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党报品牌亲和力方面存在的问题
各级党报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按照党中央提出的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同时,也不可否认,一些党报在构筑与人民群众亲近和谐的关系上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党报亲和力可以在报业的多种活动中去体现,笔者在此只分析一下报道内容及载体方面存在的三种不良现象。
一、近上远下现象
所谓的“上”,就是指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官员。所谓“下”,就是指普通的老百姓。按理说,办党报的宗旨和党的宗旨是一致的,那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表现在新闻产品上就应当把普通百姓放在应有的位置上。然而,“有些党报对普通读者的了解程度,远远不如对领导的了解程度;研究普通读者所花的时间,远远不如揣摩领导意图所花的时间;对领导的“眼色”颇为注意,而对普通读者的“脸色”(态度、反应)则很不在乎。结果,领导看着满意,普通读者并不喜爱。这个问题不解决,党报要想在市场竞争中取胜,那将是十分困难的”。(76)
这种和“上”亲近,和“下”疏远的现象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
(一)在政务报道角度上近上远下
党报肩负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重大使命,作为地方党报,同时还要宣传地方党委的决策部署,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宣传和指导,永远是党报的主功能,也是党报的权威性所在。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很多同志仍把党报宣传、指导功能简单地理解为上传下达的传声筒：上面一个政策出台,马上不加理解地下去找材料,以印证政策的正确性。……甚至干脆照搬照抄文件、决议,照登领导讲话。这完全是一种图解式的、被动的宣传”。(77)在我看来,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是采编者在报道角度的选择上和老百姓“视点”错位所致。党和政府的各种“政务”活动,包括一些政策出台、工作部署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老百姓是关心政务报道的。关心这些“政务”出台的背景、过程、影响及意义,关心这些“政务”能否给自己带来实惠。政务报道不贴近实际,势必空洞无物,甚至背离事实;不贴近生活,势必生硬枯燥,甚至脱离生活实际;不贴近群众,势必束之高阁,甚至变成无本之木。一些党报改革政务报道的实践充分证明,政务报道完全可以“三贴近”,完全可以有很强的亲和力的。
(二)在灾难性报道中近上远下
在一些灾难性报道中,一些党报的报道重点也往往和读者的企望不一致,把着力点放在对受害人身上不够,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亲和力弱化。甚至变灾难为凯歌,不惜笔墨地歌颂领导在百忙之中亲临现场,亲自指挥,亲切安抚,“‘发生灾难——全力以赴——政府出面——安抚赔钱’,似乎已经成了灾难事件的报道模式。政府安抚赔钱后,这起事件就好像圆满地划上了句号,很少有媒体追踪受害人及其家属以后的生活状况了”。(78)2004年11月21日8时20分,从包头飞往上海的航班起飞后坠毁,造成机上53人和地面2人、共55人死亡的惨剧。有人对空难处理期间的11月21日至11月30日的北京、上海、成都6家报纸的报道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党报是站在政府的立场,用宏观的视角来组织报道的,而对读者关心的遇难者及其家属的情况则体现不足,甚至让读者疑其有虚假成分。(79)应该说,作为党报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和视角是正确的,报道的内容也是读者所关心的。党报,就是党报,无论作哪方面报道,都是有别于非党报的。但是如果在灾难事件报道中,只表现政府对事件的关注、对民众的负责,而对读者所关注的遇难者情况却“没有体现”,则是一种缺少亲和力的表现。有研究者提出重大灾害报道的议程设置应符合“生态型”报道方式的原则很能给人以启发：一是在“量”上,既不能“失语”,也不能“失控”,要把握好“度”的平衡;二是在“质”上,要把握“诚信”和“人文”原则,要做到真实、客观,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要带领公众不仅仅关注事件本身,更关注受害者的命运,宣扬其中的人性美。更不能漏掉的是要做好反思性报道,要将灾害事件的过程、原因、影响等深度信息分析给受众,以指导上下都能引以为戒,防患于未然。(80)
(三)在对“下”的报道中也是近上远下
