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关注的价值呈现

三、底层关注的价值呈现

在现阶段,中国的贫困群体还无法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面支撑。同经济发展程度相比,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明显滞后,尚无法有效保证规模较大的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问题。在社会安全网的建设中,政府支持系统、社会支持系统以及个人支持系统是最重要的三个方面,其中,第三部门、社区、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贫困群体的社会保障而言,从目前中国的政府、社会、个人这三级层面来看,“在中国的现实生活里,实际上只存在着政府与个人这样‘两级’层面,政府与个人各为一极,而缺乏健全的‘社会层面’”。^[105]

社会支持系统的建立,首先需要社会动员。社会动员即是在社会各阶层、各部门之间建立对话机制,建立伙伴式的合作共事关系的过程。由于社会各界对于某些社会事业支持的被动性、不自觉性,使得在社会动员过程中,有效的信息传递,融洽的跨部门合作,建立多学科的联盟成为关系成败的关键。信任是社会网络得以存在与维持的基础,没有社会的普遍认可,社会动员就不可能成功。但是目前社会上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弱势群体的歧视和偏见,对其权益的侵害也时有发生。偏见是歧视的根源,而要消除歧视,首先就要消除偏见,要消除偏见,首先就是理解和沟通,而不是疏远和隔膜。因此,“在社会支持系统中,媒体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保护和援助弱势群体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106]

媒体在激发社会同情,唤起民众支持,促进公民责任意识的社会化,促进社会公平方面意义重大。但是在中国现有的媒体管理状况下,出于正面报道为主的考虑,在大局意识、导向意识、责任意识的把关下,有关底层和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被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如果不是为了配合有关政策措施的出台,或某项重大政治任务,这一群体往往是作为“阴暗面”或“灰镜头”而不自觉地被回避掉的。当弱势群体的真实生存状态只是作为一种事不关己的他者化存在,或者其真实的生活状况被过滤和歪曲,以致我们无法真正听到来自他们中间的声音的时候,当大众传媒不做或做得不够的时候,来自民间的大众影像作为替代性媒介的一种,就自发地担当了认识、了解、沟通和传递信息的职能。拍摄《回到凤凰桥》的李红说,拍摄了那几个安徽小保姆之后,“我好像第一次见到了别人那么真实的生活”。而这部分人“和你非常近,我一个朋友家住在中关村,离她们走路只要五分钟,但他从来不知道离他这么近的地方有这些人”。^[107]大众影像生产成了打破隔阂、促进理解、加强沟通的方式。由于其真实的现场感和广泛的受众群,排除了话语背后附着的权力意志与主导意识形态意义,而较多地包含了非主流社会中得到甚至未被得到广泛认可的小群体内共有的意义认同,因此可望成为整个社会支持系统的极为重要的部分。大众影像的生产和传播以其独特的视角、认真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大众传播中真相信息匮乏的状况,这种沟通恰好是应当鼓励和提倡的。

摄影以及摄像的出现,全面改变了人类观看与被观看的方式,使观看带有了公共性和社会性,使被观看者和观看者都进入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之中。影像生产者的观看视角、立场和观看方式也迅即成为被再观看的“观看”。由于大众影像生产提供了一部弱势群体的当代历史,从而可望从社会支持的角度提供一些道德上的支持、同情,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资助。比如自称“我的镜头不撒谎”的卢广说,“边缘人群正是我所要寻找的题材。……开始我只把这些当做独特题材去拍,但拍了后发现确实有很多弱势群体急需帮助。比如有10个人,其中两个需要帮助,另8个人虽有心帮,也有力帮,但他们不知道”。^[108]于是,“让另8个人知道”成了卢广继续边缘人群拍摄的动力之一。

影像生产的功能,绝非只是视觉的享乐和消遣。它更有力量的存在方式,是参与和推动、建构公正和理想的生活,维护和救赎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每一个人的权利和尊严。这些对准弱势群体的作为社会良心的镜像,改变了我们因为隔离而疏远的事不关己的态度,具有唤醒社会良知以及“辅政”的积极作用,使更多的人介入这个关注的主体间性之中,进入这种与弱势人群的社会关系之中。通过影像传播,影像开始介入社会动员的进程。包括各级管理者、决策者、技术人员、专业学术团体、文娱团体、新闻媒体、宗教组织、工商业界、社区、家庭和个人,都可望被带入与弱势群体的关系网中,脱离艺术的膜拜价值,成为参与社会互动的力量。几乎所有人都记得“希望工程”那个贫困女孩明亮的眼睛。解海龙拍摄的那些在极度贫困下依然没有放弃读书的孩子,成为“希望工程”的标识,引发了一轮轮社会救助失学儿童的浪潮,也引起了政府在政策制定、资金投入等方面的支持。目前大众影像以及影像生产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这样的历史使命。所以当有人问吴文光拍片结束后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时,他回答说是他的工作对大棚人没有任何帮助。^[109]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大众影像所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