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启蒙行动宣言(代序)

语言启蒙行动宣言(代序)^[1]

我们祖国的文化宝藏,源远流长,璀璨辉煌。

我们祖国的语言传承,丰富优美,蕴含深广。

当今世界,语言总为民族争光,哲学已向语言转向。

新的世纪,语言雄踞文化层面,理性催动悟性张扬。

我国春秋时期,讲学、游说、舌辩、争鸣,生动活泼的口语造就了人们“口若悬河”、“能言善辩”的本领,涌现了大批学识渊博、思维敏捷的雄辩家和理论家。秦始皇的“书同文”,进一步完备了以统一的文字记录、流传、交际、保存文化(包括语料)这方面的民族大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自从科举制度兴起,“学而优则仕”,以文章取士。口语离开了宫廷,走入了民间,日益被正统文化所冷落。偌大的中国,开始了“重文轻语”的漫长历程。至今,历代诗文浩如烟海,口语创作史料匮乏。虽有语音、声韵等研究成果累积丰厚,弥补了口语理论的某些不足,但是,语言竟能映照文化的盛衰、成就文化的存佚,怎不令人深思?时代的发展,促使口语几经奋争,特别是“五四”运动,大力提倡“白话文”,主张“吾手写吾口”、“怎样想就怎样写”,使得口语的地位空前提高。但是,积重难返,书面语仍以不可阻挡之势独领风骚,口语仍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挤。社会活动中,书面语的使用范围愈益扩大,重要性日益凸显。而口语的使用只停留在日常生活中,或者那些当下的场景里。

广播电视的出现,是有声语言的春天,在这时文字语言退到了从属的地位。尽管以文字稿件作依据的时候居多,“有稿播音”可以锦上添花,但即兴谈话的机会增加了,也能出口成章地进行“无稿播音”了。口语和书面语的语体风格相得益彰地成为电子媒介的传受共享硕果。其间,提出过“绝对忠实于稿件”、“不要播错一个字”的极端要求,出现过“不喊不革命”的畸形样态,那不过是历史的一瞬。改革开放的大势所趋,仍然激发了语言的勃勃生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喉舌”主功能,同移植、创新带来的节目的“多样化”,终于使有声语言在历经劫难之后,再一次焕发了不可遏止的生命活力。

可惜的是,曾几何时,日常口语又被推崇到了“至高无上”的境地。 “越生活越好”、“越自然越好”,大众传播陷入了人际交流的汪洋大海。字斟句酌、深思熟虑的“有稿播音”,字正腔圆、刚柔相济的“播音语言”,竟成了“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对象;把被叫做“传声筒”、“念稿员”的专业创作人员,硬是挤到了只与“政治宣传”有关的领域(如新闻节目)里,而在其他领域又几乎无所作为。许多节目,言不及义、语无伦次、囫囵吞枣、胡聊乱侃、差错百出、俗不可耐。一段时间,有声语言的规范空间、审美空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攻讦。 “不学而能”成了时尚,“语言功力”备受冷落。 “重文轻语”虽然披上了“口语至上”的外衣,却仍然掩盖不了对口语的轻视,同“文字至上”不过是“殊途同归”。

多少年来,众多的有识之士,坚持不懈地为“语同音”辛勤劳作。语言学家们殚精竭虑、大声疾呼,人民群众积极响应、热情支持,但是社会却没有给他们提供有利条件,致使这种努力常常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大力提倡推广普通话,不但写进宪法,而且专门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为语言文字的规范化铺设了一条通衢大道。 “语同音”的理想正在逐步变为现实。全国的语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文学工作者、宣传工作者,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人们,都欢欣鼓舞地、矢志不移地投入了这一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事业,并且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是,这是一项系统工程,确实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为了更好、更快地达到我们的目标,特发表语言启蒙行动宣言:

(1)我们认为恩格斯的话是正确的:人们在共同劳作中,“到了有些什么东西非说不可的地步”,才产生了语言。语言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成为人们共同的心理需要。

(2)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是正确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3)我们认为毛泽东的话是正确的:“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

(4)我们认为,“有声语言”、“文字语言”是人类表达思想感情的两种表现形式。二者相辅相成,共存互补,决不是互相对立、互不相容的,决不应厚此薄彼、抑此扬彼。 “重文轻语”的现象是语言畸形发展的结果,有识之士理应身体力行,改变现状,而不应推波助澜。

(5)我们认为,语言的本质是人文性,语言就是人文精神的音声化。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关注,是对人类世界的关注。这种关注自有高低之分、文野之分、新旧之分、兴衰之分。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都必然处于某种人文精神的一定氛围、一定引导中。我们应该阐释的当代人文精神,是指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时代精神。提倡尊重人、关怀人、引导人、鼓舞人,反对鄙视人、冷落人、腐蚀人、戕害人。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教育审美素质的提高,必定要通过语言——“存在之家”表达充满人文关怀的“历史整体经验”,播撒精神文明的种子。