在党报中也有一些反映普通百姓生活的报道。但一些党报在这类报道中也忘不了近上远下,常常把普通百姓当做在“上”的关心帮助下的“配角”。方晓红、贾冰认为(81),农民在“农民报道”中,应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但有的报纸在农民报道中,农民以绝对主角的身份出现在报道中的情况并不多,倒是被有意无意地配角化了,具体表现为三多三少：被动引导多,主观能动少;党政干部多,普通农民少;经验技术多,观念变革少,连最基本、最常规的生产活动中,都少不了作为主角出现的“引导者”的形象。农民出场时,作为主角的几率很小,往往扮演着被引导和受帮扶的角色。党报适当反映党和各级政府对农民的指导本无可厚非,实际情况也基本如此,但超过一定的比例,农民就被定位成缺少主观能动性、缺乏独立自主性的群体。在众多的“引导者”中,党政干部尤其多。在农民生产活动的报道中,党政干部成为主角,他们的智慧和才能给落后的农民带来了幸福,农民只是作为衬托他们的业绩而被报道的。党政干部的工作成绩需要给予肯定和表彰,但一报道农民,就忘不了给党政干部脸上贴金的做法,实际上对上有亲和力,对下则放弃了亲和力。当然,有些报道也塑造了一些农民新形象,但只是偏少,和前者相比影响力甚微。
二、近富远贫现象
这里所谓的富贫,主要是指报纸报道中的角色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经济地位(Social Economic Status,简称SES)是社会学研究中常用的概念,通常是以教育程度、职业归属和经济收入水平三个指标来综合衡量。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群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也具有更强的利用社会资源的能力。徐晖明有专门的研究成果——《报纸报道角色的社会经济地位分析》。在这项研究中,共抽取了全国8个省的32种报纸,包括19种党报(日报)和13种市民报(含晚报、都市报、商报等),具体包括：浙江省6家,分别为《杭州日报》、《都市快报》、《衢州日报》、《衢州晚报》、《金华日报》、《金华晚报》;江西省6 家,分别为《南昌日报》、《南昌晚报》、《九江日报》、《浔阳晚报》、《赣南日报》、《赣州晚报》;广东省4家,为《广州日报》、《西江日报》、《湛江日报》、《湛江晚报》;四川省5家,为《成都日报》、《成都商报》、《自贡日报》、《南充日报》、《南充晚报》;黑龙江省4家,《哈尔滨日报》、《新晚报》、《鸡西日报》、《黑河晚报》;云南省3家,为《昆明日报》、《都市时报》、《思茅报》;河南4家,为《郑州日报》、《郑州晚报》、《焦作日报》、《信阳晚报》。通过内容分析的方法,其结果表明：在报纸,包括党报的报道角色中,呈现出明显的近富远贫现象。如从报道数量上看,在全部32种报纸中,有具体人物出现的报道共6775篇,其中,高SES的报道角色占48.5%,中SES的占28.6%,低SES的占11.1%,无法识别的占11.8%,高、中、低之比为4.4∶2.6∶1。总体看来,报纸报道角色所形成的“阶层结构”呈明显的倒金字塔形,而现实中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是呈金字塔形,即低SES者占人口大多数,高SES者占少数。因此,媒介报道可以说主要是中上层人群的舞台。
从报道位置上看,高SES人群占据了头版稿件的近一半,占据了头版头条的大部分,他们是头版的绝对主角。相比之下,只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属于低SES人群。
虽然从客观上看,高SES人群往往因拥有权利和资源,而其行为会具有比低SES人群更高的新闻价值。但是作为党报,理应更加关注占中国社会绝大部分的,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群,“具体而言就是更多地出现他们的形象,更多地反映他们的声音,更多地传播与他们有关的信息,提供对他们有用的服务”。(82)
以上是借用徐晖明的研究成果,说明报纸近富远贫的面上情况,下面再就党报对SES甚低的弱势群体这个“点”上的状况作深入分析。
“弱势群体”是一个分析现代社会的经济利益分配和社会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以及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是社会学、政治学、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核心概念。按照国际社会学界达成的基本共识,社会弱势群体被界定为“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其成因可能是身体方面的,如残疾人、老人、妇女和儿童等;可能是社会制度安排方面的,如失业和贫困人口等。有些弱势群体,在多数情况下,实际上没有内部的组织化,并未形成真正的群体,而只是处于相同境遇的人口的一个集合。(83)在2002年的全国人大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弱势群体”这一概念,要求“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这是在当代中国官方文件中正式出现“弱势群体”的称谓。按照一些社会学家的估计：如果将农民工、经济结构调整进程中出现的失业和下岗职工、城乡贫困人口、残疾人、灾难中的求助者等各类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口加总,然后再扣除重叠部分(如贫困人口中有失业、下岗职工和农民工等)和非弱势人口(如下岗职工、残疾人、农民工等中间的自强自立者),我国目前的弱势群体规模在1.4～1.8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84)对这个总体数字的分类表述上,作者讲明“据农业部统计：2001年中国有7800万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6.3%”。显然作者发布的总数是2001年的统计结果,而这几年,弱势群体的总数又在不断扩大。“2003年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社会蓝皮书》表明：到2002年11月,外出务工的农村流动人口已经超过9000万,按照十五规划,到2005年,还将有大约4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镇或非农产业。”(85)笔者撰写此文的时间是2005年12月,可见,现在农民工的数量已远远超出了9000万。
