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语至上”批判

“口语至上”批判^[1]

谈话时使用的语言叫做口语,并同书面语相区别。我们通常所说的“有声语言”既包括口语,也包括书面语的音声化。

广播电视的传播,是以有声语言为主干或主线的,本应该包容两种形态:从内部语言外化形成的口语;从书面语转化形成的语言。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前者被挤压,后者被扩大,造成了必须有文字依据才能进行传播的状况,这不能说同极“左”思潮没有关系。

正是改革开放的形势,广播电视的兴旺发达,才使口语得到了新的生机,“有声语言”才以完整的形态发挥出应有的功能。 1984年,我提出“有稿播音锦上添花,无稿播音出口成章”的现实根据就在于此。

可是不久,口语的生机又面临着危机,它被神化的同时开始被虚化,被人化的同时开始被俗化。

对此,仍有不少认同者。有的主管领导还表现出“唯口语为佳”、“独尊口语”的倾向。毫不夸张地说,广播电视界弥漫着“口语至上”的迷雾。我们怎能等闲视之?

一

当人们在共同劳作中到了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时,才产生了语言。开始极其简单,而后逐步复杂。语言产生之后,用以交流思想、沟通感情、交换信息、协同动作,显得非常方便、快捷。我国先秦时期的讲学、游说,学术上的百家争鸣,都离不开语言,可见一斑。

后来,产生了文字,语言有了视觉形式,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发挥的作用更大了。不过,口语和书面语的关系并不完全一致,且时近时远,有时书面语竟似脱离口语而另行其道。这同语言的发展有关,同汉字的特点也有关。我国在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的“口头文学”,“五四”运动以后,由于“吾手写吾口”、“怎样想就怎样写”的提倡,白话文终于成为主流。

现在人们认识到口语是书面语的根本,同时也知道文学语言具有领导作用,书面语也有它不可替代的优势。不应片面、偏执地认识二者的关系。

口语存在于人们的社会交往中,保有社会契约性的规则,保有个人需求性的意向。口语的鲜活性、丰富性,带来了它的原创性和具象性。但是,由于口语主体的复杂性、即兴性,必然造成了口语的芜杂性、缺损性,使之难于避免当下性和多向性的困扰。

口语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由于运用语言能力的强弱,也是有高下之分的。有的人能说会道、口若悬河;有的人笨嘴拙舌、词不达意;有的人言简意赅、语语中的;有的人贫嘴薄舌、言之无物,等等。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地推崇口语,不一定就是对口语的重视。

二

印刷媒介的出现,使书面语的作用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信息传播更为广泛和迅速,促进了书面语的规范化和通俗化。

广播和电视的先后出现,使有声语言的作用发生了提升性的变化,信息传播更为快捷和生动,更为广远和多样,促进了有声语言的示范性和可听性的强化。

广播电视中的有声语言,有较长时间、较多节目都是由报刊书面语转化而来,染上了较为浓重的报刊书面语色彩,有人称之为“报刊的有声版”,提出“自己走路”、“走自己的路”。广播电视理应自己走路,不应依附于报刊,“剪刀加糨糊”是缺乏自主性、独创性的表现,采取的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但是,什么是“自己走路”呢?取消报刊书面语,一切自己来么?那么,政府声明、法律条文、权威社论、专稿特稿……要不要播出?新闻要不要播报?专题要不要解说?这些是不是书面语的“有声版”?

所谓“有声版”,不过是把文字变为声音的意思,带有明显的贬义。文字变为声音,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其两极是:简单地念字出声,是一种字音的拼接,谈不上表情达意,这是一极;另一极是文字语言转化为有声语言,是一种有声语言再创作,不但能表情达意,还可以言志传神。这两极之间,就有多种层级的差异。广播电视的语言传播,应该以后一极为目标,并坚决摒弃前一极及其相关层级。因为它是大众传播,迥异于小学生念书、庠生谈八股文,也不同于生活中的念念信、读读报。正因为如此,广播电视中的有声语言即使是由文字语言转化而来,那作用也是不容轻视的。这里可以略举一二:

有声语言可以改变文字语言的语意和意向。正面的意思可以变成反面的意思,反面的话可以说成正面的话,而一个字也不增删更改。这一点竟有许多人不知道、不了解,于是以为既然文字语言审定了,播出去肯定不会有错。殊不知,是有声语言传播主体掌握着生杀大权,决定着传播的“正面宣传”的内涵。

有声语言增减着文字语言思想感情的色彩和分量。文字语言中的褒贬爱憎,从视觉判断中可以体味到。但是转化为有声语言之后,却可能变味儿。热情的赞扬,也许显得言不由衷,或者平淡冷漠;凝重的愤怒,也许显得敷衍了事,或者轻飘肤浅。生活琐事会播得有声有色、气势磅礴;国家大事会播得有气无力、与己无关。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视觉上的黑体字,听觉上却成了小七号,这不是对文字语言的扭曲么?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凝聚到文字语言中,行使着话语主动权,是外力无法直接干预的,也是文字语言本身所不能完全左右的。

有声语言还可以伸缩文字语言的美学尺度,这更是容易解释的。有声语言创作者的美学理想、审美能力会给文字语言以美化,当然也可以丑化。当为文字语言的风格加以有声语言的内省阐发的时候,创作者独特的人生感悟、具体感受和习惯表达样式,总要融入其中,并在有声语言的表达中给以个人风格的观照,形成稳定的艺术特色,为受众提供美感享受。

以上解说,不过是一种浅显的启蒙读物;但仅此也就可以证明“照稿念”、“念稿员”之类的认识,是怎样的可悲、可笑。

原来,书面语的“有声版”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自己走路”是须臾不可离开它的。

三

在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中,口语也可以先诉诸文字再转化为有声语言,也可以把书面语改得更符合口语要求。不形成文字语言,从语言主体的内部语言直接外化为有声语言,似乎更是“自己走路”的重要表现,要不口语为什么备受青睐呢?

改革开放以后逐渐蓬勃兴起的谈话性节目,日益重视口语化。不论是访谈、热线,还是综艺、体育,大量使用口语,有不少把文字语言转化为有声语言的节目,也模仿即兴口语的样子,给人以亲近、自然的感觉。一时间,“自然谈话”、“说自己的话”、“人际交流”等等成为时尚。

但是,广播电视传播毕竟是大众传播,无论怎样“人际化”,也不应违背其传播规律。首先,广播电视的线性传播、单向性传播、限时性传播,不可能不产生对传者的约束性、对受众的强制性。而信息的准确和密集、时间的高效和短暂、交流的虚拟和反馈的后置,都改变不了“我播你听”的格局。这就必然要求提高传播质量,其中重要的是语言质量。

其次,广播电视的喉舌功能、舆论导向、思想倾向、价值取向,不能不发挥传者的引导作用,不能不增强受众的提升效果。 “真、善、美、新、雅、精”的宗旨,必须落实到当代的人文关怀中,竭诚为受众服务,远离乡音俚语,杜绝粗制滥造,拒绝“西化”,埋葬媚俗。

再次,广大受众自有民族性、延续性、增长性、积淀性的文化期待,投射到广播电视,不能不产生反馈诉求的紧迫感,逼使广播电视去粗取精,舍末逐本,除旧布新,选优汰劣。

这里,重要的是“大众传播”,而不是什么“人际传播”。从语言传播的角度看,任何虚拟的人际传播,都被大众传播所整合而徒有其表。

大众传播的真谛在于“大众”二字。大众的真实存在,笼罩着传者和受者,或隐或显地承受着它的动力和压力,无可逃遁。

以话筒和镜头为代表的传播场,使传者和受者的意识中充满了“我在对千万人说话、行动”的预设。传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要把节目做好;紧张状态要放松;出口要有分寸;举止要有风度……虽然其中的“好”、“放松”、“分寸”、“风度”在认识上并不一致,但想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却是相同的。因此,话筒一开,镜头一照,传者便有意识地强化节目所需要的那部分自我,弱化节目所不需要的那部分自我。而受者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么多广播电视节目是为各类人群办的,工人的、农民的、学生的、老年的……搜寻到自己需要或喜欢的节目便停留一会儿,不满意就换台,没一个满意的就关机。一旦打进热线电话,甚至进入播出现场,便预感到“大众”在听、在看,而尽量坐好、走好、说好。潜意识中“别让人笑话”竟成了最低要求,其实这时的身份已不在受者之列而进入了传者之中。大众传播场根本不同于人际传播场,直播现场的精细、录播现场的加工,都会使人排除我行我素、随心所欲的失态,并油然而生自律感。凡是违犯禁忌、草率拖沓、冗杂粗俗、雄辩不休、失语不发等状,都会在转景或剪辑时删去。

