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公共领域的建设与大众影像运动

一、当下中国公共领域的建设与大众影像运动

从发生学的角度,类比哈贝马斯描述的早期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一个与当初“文学的公共领域”相类似的“大众影像的公共领域”在当下中国正初现端倪。

1.双重困境——中国公共领域建设的难题

作为从近现代西方社会内部分析出来的一个范畴,公共领域概念的引入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分析有一个理论漂移的过程。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无公共领域并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但是从发生学的角度,我们从哈贝马斯描述的早期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中,可以发现民间影像运动的开展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构建具有现实推动作用。

哈氏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乎于国家与社会(即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它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1964年,哈氏指出：所谓公共领域,首先是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当公民们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协商时,他们作为一个公共团体行事——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134]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公共领域的范围是“向所有公民开放”,而重心是“不受限制”地“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

1998年,在回答一位中国学者的提问时,哈贝马斯进一步概括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尽管与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城市中的前身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最先是在17、18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出现的,随后与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传遍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通过私人社团和常常是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宗教社团这种机构的核心,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给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这些早期的公共领域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并且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不包：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135]

公共领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的公共领域内涵迥异,对于公共领域的历史演变在这里不作详细梳理。但总的说来,任何时期、任何类型的公共领域都同时具备以下三个要素：(1)参与者; (2)媒介;(3)共识。其中传播媒介在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中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可以说,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信息传播革命都曾经引起公共领域的变革。历史上三种类型的公共领域,即古希腊“城邦型”、欧洲中世纪“代表型”和近代西欧“市民型”的公共领域,都与传播革命有关。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五次信息传播革命。口语和文字的诞生,对于古希腊公共领域的产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纸草纸(古埃及时代制纸的原料)卷轴及字母的发明是古希腊城邦有限度民主及古罗马法律形成的关键。以印刷术的发明为标志的信息传播革命,直接导致了近代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产生。纸张及印刷术以各种文字复制宗教文本,带动了欧洲16世纪著名的宗教改革运动,而“宗教自由保障了私人自主性的第一个领域”。^[136]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启蒙思想广泛传播。启蒙运动不仅把人们从传统的封建思想和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使近代科技取得长足进步,直至引发近代的工业革命。随着工业革命以机械化大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越来越多的“商人”进入到“第三等级”之中。他们作为“私人”没有任何统治权,他们在公开批判过程中用监督的原则反对现存权力奠基其上的原则,亦即要求程序的公开性。哈贝马斯指出,近代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功能转移“清楚地体现在公共领域的突出机制即报刊的转化之中”。此后,公共领域随着第四次信息革命的来临而衰落。电报、电话、无线电广播、电视、录音、录像等一系列模拟式电子传播技术与媒介相继出现,信息传播革命在使人类在信息传播的速度、范围和形式等方面都取得空前进步的同时,也加速了公共领域的崩溃。借助于模拟媒介而形成的虚假的“共识”为国家干预社会和社会干预政治提供了虚构的“合法性”。在模拟媒介的“协助”之下,“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同时进行,致使公共领域丧失了它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国家建立并控制社会生活的权力日益膨胀,自由的程度日益下降,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就在于振兴公共领域。^[137]由此,如何才能使近代西方“得而复失”的公共领域“失而复得”就成为一个令西方学者颇为关注的问题。而在当下中国,并没有这样一个“得而复失”的过程,自然也不可能“失而复得”,当下的公共领域仍然是一个需要建设的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一直束缚着私人领域的形成和发展。^[138]私人领域在中国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府让渡过程,这与西方私人领域自下而上式的自然成长恰恰相反。中国的私人领域自身没有形成可与国家权力机关相平衡的内在结构和必要的组织形式。力量的孱弱和组织的缺乏决定了私人领域对国家权力机关必然表现出很强的依附性。爱德华·赫尔曼等认为,“媒体是人民交流的主要工具。公众通过媒体参与政治活动。媒体对公共领域所做的贡献的质量高低是决定民主质量好坏的重要因素”。^[139]而在当今中国,媒介的政治化和商业化并行不悖。政治家办报、政治家办台,乃至在产业化幌子之下的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并未为公共领域的建设添色多少。主流媒介既没有“对所有公民开放”,也没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在这里,国家和社会是合二为一的。