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以践行“三个代表”为己任的党报在对他们的“亲和”上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明显地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如何做好对弱势群体的报道,如何为他们服务,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缺少全面的报道
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有许多值得关注的方面。以农民工为例,从农民到农民工的转化,农民工会遇到一系列难题：城市管理中乱收费问题、劳动安全问题、生存环境问题、健康问题、子女就学问题、夫妻分居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法律纠纷问题等,都需要党报予以关注、关爱。但现在的报道中,一般都是随季节性变化而重点关注年底的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9月份的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关注是正确的,但是对其他问题也应当同样给予充分的关注。要站在农民工的立场上,将他们的苦楚和难处向公众发布、向党和政府建言,以有利于党和政府从政策层面上帮助农民工解决实际问题,以利于城市人群对农民工的理解和认同。
(二)缺少本质的挖掘
对弱势群体的报道,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表象描述的浅层次上,不大愿意用深度报道的形式,透过现象挖掘其本质所在。如对农民工跳楼以死抗争的问题,一些报道往往将其原因归咎于农民工的愚昧无知、包工头的丧尽天良,而很少去挖掘事件背后的社会根源、制度根源等。
(三)缺少平等的描述
在对弱势群体的报道中往往把弱势群体描述成接受引导的愚昧者、接受施舍的下贱人,而不惜笔墨地将政府官员等塑造成党和政府的化身、大恩人。这实质上反映出了新闻采写者的媚上歧下心态。有些受援者就提出不希望报道。在很多有关农民工拿回所欠工资的报道中,一些报纸常用农民工喜滋滋数钱的镜头,已被读者尤其是网民所诟病。“这样的作秀不但有损新闻的真实性,而且不能真正地做到为弱势群体谋利益的立场,也无法真正地体验农民工的心声”。(86)就在笔者撰写此部分内容时,在一大学校园阅报栏看到2006年1月8日的某省级党报头版上发表的该报记者拍摄的一幅照片：一身着白色羽绒服,身披红色绶带的美丽少女,一手端一个一次性的塑料碗,一手持一柄一次性的塑料小汤勺,正在给一位身着棉大衣、头戴红色安全帽的年轻工人喂粥喝,喝粥的年轻工人在寒冷中张着嘴接受喂粥,边上有三位头戴黄色安全帽的工人在微笑着观望。说明词写道：“昨天是腊八节,一大早,某中心小学百余名师生为某塌陷事故现场抢险施工工地的一线工人叔叔送上他们亲手熬制的腊八粥和热腾腾的饺子,以表达少先队员的祝福心意。”我身边的一位阅报者说：“这不是拿着穷工人当猴耍么!”可见,党报上出现的这种缺少平等描述的现象已引起读者的反感。同时,我觉得这篇报道对采访对象——那些农民工尤其是少先队员们也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引导,引导他们怎样去策划作秀、摆拍图名。
(四)缺少突出的典型
典型报道,是党报的优良传统,是党报宣传指导作用的有力武器。审视这些年来的情况,党报在发现、树立、推广有关弱势群体,特别是树立农民工的典型方面缺少惊人之作。全国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为城市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不乏许多先进的人物、先进的集体、先进的经验,却基本没见到很有影响力的典型出现。
2006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该意见在10部分里共提出40条意见。在最后一条“在全社会形成关心农民工的良好氛围”意见中要求：“新闻单位要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农民工的方针政策,宣传农民工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突出贡献和先进典型,加强对保障农民工权益情况的舆论监督。对优秀农民工要给予表彰奖励。”对上述要求,只要各级党报认真扎实地落实,近富远贫现象就能得以纠正,使党报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三、近城远乡现象
笔者在论述以上现象时,也发现了一些近城远乡的问题。在此,再从农民缺少报纸,尤其是缺少党报的角度谈一下。