广播电视的语言传播必须植根于大众传播的理念:面对大众传播,为了大众传播。把大众传播混同于、降低到人际传播的水准,是对大众传播的异化,是对电子传播媒体功能的贬损,更是对大众期待的亵渎。

四

在主张“口语至上”的人们的心目中,只是把语言当做一个空壳,他们更强调思维。这本可为一家之言,因为在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问题上,古今中外都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关键在于不应重思维而轻语言,把语言作为思维的附庸和侍从。新颖的思维方式、精确的思维过程、良好的思维状态、出众的思维成果,在广播电视传播的各个环节都是需要的,而那表现的领域却不相同。管理、采访、编辑、策划、广告、科研……自有其特点,唯独语言传播中有声语言创作主体,必须具备深厚的语言功力。

语言功力,并非只是“语言”的功力,它包括运用语言所必需的功底,如语言积淀、语言素质、语言环境、语言机制等。它还需要运用语言所涵盖的能力,如观察力、辨析力、捕捉力、感受力、表现力、调控力等。被狭义理解的语言的功力,只不过是表层语言的操作技术,并非切实的语言功力。但语言是为表达而存在,总要进入“由己达人”的程序,各种能力必定凝结于、落实于、体现于语言(包括副语言)上。

世界上思维精细而语言粗疏的人很多,只有思维精细而语言精到的人才有条件进入语言传播。而思维的活跃,往往造成其多向性、复杂性、模糊性、个体性等问题,语言功力才能使其走上选优性、简约性、明晰性、畅达性的传播之路。那种认为思维有什么语言必然显露什么,因而只管思维的新颖独特而不论语言表达得是否准确,把语言需要的表达自觉降为语言本体的表述自在,是对语言功能的弱化,对语言功力的漠视。

思维的满足同语言的萎缩制造了崇尚口语的幻觉,其目的在于把受众的注意力引向某种修辞方法,把受众的听觉阈限囿于隐喻解读,用貌似高深的句式转换,出奇制胜的词语拼合,力图解构遣词造句的常规,颠覆深入浅出的质朴,从而使口语失去存在的价值。

如果有一定的语言功力,便不致于在有声语言中以固定语势、加快语速去着意凸现思维的态势,这样做的结果却走向了反面:掩盖了思想的闪光,稀释了感情的浓度,堵塞了美感的通道,屏蔽了个性的魅力。有时竟怀疑:语言主体的作为究竟为了口头的表达,还是为了写作的文采?有时更怀疑:与其听这一席话,还不如去看这一篇文。听说话,稍纵即逝,如不明白,就不容琢磨;看文章,历历在目,如不理解,反复阅读或求教于人,仍能连续下去。 “怎么想就怎么说”是不行的,大众传播要求的是为大众想,更要对大众说。思维的个体性不被人知,只有学会正确的表述、准确的表达,才能被大众感知、被大众理解。写作是如此,有声语言更是如此。而这,从思维活动的起点就要把握住,并延续到表达的终点。广播电视传播,必须善于聚集全人类的精华,必须善于把它们传播给期待着的大众。任何个人的思维都不过是个狭小的领域,单枪匹马打天下,行之不远便会夭折的,因此,企图用思维的满足营造口语至上的氛围,无法推托使语言萎缩的责任。 21世纪的语言哲学正以不可抗拒的排山倒海之势,从思维阶段转向语言阶段,从说(写)什么转向怎样说(写),并将迎来美学的新世纪!

