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对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几点建议
针对党报乃至整个报业出现的种种缺失现象,除了各个报社自身采取相应的解决对策外,笔者特建议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对报业不正之风的管理力度
(一)建立健全专门机构
为了纠正新闻出版业的种种不正之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新闻出版管理机构、有关的各种协会、各级各类新闻机构等都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定、文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收效并不明显,甚至出现了愈演愈烈的趋势。“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缺少新闻行业自律的监督与仲裁机构也是原因之一。虽然新闻行业内部已制定了不少行规行约,但由于缺少监督与仲裁机构,仅靠媒介机构和新闻从业者个人的自省、自查、自纠,许多违反职业道德、侵害法人和人民合法权益的行为往往得不到有效制止”。(50)现在一些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行业协会等也成立了阅评组、审读组、中国报业自律公约执行监督委员会等机构;2005年4月25日,国内首家发行量调查统计和认证的机构——国新出版物发行数据调查中心正式挂牌,宣告了我国报刊发行量无认证时代的结束。但因其依托单位、人员构成、业务范围等受限,还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在总结以往已有机构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相关机构,专事对媒体各种不正之风的监管、对媒体资质的评价、对媒体违规行为的处罚等。可以说,有了这样的专门机构,就使得纠正新闻出版行业的不正之风有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使工作能保持经常性、规范性。
另外,省委宣传部、组织部和新闻出版局对报业集团可派驻监事,对其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宣传导向、经营状况实行监督。
(二)加大评价和惩治力度
朱镕基总理在200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切实加强社会信用建设,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加快建立企业、中介机构和个人的信用档案,使有不良行为记录者付出代价,名誉扫地,直至绳之以法”。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应按照这一精神要求,针对报社的实际,建立起报社信用等级评价机制。受评报社要如同星级饭店一样,实施挂牌经营,以增强全社会了解报社的信用程度,接受全社会的监督。
新闻出版行业的种种不正之风之所以成为反复发作的痼疾,是和以往的惩治力度不大、惩治标准不一有关。雷声大、雨点小;对地方报社严惩,对中央报社宽容等不落到实处的做法,是不可能奏效的。“中国新闻传媒虚假新闻满天飞的趋势难以得到遏制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对制假者没有惩治措施”。如果“对媒体的从业资格有一定控制,建立起类似于银行个人征信制度一样的约束机制,使个人对自己有违行业规范和内部制度的行为真正负责”,建立起灵活机动、吐故纳新的淘汰机制,就能培养新闻从业人员的危机意识,从而在新闻传播活动中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51)在“三项学习教育”活动中,陕西日报社不断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加强对违规违纪行为的查处,该免职的免职,该解聘的解聘,收效非常明显。新闻出版管理机构对不正之风应当进一步加大惩治力度。
(三)组织社会监督活动
社会监督通常是指受众对媒体的监督。《中华新闻报》2006年1月18日报道：台州日报社在2004年7月组织成立了新闻工作社会监督员队伍,121名成员来自于全市的各行各业。“建立了监督员队伍后,报社新闻工作受到社会监督,推动了队伍建设和新闻宣传工作”,根据监督成果,报社完善了相关规定、制度,使报社管理机制得到了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应当借鉴台州日报社的做法,建立起有力的社会监督机制。首先应当在全社会深入开展媒介教育,使公众了解媒介内部情况,打破对公众媒体的神秘感,提高媒介素养。还要帮助公众树立媒介批评意识,勇于表达意见、提出批评,促进媒体良性发展。其次,应当建立监督员队伍。在目前靠读者自发组织对媒介的批评很困难,因此,作为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积极主动地去组织建立社会监督员队伍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要运用多种形式,通过多条途径,搭建多样平台,组织社会监督员对媒体进行监督和批评。最后,对受众监督的意见和建议要认真对待,落到实处,有的还要向社会发布,使报社的行为在全社会的监控之下,以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二、加强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地市级党报的扶持力度
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党报,尤其是地市级党报,因客观条件所限,在发展中有许多困难靠自身的力量还一时解决不了。因此,国家应当给予必要的扶持。
(一)制定特殊的经济扶持政策