我国是一个有70%以上农村人口的农业大国。尤其是2003年以来,中央一再强调“三农”问题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解决“三农”问题已经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6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公开发表,进一步表明了党和政府的决心。在这项伟大的事业中,报纸,尤其是党报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应当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一些党报从生产到发行,却严重地存在着近城远乡的倾向。“以北京、上海和天津为例,据统计,三地目前每千人拥有报纸的数量分别是289份、253份、183份,报业市场的竞争几近白热化。可以说报业形势一片繁荣,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信息的需求”。然而在广大农村,报纸却呈现出“荒漠化”。“目前中国真正的农民报,除中央级的《农民日报》外,其他省级农民报只有17种”。(87)党报在农村的发行颇为凋零。“以长沙浏阳市为例,据该市宣传部门提供的数据,2005年,所属的三级党报中,《人民日报》发行865份,《湖南日报》3523份,均为市直单位、乡镇机关所订,几乎没有进入农户家中,即使在发行上有着明显优势的地市党报《长沙晚报》,经过宣传部门的辛勤努力,在有着100多万农村人口的浏阳市也只发行了6000多份,而真正进入农户家中的比例还不到10%”。(88)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
一是党报实行企业化管理,有的甚至完全自负盈亏,没有政府补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党报单位要生存发展,就必须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广告是利润的最大发源地,城市是最大的广告源。由此,一些党报放弃了对“三农”的社会责任,去亲近城市,远离农村;亲近市民,远离农民。而像《人民日报》的农村周刊,《河南日报·农村版》那样,还是一如既往甚至是更加努力地为“三农”服务,是专为农民量身定做的报纸,在全国400余家党报中数量实在不多。
二是党报的内容和价格不适应农民的需要。不仅服务于农民的报纸少,而且一些党报对广大农民朋友的服务意识不强,不能满足他们的生产、生活和文化信息的需求。“比如,我们经常看到有关调整种植结构、发展优质农业的宣传报道,但是很少有媒体提供如何调整种植报道,怎样发展优质农业的具体信息,媒体在引导农民合理调整农业结构,提供必要的市场信息方面应做的还有很多”。(89)“绝大部分的党报关注城市新闻更多,很少有农村新闻,很少提农民的身边事,很少有符合农民需求的实用信息。据笔者对某地方党报的统计,在一周的所有新闻版面中,真正跟农民有关的新闻仅为6.5条,约占总体新闻的1%左右”。(90)另外,党报价格一般都比都市报高,在农村发行也没有什么优惠,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2003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622元,不足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3,占农村大多数人口的相对较低收入或中低收入农户的人均收入不足1500元,每月生活消费开支只有约80元”。(91)据有关人员2001年在石家庄市调查表明：“91.25%的被调查者对一份日报的全年定价,承受能力(实际承受和心理承受)在100～150元之间;而一份党报的全年定价在138～324元(平均约在218.07元左右),高出读者的承受能力(实际承受和心理承受)38～174元”。(92)省会城市的读者尚且如此,何况贫困农村的农民乎？别说一些党报的内容农民不需要,即使需要的话,在一些农村,让农民拿出一二百元订报,也是一个不小的开支。因此,从经济上考虑,农民也是无条件、无意愿来订阅党报的。
三是报纸在农村投递往往不畅,经常缺版甚至不送,即使有阅读能力,也有意愿订阅的农民也不愿意去花冤枉钱。何况党报对他们来讲并不是生活必需品。在农村信息传播主体呈现多样化趋势,如手机短信、电视、广播、市场化报纸等,农民有了更多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党报怎样发挥优势,占领农村阵地,成为农民的良师益友是现实向党报提出的新课题。
【注释】
(1)支庭荣：《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页。
(2)陈绚：《新闻道德与法规教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124页。
(3)蓝鸿文、郑保卫：《新闻伦理学简明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4)禹建强：《传媒市场化的陷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
(5)郑保卫、陈绚：《传媒人对“有偿新闻”的看法》,载《新闻记者》,2004年5月。
(6)禹建强：《传媒市场化的陷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7)刘建明：《新闻学前沿——新闻学关注的11个焦点》,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页。
(8)孙宜君：《论中国电视传播中媚俗现象及治理》,载《中国电视》,2004年8月。
(9)本刊评论员：《治理低俗之风要打持久战》,载《今传媒》,2005年2月。