(6)语言不仅仅是工具,语言自身就融会着理解和感悟(包括前理解、理解者的视阈)。语言结构材料(语音、词汇、语法)虽然没有“阶级性”,但语言本体却具有民族经验性、文化性、思想倾向性、感情倾注性。因此,语言具有“时代感”、“分寸感”。

(7)语言拒绝“私人化”,彰显“社会化”。语言传播应该呈现“三重空间”:生存空间、规范空间、审美空间。生存状态下,语言的芜杂、混沌、简单、多向,既具有原生态“当下”、“在场”的通俗活泼,又容易产生“隔阂”、“含混”、“瞬时”、“误解”。规范状态,是一种自由,越规范,自由度越大。审美状态,是一种期待,进入审美空间,意味着回投历史文化的“经典”轨迹。

(8)语言是一种权力,“话语权”人人享有。话语权包括:使用有声语言的权力,使用文字语言的权力;把文字语言转化为有声语言的权力,把有声语言转化为文字语言的权力。历史上、世界上,除了失语症患者,没有任何人愿意主动放弃任何一种话语权力,除了虐待狂患者,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别人的任何一种话语权力。把语言的使用者强行划分为“说话者”和“念稿者”,是一种学阀作风、话语霸权主义。

(9)语言是一种功力。语言功力包括观察力、理解力、思辨力、感受力、表现力、调控力、鉴赏力。语言主体的创作觉悟、语言主体的创作态度、科学的创作观念、正确的创作道路、用气发声、吐字归音、思想感情的运动状态、思想感情的表现方法、语言表达的基本规律、艺术个性的风格特点……都汇聚其中,概莫能外。不重视声音弹性,不重视词语辨析,同不重视思想深度、不重视感情分量一样,不过是“门外谈禅”。

(10)语言传播严格遵守“信息共享”、“认知共识”、“愉悦共鸣”的原则。力求杜绝无效信息、冗余信息、信息损耗、信息干扰。要坚持“以事醒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的方针。为此,要讲究“语体”——“社会方言”的多样化,在宏观语境和微观语境的统一中,“主观语境”和“客观语境”的融合中,“审时度势”、“量体裁衣”,要舍弃主观意志的“管窥蠡测”,避免“削足适履”。

(11)语言传播总是以“单向传播”为基点。语言传播的时间性、时限性,缺乏共时传播的可容性空间。语言传播的视听性、交往性,拒绝“异口同声”、“同耳重听”。口耳之学,只是“有来有往”,而不能“同来同往”。这样,正加重了传播者的责任,严肃了传播者的话语权力。网上的“双向选择”、“双向互动”,也是以此为基点并衍生为各为始端传播者的话语权力。不要被“双向”的空间概念诱入时间概念的歧途。

(12)语言行为,自从有了文字以来,就不可避免地包括了“朗读”,朗读是对于历史文化文本的理解表达过程。文本的视阈融入了朗读者的视阈,朗读者的视域中必定涵化着文本的视阈,在朗读过程中,二者互相得到促进和提高。朗读再创作,从识字就开始了,“人生识字朗读始”,伴随着人的一生。朗读只有良莠之分,而无鄙薄之理。轻视朗读,无异于否定文化经典流传的历史,无异于取消文字作品的再造价值。应该在广阔的领域里大力开展朗读活动,提高全民族的语言素质。

(13)语言行为,随着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日益强劲,选优汰劣的趋势、扶正祛邪的趋势更加明显。广播电视播音语言作为榜样和表率已经深入人心,不可逆转。任何平等交往、亲切交流,都会出现更加广阔的语域。 “柔声细语”、“虚声嗲气”的狭隘关注,必将被“大国风度”、“黄钟大吕”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所取代。交往的平等,并不排斥“灌输”的渠道;交流的亲切,决不摒弃“诤言”的情状。

(14)语言传播,应该表现“一叶落而知秋之将至”、“余音绕梁三日不绝”。那种“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的传播,把人们的全部感觉局限在窄小天地里,是不会产生艺术魅力的。必须运用大工业生产的历史眼光,调动社会群体的智慧,融会贯通各学科的前沿成果,才可能取得“以一当十”、“举一反三”的效果。

(15)语言传播,在坚实的基础上,应该发展艺术个性,并形成风格。这是时代的需要,这是美学的召唤。但这要经过长期的历练,群体的支撑。语言的“个性化”、“风格化”,不是“召之即来”、“一蹴而就”的。有声语言的特色形成过程,是由内而外逐渐显现出来的。依靠自我膨胀和表演自我,一味“张扬个性”、“角色转换”,只能是虚假个性、角色模仿,必然事与愿违、徒劳无益。

(16)语言传播,与其一味专注传播效果,不如首先重视传播过程。 “过程”是人类认知的逻辑起点,是环节勾连的规律呈现。播音也好,主持也罢,都在传播过程的终端,都直接面对受众。 “以有声语言为主干或主线,出声露面,驾驭节目进程”,是他们的共同职责。受众所关注的是节目的整体,是节目的完成式。节目群体的各司其职,犹如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制作出成品,共同体现在节目中。谁去分辨哪是播音、哪是主持,哪是策划之功,哪是编辑之力?特别是“播音”与“主持”,在绝大部分节目中总是融为一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难别主次。 “条条道路通罗马”,节目形态多种多样,创新领域无限宽广,多元化格局不应简约为二元化对立。至今还一再追问“播音与主持之区别”,对提高节目的质量,对节目形态的创新,到底有多少意义?