2006年1月2日,酝酿已久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05]14号)终于出台了。其中明确表示要予文化产业以政策扶持。同日,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石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于下一步报业的改革,根据中央14号文件精神,主要是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对党报党刊和时政类报刊实行事业体制,由国家重点扶持;文化、艺术、生活、科普等类报刊社,逐步转制为企业。党报和时政类报纸,也要优化组织结构,整合内部资源,转变经营方式,其中的广告、印刷、发行等经营部分,可从体制中剥离出来,转制为企业,进行市场运作,为主业服务。”(52)这些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不止一个关于扶持优惠的文件。十六大报告在谈到“坚持和完善支持文化公益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时,提出“四个扶持”,第一个就是“扶持党和国家重要的新闻媒体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党和国家重要的新闻媒体”当然包括党报。“既然党报是党的报纸,必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它就不可能完全受市场摆布,否则就会淡化党的声音。……因此,党有责任和义务保证其基本的生存条件。说到底,就是党要保证党报基本的新闻业务队伍的生活及基本的业务开支”。(53)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党报,承受广告资源短缺、发行费用高、政策性亏损大等诸多困难,难以从市场上收回成本。如2000年内蒙古日报社的蒙文版的《内蒙古日报》年发行6000份,年净亏损380万元,但从政治上考虑,再亏损也必须出版发行。汉文版《内蒙古日报》年发行不到8万份,总体上也亏损。(54)青海省少数民族文字报纸占全省报业总量的1/4;12种党报中有8种还在出周报,(55)仅靠自身积累难以生存发展。为了保证党报的生存地位,更好地发挥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作用,按照中央的最新精神,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应从具体情况出发,应制定特殊的经济扶持政策,如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信贷支持等。除应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党报加大扶持力度,对其他地区党报的扶持,一些业内人士也有要求。大众报业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编辑傅绍万2005年如是说：“党报除舆论工具、产业属性外,还具有明显的公益文化产品的特征。现阶段,让党报与都市生活类报纸在同一起跑线竞争还不现实。……扶持就要扶持到位。怎样才能扶持到位？怎样才能保证扶持真正到位？这是党报在进一步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56)
(二)调整报业结构,为党报生存创造良好环境
在美国,由于报业间的激烈竞争和兼并,一个城市只有一家报纸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到2003年,多报城市降到了19个,仅占总数的1.3%。(57)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市,新闻、人力、市场等各项资源都十分有限,一城多报不仅对各种资源是个浪费,不利于报业市场的良性发育,更重要的是削弱了党报的地位和作用,使党报陷入了尴尬的边缘地带。因此,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调整经济欠发达城市的报业结构,解决一城多报的无序、甚至恶性竞争问题。在有的地市,可以仅限党报一家生存。笔者2006年3月22日见到一条简讯：“中央有关部门已制定整顿跨地区办报的相关政策,原则上采取切实措施保证大众媒体属地化管理。据了解,具体方案之一是对现有跨地区办报活动进行清理,由当地主要党报社、党报集团收购外来资金所占股份”。(58)看来,中央有关部门已注意并开始着手解决这类问题。我想,如此项政策能够正式出台并落实,对当地党报的生存与发展是有益的。政策扶持是党和政府扶持党报的一贯做法。在目前政策扶持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更为重要的是,地市级党报要创新办报观念,将党报转型,办都市型、晚报型的新型党报,走《广州日报》、《长沙晚报》、《南京日报》等报的办报路子,从内容到形式全面保证“三贴近”,让受众“一报在手,应有尽有”,尽量地满足其多方面、多样化的需求,进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佳境。山东省莱芜市只有两个行政区,19个乡镇,124万人口,基本上是个县级规模,报纸发行量少,广告资源也少。莱芜日报社审时度势,没有盲目发展子报,集中全力打造好党报。把《莱芜日报》的办报理念确定为“党报权威,晚报风格”,将对开八版两张报纸内容作了分流。前一张是日报,主要为时政新闻,体现权威;另一张为《鲁中晨刊》,主要作为社会和民生新闻及生活服务性专刊,集中体现晚报风格。这样一来,不仅领导满意,读者也满意,办报和广告达到了双赢。(59)权威机构已预测：除中心城市党报外,区域次中心和一般地市级党报在未来10年可能面临转型的挑战。(60)早动早受益,晚动晚受益,不动不受益,特别是现在还是一城一家党报的地市,更要趁狼还未闯入之时尽快打造壁垒,办老百姓喜欢的党报,让老百姓成为党报忠诚的读者,永远的朋友。
(三)组织强弱党报社结成帮扶对子