(10)王文彬：《中国报纸的副刊》,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61、63页。
(11)廖梦君：《现代传媒的价值取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4、65页。
(12)《中华新闻报》,2004年4月2日。
(13)陈绚：《新闻道德与法规教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页。
(14)唐敏：《提升影响力：使党报名至实归》,为“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二届(2005)年会提交的论文。
(15)丁柏铨：《论党报发行》,载《现代传播》,2005年3月。
(16)程顺立、顾孝乾、由东觉：《党报发行的理念、结构及策略调整》,载《新闻战线》,2003年9月。
(17)《中华新闻报》,2006年10月16日。
(18)《中国新闻出版报》,2005年11月22日。
(19)《新闻总署：党报摊派仍存在负担集中在乡镇》,http://www.qianlong.com,2003年12月4日。
(20)《中国新闻出版报》,2005年11月12日。
(21)刘年辉：《党报竞争力现状、成因与提升策略》,载《新闻记者》,2005年5月。
(22)曲志红、邬宁宁：《扩大党报影响、服务人民群众,各地大力推进“党报进报亭”综述》,载《人民日报》,2004年7月2日。
(23)姜磊：《关于党报进报亭的几点思考》,载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2005年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7页。
(24)刘建明：《把党报办成高级报纸》,载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2005年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
(25)周伟：《媒体前沿报告——一个行业的变革全景和未来走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页。
(26)杨兴锋：《高度决定影响力》,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页。
(27)《中国报业》,2005年10月。
(28)姜怀臣：《报纸营销学》,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页。
(29)《中国报业》,2005年10月。
(30)姜怀臣：《报纸营销学》,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
(31)赵彦华：《媒介市场评价研究——理论、方法与指标体系》,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7页。
(32)王永龙：《中国品牌运营问题报告》,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33)张建星：《传媒有运营时代——从媒体经营到经营媒体30讲》,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34)陈翔：《报业运作创新模式的保护》,载《中国记者》,2003年5月。
(35)梅笑冬：《把握传媒产业特点保护传媒无形资产》,载《新闻世界》,2002年7月。
(36)梅笑冬：《把握传媒产业特点保护传媒无形资产》,载《新闻世界》,2002年7月。
(37)杨志勇：《西部地市党报：困难、机遇和对策》,载《中国报业》,2006年9月。
(38)周志懿：《报纸媒介品牌建设的缺失》,载《传媒》,2004年5月。
(39)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报研究课题组：《西部报业战略研究机构的设置与运作》,载《当代传播》,2005年3月。
(40)友庭荣：《媒介管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页。
(41)姜怀臣：《报纸营销学》,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76页。
(42)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2004年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页。
(43)徐熙玉：《省报人才管理的特点、难点与突破点》,载《中国记者》,2001年12月。
(44)《中国青年报》,2005年10月27日。
(45)杨志勇：《西部地市党报：困难、机遇和对策》,载《中国报业》,2005年9月。
(46)张玲：《上海报业经营管理人才现状简析》,载《新闻记者》,2005年8月。
(47)《全国省级党报现状与改革途径新探索》课题组：《党报改革途径新探索》,南方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页。
(48)《中国青年报》,2005年10月27日。
(49)梁长荣：《关于当前我国新闻教育发展的思考》,载《新闻知识》,2005年11月。
(50)徐熙玉：《省报人才管理的特点、难点与突破点》,载《中国记者》,2001年12月。
(51)杨志勇：《西部地市党报：困难、机遇和对策》,载《中国报业》,2005年9月。
(52)张春林：《论省级党报改革的疑点、难点及特点》,载《新闻界》,2005年4月。
