深入开展。还要提倡尖锐泼辣的批评与反批评,以使观点鲜明,立论坚实,当然“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不能无限上纲、纠缠枝节。

播音学的理论研究任重而道远,我们不能“坐而论道”,“述而不作”。实践的召唤,国际的竞争,相关学科的发展,学科本身的要求,都在昭示我们:形势逼人,时不我待。让我们投身于理论的海洋,畅游其间。明天的彼岸,当有更为丰硕的收获。

【注释】

[1]原载《播音主持艺术》第1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2]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三联书店1991版,第148页。

[3]于坚:《1998年新诗年鉴·序》,转引自王光明《后新诗潮》,载《南方文坛》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