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应牵头组织经济发达地区地市级党报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地市级党报结成帮扶对子,进行对口支援。可互派领导及业务骨干到对口报社挂职锻炼,以解决经济欠发达地区地市级党报生存发展的瓶颈问题。强势党报社要运用自己先进的办报理念、管理体制、经营手段和人才、资金等优势帮助弱势党报社。可视情运用联合办报,或办专刊、专版等多种形式。新疆经济报社出于对党报事业的使命感,出于对自治区党委分忧的一种责任感,也出于对地州党报所在中小城市报业市场前景的预期,联办了《巴音郭楞日报》、《阿克苏报》,联办后的报纸隶属关系不变,党报性质不变。前者为后者两报注入资金均为1000万元,并派100人分赴两地办报和经营。一年后取得了巨大成功。《巴音郭楞日报》版面已由联办前的每日对开4版扩为每日4开32版,发行量由联办前不足1万份增加到5万余份,年广告收入由联办前的200万元上升到近2000万元;《阿克苏报》版面由联办前每日4开4版扩为每日4开16版,发行量由原来6000份增加到3万份,年广告收入由联办前100万元增加到600万元。两地州党报全都进入了零售市场,报纸办得既是喉舌又是商品,既有宣传性又有可读性,得到了当地党政领导和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61)对口支援,除相关报社联姻外,还可纳入地方政府对口支援的计划项目之内。广州市的扶贫对象是广西百色地区,广州日报社就对口扶助百色地委的右江日报社。在2002年和2004年,共捐赠170万元设备,帮助兴建了采编网络信息平台和图片管理系统,使其设施进入了先进水平,提高了办报质量。右江日报社在广州日报社的支援下,实现了自收自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取得了长足进展。
(四)协调省级党报与地市级党报合作发展,组建全省党报联盟
早已出现的外地强势报纸大举进军弱势地市级党报领地的现象现已呈蔓延趋势,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应给予关注,并尽快协调省级党报与地市级党报合作发展,组建全省党报联盟,以保证弱势地市级党报的阵地不被打垮。在辽宁某地级市的党报,已被省城及其他地市的报纸冲击得困难重重。进军来的报纸不仅办有当地版,而且在当地版上大量地刊登当地的时政新闻,成了当地的准党报。当地的正宗党报只得靠高价位公费订阅维持生存。在广东东莞市,从2002年开始,就遭受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党报东莞版及其他大众化报纸的大规模进攻。《东莞日报》绞尽脑汁,采取对策,要打好本土保卫战,但身单力薄,反冲击能力弱,收效甚微。要保证地市级党报的生存地位,其政治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我认为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省级党报与地市级党报合作发展,组建全省党报联盟,达到在政治上保证地市级党报阵地不垮,在经济上互惠互利。实际上业界已有此种做法,效果很好。2002年新华日报报业集团与宿迁日报社在新闻宣传、办报、物资、广告、印务、投资、发行等方面展开全方位合作,2003年新华报团又按照上述原则和方式与本省的昆山日报社签约。“新华报团的这一举措开创了省级党报和市县级党报进行外部整合的先例”。(62)很值得其他省份借鉴。
三、加强对党报农村版的创建力度
200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以及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治理报刊摊派实施细则》。执行上述文件的结果之一,县级党报除条件特殊的50余家保留外,其余300余家被取消。
取消县级党报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减轻基层和农民的订报负担,也有利于中央、省、地市党报的正常发行。同时,“通知”规定,“对个别影响大、有一定规模的县市报,可由省级党报或地市级党报进行有偿兼并,或改办为地市级党报的县市版”。“通知”还要求,“对农村地区,重点党报可发行版面较少、价格较低、针对性和实用性较强的农村版”。应该说,中办、国办在出台“通知”时已考虑到农民的阅读党报问题。但从执行情况看,对前者执行较好,而对后者,即发行“农村版”的要求却落实不好,几乎在农村见不到“版面较少、价格较低、针对性和实用性较强的农村版”。
据统计,在2000年全国有1672个县。县制起于春秋,成于秦,在中国近两千多年的政治统治中异乎寻常地稳定。县级的核心是“农政”,现在我国的县,平均管辖40多万人口,管辖的地域很大,而且大多远离省级以上的政治、经济中心和中心城市。(63)“从行政建制、历史沿革和未来发展来看,我们不仅可以把县看成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区域,而且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完整的区域经济板块或区域经济单元。一个拥有数十万乃至百万人口的区域政治经济板块,在客观上是需要一种具有地方特性的报纸为其服务的”。(64)美国斯塔藤岛现大约有50万人,其中成人30多万。面向该岛的《斯塔藤岛前进报》创刊于1986年3月,百余年来办得蒸蒸日上。现在该报发行平日刊7万份,星斯天刊9万份,有82%的成人阅读该报,90%的家庭订阅该报。(65)在美国社区周报为数众多。随着美国各种小城镇里罗布的发展,各种社区周报,特别是市郊社区周报成长很快。这是那些大都会日报没有人力也没有版面来做到的。(66)美国的情况能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及借鉴。中国县域报纸办好了,同样有市场。保留下来的50余家县级报几年来发展很好,有不少都强于地市报。大多数县市报纸取消后留下的市场空白并没有“农村版”党报去拾遗补缺,相反,却已经或正在被其他都市报、专业报抢占,这些报纸基本上走的是“市场路线”,因此颇受当地政府和百姓的欢迎。而当地党委和政府还把其当成自己的喉舌,传达党委和政府的声音。如浙江省义乌市的县市报被取消了,而当地由“股份制”办起的《小商品市场报》却保留下来了。该报每期都有义乌版,履行了原《义乌报》的功能,成了当地的“准党报”,达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在坚持“三贴近”的办报原则上,县级报具有最强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讲,农民喜爱自己的县级报甚于喜爱其他高层次的党报。因此,建议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放宽准入条件,对一些县市可允许创办名正言顺的县级党报,而避免当地党和政府在无奈的情况下,借船下海去支持外来报纸办“准党报”。