哈氏从多方面论证了公共领域社会结构和政治功能的转型,尤其强调了近现代大众传媒的功能退化。哈氏指出,19世纪中后期以来,大众报刊不惜以牺牲其政治与公共事务内容为代价,迎合教育水平较低的消费集体的娱乐和消闲需要,具有批判意识的文学家庭杂志被逐渐取代。“文化批判公众”变成了“文化消费公众”,即被操纵的公众,这样,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这种主导性文化提供了一种凝聚力,将民众看做消费者而不是公民,在意识形态上将它们束缚于各种具体的民族顺从形式。‘民众’彼此孤立,而且隔绝于绝大多数的媒介生产。”^[140]在大众传媒作为国家机器的时代,这种公共领域只是一个被掌控的领域,或者可以称之为半公共领域,或者是被安置了监视器的公共领域。在政治和市场的主导下,当下中国的大众传媒正在滋生的正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由于这些单向传媒对信息源的垄断和其极具煽动性的商业特征使受众受到了极大的“选择强制”,受众只能依据有限的甚至是虚假的信息作出“反理性的理性判断”(马尔库塞语)。这种借助媒介而形成的“共识”只能是一种未经辩论的虚假的共识。而正是这种虚假的“共识”为国家干预社会和社会干预政治提供了虚构的“合法性”。因此在当下中国,既有公共领域的先天不足,同时又存在消费主义笼罩下的公共领域的封建化。在媒体产业化走向的过程中,我们在面临商业主义或消费主义侵蚀的同时,又不得不接受政治权力的监视而沦为一种半政治力量。在政治控制和市场压力之下,中国公共领域的建设就更显得殊为不易。

转型期的中国,方方面面都在转换和构建,其中也包括公共领域。有学者提出一个问题——“公共领域”的主体不仅包括“受过教育的阶层”,也包括没有受过教育的“民众”。“对于中国社会绝大多数财产处于弱势甚至毫无财产保障的人们,如何来保护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如何来倾听他们发出的公共意见,并最终创制出属于他们的‘公共领域’”？^[141]——这促使我们在当下中国语境中必须重新思考这一系列的现实问题。

2.边缘突破——新媒介的兴起与公共空间的开掘

虽然媒体的政治和商业化愈演愈烈,然而,“媒体并非公共领域的唯一工具。图书馆、学校、教堂、工会和其他自愿组成的协会也都是公共领域的机构。市民在这些地方相聚,讨论自己的问题和切身利益”。^[142]

1970年,帝奇纳等人在其“知识沟”的假说中指出：“当一个社会体系中的信息流增长时,那些受过较好教育、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将比受教育较少、地位较低的人们能更好地吸收信息。这样,信息增长导致了知识沟的扩大而不是缩小。”“信息沟”或“知识沟”的出现将进一步“扩大一个社会群体与另一个社会群体之间在某一特定问题上的知识距离”。^[143]越来越大的信息落差以及所导致的信息富人(the information-rich)和信息穷人(the information-poor)的产生,加剧了世界以及个体信息传播的不平等。因此,在实际操作中,“找到并发展一个民主的媒体,从而取代以市场为导向或是单纯由政府控制的媒体,或许会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政治任务之一”。^[144]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参与理论出现,这种理论认为媒介应该被用来刺激多元团体,赋予其权力,提倡媒介在草根层面上支持文化的多元性,因此它号召发展创新性的能够由社团成员直接控制的“小”媒介。^[145]而且传播实践也证明,“在消除知识沟方面,电视有其独到的作用”。^[146]

在实践层面上,在当今权势传媒的全球化和媒介商业化背景下,我们看到了前述方兴未艾的抵制媒体集中化和中心化的运动,以及对新型传播工具的关注乃至传播向边缘和小众群体的转向。愈演愈烈的另类媒介活动,使“早期致力于争取公用并控制传播系统的以政治经济学取向研究传播的学者,又重新将兴趣放在开发一系列替代性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及社区的传播模式上”。^[147]

在中国,随着影像生产工具的普及,大众影像运动暗潮涌动,越来越多的民众也开始通过影像的生产、传播与探讨,切入当下中国社会,展开社会批评的操作。大众影像生产正在成为这种替代性公共领域的新的构造力量。