(17)语言传播,就是有声语言的创作活动,“言语”、“言说”、“话语”……只表明论说者的视角,并不指称具体方式。在话筒前、镜头前的语言行为(包括副语言),属于“播音语言”范畴。其表达方式,或者语言样式,基于“非说不可”的根基之上,主要有:宣读式、讲解式、谈话式、朗诵式。它们并不对应哪一种节目、哪一种内容和形式。在具体节目和具体内容形式中,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混合使用。哪一种样式都可以报告新闻,哪一种样式都可以解说专题。这些样式都可以用于主持节目,也都可以用于现场直播。只要不是简单地“念字出声”,只要不是混乱地“随口唾出”。关键是,字词语句的内涵和底蕴是否深刻含蓄地被显现出来。如新闻语言的简洁概括,符合“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的质的规定性,其表达可以百花齐放,有的人却非要把它“改革”成为(或者增加一些)“人际交流”的话语,还美其名曰“人格化”,本来是面向大众的“报告”,竟萎缩为面对个人的“倾诉”,结果弄得面貌全非、不伦不类。这种倾诉,除了在解释性、回叙性的节目中可以适当使用外,在时效性很强的新闻播报中,由于信息密集,稍纵即逝,怎容絮叨?何况,传播内容的重要层次、诸种价值,受众的多重视角、多种需求,怎能用某一个人的认识和理解分而化之、取而代之?这时还要倾诉个人的心曲,无异于“越俎代庖”。而且,这只能看做传播者缺乏语言功力,对新闻语言的内涵和底蕴理解肤浅,自知一旦直陈其事便会捉襟见肘、言之无味,唯有靠增添词语加以“软化”、“稀释”,才能说得清楚,其实,那不过是画蛇添足。此处的“亲和力”只是“心造的幻影”而已。

(18)语言传播,就是“思”与“在”的言说,就是引领“意义”的导向。人民群众的求变、求异,是对创新的期待,是对精神满足的渴望。庄重高雅、平实关切、通俗轻松,都能给人以高尚的精神食粮。但是,舍弃本土文化传统去追新求异、招欢买笑,只能进入后工业文化、后殖民文化、后现代文化的陷阱;“港台腔”的泛滥,“洋泾浜”的回潮,虽然可以走红一时,却招致了“放逐崇高”、“削平艺术”的恶果。

(19)普通话水平测试的“一级甲等”,并不意味着语言规范的尽善尽美,应该以此为起点,向着更高的水平提升。每年9月的“普通话推广周”不仅仅是“语音规范”,它应该有更丰富的内容。这样,若干年后,全国会有数亿人达到“一级甲等”,从事语言传播的专业要求就会在此之上,达到有声语言的艺术层面、审美层面的水准了。现在的“一级甲等”,只是起码的标尺,其中还有或多或少的水分,我们万不能“浅尝辄止”。我们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也必定会日臻完善。

(20)我们的有声语言,深不可测、幽眇难知,蕴藏着丰富广远的认知特质。关键在于主体的开掘,主体的创造。我们摒弃懒汉懦夫的思想,我们坚持独树一帜的雄心。古人的、外国的、民间的一切生动活泼的语言,都可以进入我们的视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的有声语言一定会沿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构独具特色的“汉语文化圈”,铸造无愧于时代的“汉语经典”。

语言启蒙行动,应该包含以下内容:

领导重视是关键。在那些处于“语言圈”的单位里,领导应该充分认识语言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语言观,并且率先垂范,狠抓措施,坚决落实;

规范语言是主体。社会交往、学校教育、媒体传播、军事训练……必须雷厉风行地、循序渐进地实施语言规范,立即纳入法规,对违法者决不宽容;

广播电视是重点。广播要“声情并茂、悦耳动听”,电视要“声画和谐、赏心悦目”,从人才的选拔、使用、培养到管理,都提出严格要求,“守土有责”,决不姑息迁就;

理论研究是阶梯。理论工作者肩负着历史的重任,应该拒绝“语言无阶级”、“学术无是非”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学术良心”、“学术正气”为核心,开展学术争鸣,贯注人文关怀,抵制和排除一切腐朽没落的文化观念,批判和澄清一切似是而非的奇谈怪论。

江泽民同志提出“三讲”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使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使我们的文化观、语言观、传播观、审美观深入到了一个新的层面。新的世纪,新的责任,新的动力,新的前景,使我们备受鼓舞、斗志猛增。因此不揣浅陋,特发出语言启蒙行动宣言,殷切希望各方面专家、学者、志士仁人一起行动起来,为祖国语言事业的健康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21世纪,是美学的世纪。通过我们甘于寂寞、志存高远的语言启蒙行动,必将迎来语言的百花盛开!

【注释】

[1]原载《现代传播》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