农村、农业和农民都需要“版面较少,价格较低,针对性和实用性较强”的农村版或县级党报。中国是农业人口占主导的发展中国家,有9亿多农业人口。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没有农民认可的党报,则称不上是品牌党报,也是党报工作者的失职。在一些地区,办这类报纸经济效益可能不大可观,甚至要赔钱。因此,国家应在各方面给予扶持。2004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在山西考察时,曾经深入到农民家中调查农民看电视收费问题。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个月收了3至5元钱看起来不贵,国务院出台减轻农民负担政策一年能减轻农民多少钱,光电视一项就收几十块。对广大农民来讲,还必须寻找别的办法,不能都寄希望于收钱推广有线上。对农民要考虑如何不交费能看上电视。”“有的农民交不起呀,咱们大多数人不都是农民的儿子吗!”(67)如果说现在让“农民不交费就能看上党报”还不可能的话,那么提供低价党报、优惠价党报总还是可以做到的。《河南日报·农村版》的服务宗旨和运作方式应得到推广。《乌兰察布日报》办的蒙文《牧民报》,物美价廉,报社是赔钱的。但该报社始终不渝地坚持为牧民服务,其社会效益是不可估量的。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应当硬性规定,各省级包括有条件的地市级党报要落实中办、国办的要求,从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高度,尽快给农民打造专门性的“农村党报”。
四、建立“中国报业发展咨询中心”
咨询机构的作用在于运用专家们的知识、经验、智能和科学方法,为领导者提供决策依据。咨询机构在国外又被称为“思想库”、“头脑公司”、“智囊团”等。现代社会的专门化咨询机构于1913年先创于英国,兴起于美国,迅速普及到西欧和日本。有些国家已将咨询业归入知识密集型的第四产业。进入新时期,我国的咨询机构发展迅速,从中央到省、地、市等一般都设有相应的咨询机构,其咨询业务大体上有科技、工程、企业、综合和专业等五大类。咨询系统已成为现代领导体制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利用“外脑”进行决策,已成为各级各类领导的一项重要的素质及能力,是衡量领导工作是否科学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2003年5月30日的《中华新闻报》发表了李长春同志的重要文章：《从“三贴近”入手改进和加强宣传思想工作》。在第三部分,李长春同志提出“当前坚持‘三贴近’要着重解决的五个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是“抓紧建立思想库、智囊库,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并说：加强思想库、智囊库的建设,首先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提高宣传思想战线领导水平的需要。“所以,必须加强思想库、智囊库的建设。这个思想库、智囊库不是纯理论研究,是对策研究,就是给领导出主意,当参谋,就是联系当前实际,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拿出点子,拿出办法”。我认为一些党报品牌建设的现状,就是需要这样的思想库、智囊库帮助出主意,当参谋。
经过几次调整,目前中国内地仍有1920余种报纸,大大小小的报社遍布于全国各地,已成为文化产业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中国报业却人才短缺,尤其是经营管理人才更为短缺。人才短缺导致相当数量的报社发展缓慢,甚至连连失误,不仅严重地桎梏了报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严重地影响了报纸政治使命的完成。为弥补中国报业人才,尤其是地市级党报机构人才短缺的问题,有必要由中央报业管理部门牵头成立“中国报业发展咨询中心”(以下简称“咨询中心”)。
咨询中心的首要任务就是接受报社的委托,为其进行“诊断”。其内容主要有：经过测定、分析、研究,找出报社发展的矛盾或问题所在;拟订整治方案,当好报社的参谋;方案实施后要搞好跟踪服务,如发现原决策方案不当之处,则进行完善。这种服务直到预期目标实现为止。专门针对报业发展的全国性咨询机构,虽然笔者至今尚未发现,但一些报社在实际工作中已开始借助“外脑”强身固体了。在报业高度发达的广州,已出现了专门针对传媒的“顾问机构”。《广州日报》一举成功,是与某“传媒顾问机构”介入分不开的。定位,是市场营销的战略性概念。定位是否准确,直接关系到报纸的兴衰胜败。在1992年,《广州日报》虽然说改革的步子迈得不小,但就当时的环境而言,要想将党报定位成“市民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广州日报》的合作伙伴,某“传媒顾问机构”分析了广州报业市场及《广州日报》的市场机会与难题,建议改变党报是政府代言人形象的定位模式,将《广州日报》形象定位为南方市井百姓的报纸。于是,几经周折,一幅广告作品《设想一下……没有报纸的生活》一炮走红,非同凡响。中国第一家将党报定位于市民报的《广州日报》全新上市,大受欢迎。