3.影像社区——公共领域建设的新模态

影像社区,主要指以影像为媒介,通过影像的生产、传播、观看而形成的交流互动的小众化空间。

当下中国,民间影像团体一直是大众影像生产和传播的主要基地和活动空间,起初只是一些自发组织的观影团体或创作小组。如贾樟柯、王宏伟、顾峥等五人成立的“青年电影实验小组”,潘剑林、孙志强、毛然组成的“DV记录小组”。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民间影像创作逐步自觉。一些小规模的民间影像团体开始浮出水面,类似早期法国先锋派的电影俱乐部在中国萌生,如上海的“101电影工作室”(1996 年10月1日成立)、广州的“缘影会”(1998年9月11日成立)、北京的“青年电影实践社”(2000年4月1日成立)、南京的“后窗艺术电影观摩会”(2000年6月成立)、沈阳的“自由电影”(2000年成立)、成都的“白夜”影会(2001年4月成立)以及武汉的观影会、郑州边缘社、重庆M公社、山西渐近线观影会等,现在几乎每个大城市都设立了与半官方的电影协会完全不同的民间影像组织。“社团组织之所以具有进步意义,与其说是因为其组织形式,不如说是由于其显著的功能”。^[148]这些影像团体组织各种大型电影公益推广活动,如免费放映、电影沙龙等。他们倡导影像创作,组织巡回演讲,开展网上讨论,出版类似当初法国新浪潮中《电影手册》之类的内部出版物。这些影像社团通过活动与文化的连接正在营造出一种小型的公共空间。从早期吴文光主编的半官方的《记录手册》,到完全民间化的《实践手册》、上海的“101电影工作室”的《新影像》、广州缘影会的《缘影志》,社团成员相互观摩、彼此切磋,针砭现实,各抒己见。从黄亭子50号酒吧2001年开始的首届独立影像展,到2003年3月份的“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乃至2003年11月北京首届国际DV论坛,以大众影像生产为核心的影像团体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带动的影像创作越来越多,活动也越来越频繁。这些影像社团不仅组织影像观摩,还纷纷开设电影论坛,介绍影像史实,推荐影像产品,介绍影像技术,开展网上互动,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影像生产的自觉性,并呈现出创作与欣赏、创作实践与理论研讨并重的取向。这些组织不同于电影协会等当初的半官方组织,这种独立首先是一种物质运作和精神文化上的独立。

我们以原北京“青年电影实践社”为例：

口号：坚持电影思考的权利,推动映像民间化表达。

宗旨：以电影为思考手段,尊重个性,为还给电影思考的权力进行不懈的努力。

目前该社有大约60名普通会员、约150个实践会员,主要是创作者,还有约200人的网上会员,在实践社网上论坛参与讨论、影评。^[149]

关于其活动章程,亦有较详尽的规划：

(1)以定期举办经典影片观摩为手段,进行作者电影观念的扩散。

(2)不定期举办个人电影、录像展映。

(3)吸收有志于把电影作为一生事业的青年,进行观念上的交流、精神上的鼓励、制作上的互助。

(4)活动要具备学术上的水准,而不是一个电影普及。

(5)重于实践探索,不仅停留在评论层面。

(6)兼容并包,尊重个人在电影上的真正探索。

(7)每周举行一到两次电影观摩,定期举行电影研讨,有针对性地进行表现手法的交流、技术问题的相互解答。

(8)不定期出版会刊《实践手册》。

(9)在网上建立BBS论坛。

(10)建立网站。

(11)编辑、翻译电影理论出版物。^[150]

再如成立于2002年的北京零频道,定期在北京之巅户外俱乐部、苹果社区极度体验俱乐部、行摄匆匆户外俱乐部及北京高校举行纪录片沙龙,这是一个开放式的聚会,无须报名预约。自2005年5月至2006年8月,已举办80多场观映活动。放映活动除观赏国内外纪录片外,还与资深导演、作者、社会学者、行业专家、媒体记者、爱好者针对影片内容进行互动交流,启发相关纪录片及社会话题讨论。北京零频道迄今已举办了三期纪录片导演训练营,以及“纪录在中国 ”全国纪录片巡展活动。