(53)杨志勇：《西部地市党报：困难、机遇和对策》,载《中国报业》,2005年9月。
(54)张春林：《论省级党报改革的疑点、难点及特点》,载《新闻界》,2005年4月。
(55)徐向明：《新闻职场入门——跨进新闻这行的敲门砖》,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222页。
(56)《全国省级党报现状与改革途径新探索》课题组：《党报改革途径新探索》,南方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271页。
(57)熊焕业、张冉：《地市级党报发展中的困难原因及对策》,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2004年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
(58)戴钢书：《现代企业文化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1页。
(59)朱文慧：《党报“定位”新论》,载《新闻知识》,2003年12月。
(60)见《青年记者》,2006年2月。
(61)胡文龙、秦佳、涂光晋：《新闻评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62)要清华、吴庚振：《党报社论改革刍议》,载《新闻知识》,2005年1月。
(63)刘景河、刘玉民、庞晓娟：《浅议舆论监督的误区》,载《新闻爱好者》,2003年4月。
(64)傅昌波：《新闻舆论监督论——概念、依据和规范》,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178页。
(65)吴飞：《传媒影响力》,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6～87页。
(66)孙旭培：《推进舆论监督的三项举措》,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2月。
(67)傅昌波：《新闻舆论监督论——概念、依据和规范》,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68)李艳：《求解党报头版之困》,载《传媒观察》,2004年11月。
(69)曾璜：《与美国图片编辑谈中美新闻摄影》,《人民摄影》,2004年5月,转引自李艳：《求解党报头版之困》,载《传媒观察》,2004年11月。
(70)刘维生、杨静：《最是一版费斟酌——党报一版改革初探》,载《新闻记者》,2005年4月。
(71)王更辉：《图文并重路仍很长——兼谈党报图片运用中须注意的问题》,载《新闻战线》,2003年12月。
(72)白利君：《文化大省缘何与“报业集团”无缘——陕西报业集团缺失现象剖析》,载《青年记者》,2005年7月。
(73)谢湖伟、叶同春、邓涛：《媒介多元化经营的误区和模式选择》),载《新闻与传播》,2005年5月。
(74)刘鹏：《竞争时代的报纸策略、趋势与对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9页。
(75)孔祥科、施宇：《媒体扩张的契机与挑战》,载《新闻爱好者》,2003年12月。
(76)丁柏铨：《新闻理论新探》,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页。
(77)林晖：《未完成的历史——中国新闻改革前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78)安静：《中国报纸灾难性报道之“怪现状”》,载《新闻知识》,2005年11月。
(79)周铁菊：《浅析平面媒体对危机事件报道视角的差异——以包头空难的报道为例》,载《新闻知识》,2005年2月。
(80)仇耀耀：《重大灾害报道的议程设置》,载《当代传播》,2005年6月。
(81)方晓红、贾冰：《论〈人民日报〉“农民形象”塑造》,载《新闻界》,2005年4月。
(82)徐晖明：《报纸报道角色的社会经济地位分析》,载《新闻记者》,2004年6月。
(83) 汪凯：《转型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政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84)汪凯：《转型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政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85)周茂川：《关注农民工——一个全新的报道领域》,载《新闻战线》,2004年3月。
(86)杨敦显：《媒介传播和农民工利益表达》,载《当代传播》,2005年6月。
(87)时艳钗：《中国农村报业市场现状浅析》,载《中国报业》,2006年2月。
(88)周志懿：《党报深入农村的机遇与策略分析》,载《中国报业》,2006年2月。
(89)李峰杰：《媒体“城市化”与农村信息“荒漠化”》,载《青年记者》,2005年10月。
(90)周志懿：《党报深入农村的机遇与策略分析》,载《中国报业》,2006年2月。
(91)参见《农民贫在何处》,《中国经济信息》,2004年7月,转引自李峰杰：《媒体“城市化”与农村信息“荒漠化”》,载《青年记者》,2005年10月。
(92)《全国省级党报现状与改革途径新探索》课题组：《党报改革途径新探索》,南方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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