紧接着,某“传媒顾问机构”又和《广州日报》共同策划隆重推出“今日‘清明上河图’”、“‘食’在广州”两幅惊世形象广告,最终使“《广州日报》成功地实现了由市委机关报向既是机关报又是都市报的定位转换,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一家专事传媒品牌策划与经营的“传媒顾问机构”,已为数十家媒体服务,颇受赞誉。(68)《广州日报》与智囊机构合作的实践,使我们看到了智囊在报业发展中的作用。如同美国一个资本家所言：我给智囊花一块钱,我马上能获得三块钱的收益。所以,我们应当重视智囊团的建设,运用其智慧,做大做强党报,振兴中国报业。成立“中国报业发展咨询中心”,服务于报业,尤其是服务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地市级党报单位,其重大作用及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注释】
(1)原载《党建》,2005年1月。
(2)本报评论员：《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人民日报》,2006年3月18日。
(3)李长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2003年1月8日)》,原载《党建》,2003年2月。
(4)张群生：《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武装头脑指导工作》,载《新闻战线》,2004年8月。
(5)范以锦：《六大理念追求人才“泉涌效应”》,载《传媒观察》,2006年2月。
(6)李长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2003年1月8日)》,原载《党建》,2003年2月。
(7)周文武：《报社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载《新闻战线》,2003年3月。
(8)董天策等：《中国报业的产业化运作》,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7页。
(9)唐绪军：《报业经济与报业经营》,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21页。
(10)朱夏炎：《新形势下党报面临的挑战与改革》,载《中国记者》,2006年1月。
(11)朱夏炎：《新形势下党报的困境与出路》,2005年11月,为“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2005年年会提交的论文。
(12)支庭荣：《媒介管理》,序,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3)范以锦：《六大理念追求人才“泉涌效应”》,载《传媒观察》,2006年2月。
(14)张芬之：《党报要与时俱进重振雄风》,载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2004年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15)王晨：《加强干部培训提高综合素质——在人民日报社2005年度新任局处级领导干部岗位培训班上的讲话》,载《新闻战线》,2006年2月。
(16)即实施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用5～10年时间,培养造就一批全面掌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贯中西、联系实际的理论家,一批坚持正确导向、深入反映生活、受到群众喜爱的名记者、名编辑、名主持人,一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社会责任感强、精通业务知识的出版家,一批紧跟时代步伐、热爱祖国和人民、艺术水平精湛的作家、艺术家。
(17)载《党建》,2004年10月。
(18)龚惠民：《实践“三贴近”,创新走市场——〈南京日报〉打造现代都市新型党报》,见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2004年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19)徐向明：《新闻职场入门》,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225页。
(20)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21)何向芹：《人才战略：报业经营与发展的制高点》,载《新闻战线》,2000年8月。
(22)《中国新闻年鉴》,2002年版,第371页。
(23)同上书,第372页。
(24)徐熙玉：《实施人才战略加快报业发展》,载《新闻战线》,2004年3月。
(25)刘正周：《管理激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26)徐熙玉：《实施人才战略加快报业发展》,载《新闻战线》,2004年3月。
(27)《中国新闻年鉴》,2002年版,第371页。
(28)蔡雯、丁士：《将新闻传媒建设成学习型组织——培养新闻工作者的学习力是一个紧迫的任务》,载《新闻战线》,2003年10月。
(29)张德生：《“新闻民工”现象引发的思考》,载《青年记者》,2005年5月。
(30)徐向明：《新闻职场入门》,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233页。
(31)蔡凯如：《关于新闻教育、研究与实践一体化的思考》,载《中华新闻报》,2004年8月23日。
(32)张子明：《努力打造中原传媒产业强势品牌》,载《中国报业》,2005年6月。
(33)张建星：《传媒的运营时代——从媒体经营到经营媒体30讲》,第297、389页。
(34)《新闻战线》,2005年4月。
(35)杨兴锋：《高度决定影响力》,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270页。