五

广播电视传播中的有声语言创作,是一种特殊的艺术语言创作,必须经过长期的、反复的、严格的、艰苦的训练与磨砺。

在训练中,首先是现阶段所学、所思、所见、所闻的融会贯通,以此为基点;其次要打开思想感性的运动通道;再次要进行语言技能和语言技巧的学习积累;最后要逐步解决情、声、气的综合运用问题。

这种训练,既不是简单的语言训练,也不是机械的技术训练,实质上是人文精神音声化的陶冶和锤炼。

这种训练,是因人因时而异的。训练的难度和严格程度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没有普遍适用的“练习曲”,也没有人人必学的“楷体字”。因为“情无定型”、“语无定势”。

这种训练,必须超越日常语言的当下性和个体性的自然状态,进入电子媒介的规范性和审美性的传播状态。

这种训练,必须结合时代性和敏感性、民族性和新闻性反复进行,时代的脉搏和时代的节奏必须融入语流之中,语言的生命活力必须旺盛。任何“纯语言”、“纯技巧”的命题,只会窒息创作主体的创造性、能动性、独特性。

对口语的推崇,对日常口语的神化,正是口语至上的核心。可惜这不过是一种迎合和媚俗,是为了哗众取宠,同时也是对广播电视传播语言的轻蔑和贬斥,对艺术语言和语言功力的否定和拒绝。

口语至上主张人人皆能,甚至以半生不熟的口语——港台腔为偶像,五体投地。这种论调使人联想到“想吃葡萄而不得,就说葡萄酸”的尴尬,也使人想到妄图把汉语改造成印欧语系的“革命派”的张狂。对此,只能用原典的集萃和传统的精华启发之,以便尽量弄明白,语言的幽眇难知、奥妙无穷;还要用“玉不琢,不成器”的道理讲解之,以便尽量搞清楚语言的示范作用、美感享受。

口语至上的观点早已有之,并不是今人的发明。只是眼下又有了它生长蔓延的气候,它才直言不讳地亮出了自己本色的主张。本土的重文轻语的历史现象,域外的后工业社会的消费文化,对准了“语言艺术”联手攻击,以“大众文化”为口号,宣扬“生活”、“自然”,制造官能刺激,以一时的喧闹和欢乐,取代高雅艺术的恒久魅力和主流文化的崇高理想,以金钱拜物教和宿命论呼唤殖民地奴仆心理的复活,并取缔勤劳节俭、自强不息的民族美德。浮躁心态、物欲横流的恶果必然是高视阔步地去追利逐名,放弃专业的深钻苦练,大言不惭地叙述自我的神话,锋芒毕露地演绎语言的奴性,自给自足地张扬人格的魅力,不屑一顾地背对艺术的圣殿。

处于前工业文化的人民大众,不会容忍后工业文化的大量侵袭,短暂的官能享受缓解不了生命征途上的酸甜苦辣。艺术品位的俗化和语言能力的弱化,正激励着一大批有志者甘于寂寞和清苦,志存高远,发奋进取,为弘扬民族优良传统,吸取世界文化宝库的营养,为众多学科(包括语言学、艺术学)做出自己世纪性的贡献。不必担心当下的文化垃圾传染给后代失语症,五千年艺术基因的抗体保存着强大的智慧辐射力,弱智的语言现象是历史的瞬间,灿烂的语言光华一定会永照人间。

任何存在都有其现实合理性。面对商业的炒作、利益的失衡,面对大款的一掷千金、大腕的一句千金,面对道德的滑坡、语言的贫瘠,面对时尚的浅薄、噪音的干扰,不必茫然,不应木然。只管去叙述英雄的故事,只管去敲打编钟的乐曲。真理的黄钟大吕正接受雷鸣般的掌声,艺术的有声语言已捧得鲜花般的敬意。广播电视传播在信息高速路的竞争中,一旦失去有声语言的艺术支撑,就会失去立足之地,让位于双向互动的多媒体,有识者一定会从今天开始,抛弃口语至上的蛊惑,专注于有声语言的美化,并形成集团优势,在网络文化中进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部署。

自然主义、形式主义的游魂并没有远去,它会在许多场合出现。有些理论阵地不断为它高歌“魂兮归来”,还历数其功业。口语至上成了一种主义,也不奇怪,但决定语言命运和前途的决不是它,这是毋庸置疑的。

【注释】

[1]原载《现代传播》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