再如位于珠三角广州、深圳的“缘影会”,自1999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民间影像的制作、放映、研讨、交流、出版与发行,先后放映了200多部著名影像作品,出版《缘影志》、《影话》等60多期刊物,开展“三元里计划”等集体拍摄活动和学术研究,策划多项专题影展,举办“南方电影论坛”,发行《缘影会短片集2000- 2003》等DVD制品,在推动南方的民间影像创作方面功不可没。

可以说,当下蓬勃开展的民间影像运动正在利用口语、印刷、影像、网络等多种传播手段,营造出一个新的公共空间。

从发生学的角度,哈贝马斯这样描述了资本主义早期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具有政治批判意识的公众主要是在资产阶级私人聚会上找到了其立足之地。在18世纪后半叶,各种杂志,包括政治杂志大量涌现。它们是私人‘社会生活’的结晶。从70年代起,私人读书会和商业读书会在所有的城市,甚至在小城镇也到处涌现。到18世纪末,德国有270多个这样的固定读书会。它们大多都有固定场所,他们能够就阅读内容展开讨论。阅读和讨论期刊杂志,交换个人意见,促成自90年代起人们所说的‘公众舆论’的形成。”^[151]同时,在阅读和谈论中,“原本以文学和艺术批评为特征的公共领域渐趋政治化了”,文学的公共领域逐渐向政治公共领域(political public sphere)延伸,文学批评的公众也逐渐变成政治批判的公众。^[152]

在当下的影像社团活动中也可以看到上述类似的情形。在形形色色的影像酒吧、影像展中,放映的绝大多数是纪录片。通过对当下中国现实状况的直面,对主流话语权力的反抗,对下层社会的关注,对边缘人群的正视,各种各样在官方大众传媒中被遮蔽和被过滤的现实被一一呈现出来。在其他媒体中不可能得到表现的东西,在这里得到了展现,并且可以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展开讨论。许多人正是在影片的创作中,或是观看中,才透过摄像(影)机或影像真正接触和了解到中国现实的另一面,了解到更多以前与己无关的人,进而唤起了他们对身边曾经熟视无睹的东西的真正关注。随便走进一个纪录片沙龙,随意打开一个网站的影像论坛,其中围绕某个作品充斥着众声喧哗的议论。正是在这样一个空间中,他们才在思想观念的碰撞和激荡中找到了真实的自我,找到了某种精神家园。这是一个自由言说的崭新场域,提供的是一个自由思想的公共空间。正如“青年电影实践社”的口号——“坚持电影思考的权利,推动映像民间化表达”,这些影像生产者祭起了影像思考的大旗,而其终极目标,则是来自民间的“表达”。

哈氏将报刊称为“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在18世纪英国兴起的公共领域中,手抄的和印刷的杂志成了公众的批判工具。^[153]在每一段影像都是社会空间的描写和表述的今天,影像也正在承担自我表达、维护权益、批判社会的使命。格里尔逊认为,“纪录片将取代像教堂和学校这种传统的知识来源而成为公众意见的塑造者”。^[154]在越来越多的大众影像作品中,从形而下的关注中,将可望深入中国历史的内层,以这样一种方式切入当下中国社会,进而揭开社会的面纱,展开社会批评的操作。

哈氏的理论中,公共领域一直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但它有别于私人领域,传媒作为公共领域最初的基础是指掌握在私人手中,不受公共权力机关的干涉,而这在当下大众影像的兴起过程中,类似的私人特征也愈发明显。影像生产的鲜明的个人性,通过表现“边缘人的小叙事”,以个人的视角对人性、生存状态、地域文化、人文形态等进行着发掘与镂刻。通过具体而微的个人小历史的写实,在多样化的个人历史、个人体验、个人观察、个人表述中,形成了对历史现实的多样化阐释。通过影像的观摩和传播,其中承载的个人观念也随之影响和触发其他观者的思考。哈氏的公共领域承担了市民社会从重商主义乃至专制主义控制之下获得政治解放的语境当中的一切政治功能,大众影像也正在给影像专制和舆论一统的当下中国社会传导出一种多样化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