(36)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报研究课题组：《西部报业战略研究机构设置与运作》,载《当代传播》,2005年3月。
(37)黄静、王文超：《品牌管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0页。
(38)余明阳、杨芳平：《品牌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4～85页。
(39)王永龙：《中国品牌运营问题报告》,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版,第196页。
(40)龚惠民：《实践“三贴近”,创新走市场——〈南京日报〉打造现代都市新型党报》,见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2004年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
(42)龚惠民：《实践“三贴近”,创新走市场——〈南京日报〉打造现代都市新型党报》,见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2004年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111页。
(43)龚惠民：《实践“三贴近”,创新走市场——〈南京日报〉打造现代都市新型党报》,见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2004年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页。
(44)彭丽红：《企业竞争力——理论与实证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45)余明阳、杨芳平：《品牌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230页。
(46)朱夏炎：《新形势下党报面临的挑战与改革》,载《中国记者》,2006年1月。
(47)余明阳、杨芳平：《品牌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页。
(48)《全国省级党报现状与改革途径新探索》课题组：《党报改革途径新探索》,南方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311页。
(49)江泽民语,见《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1页。
(50)郑保卫：《关于我国组建新闻评议会的建议与构想》,载《新闻记者》,2002年8月。
(51)陈绚：《新闻道德与法规教程》,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52)胡怀福：《报业发展要走出“必然王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石峰谈报业发展趋势》,载《中国报业》,2006年2月。
(53)蒋经韬：《党报产业化的战略思考》,载《青年记者》,2005年9月。
(54)《全国省级党报现状与改革途径新探索》课题组：《党报改革途径新探索》,南方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271页。
(55)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中国报业发展报告2005区域报告》,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34、348页。
(56)《深圳特区报》：《新时期党报定位与功能拓展》,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57)明安香：《美国：超级传媒帝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58)见《青年记者》,《新闻资讯》栏目,2006年3月。
(59)张兆清：《对地市报业改革的认识与思考》,载《青年记者》,2006年2月。
(60)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中国报业的发展方位——改革发展中的报纸出版业》,载《传媒》,2005年9月。
(61)苏继赏：《把握报业市场规律探索党报改革之路》,见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2004年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62)李敏：《河北省党报基本状况调查》,《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3月。
(63)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9～365页。
(64)张昆、周芳：《关于中国县城报纸发展的思考》,载《新闻记者》,2004年3月。
(65)辜晓进：《走进美国大报》,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154页。
(66)明安香：《美国：超级传媒帝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4页。
(67)《殷殷之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山西考察侧记》,《人民日报》,2004年8月19日。
(68)毕玉强、郑海明、李世丁：《动CCTV的奶酪——区域性传媒的品牌经营之道》,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4～83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