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学说方法

二、马克思主义学说方法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取得独立解放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中国的新闻事业发展和新闻学研究展开,尤其是中国无产阶级事业及其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密切相关,并从中吸收了充沛的养分。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学说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并在新闻学研究中形成了一套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和方法体系。在指导和运用中国新闻学研究方面表现出社会学批评模式的特点,即把新闻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从宏观的、阶级的视角考察新闻事业属性与功能,新闻工作的原则、方法,重点阐释、探讨新闻事业与政党、政治和国家、人民的关系等。

中国新闻学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批评模式,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萌芽,30年代正式确立,40年代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较为完备的形态,并成为当代新闻学研究的主流。

李大钊在中国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其有关新闻学论述的文章,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一文中,他认为新闻应是社会现实客观、全面的反映：“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历史是过去,旧的,社会状况的写真。现在的新闻,就是将来的历史。历史不应是专给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专记一方面的事情,应当是注重社会上多方面的记载,新闻纸更应当如此”。^[19]而在《新闻的侵略》一文中,李大钊提出了从阶级的观点看待新闻事业,指出：“中国遍地尽是外国通讯社的宣传机关,……他们挟资本雄厚的优势,在内地时时操纵新闻,传播于己有利之消息”,“在平时图操纵中国的金融商业；战时亦利用以供军事通讯”,这就是“新闻的侵略”。^[20]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于1922年9月创办了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周刊,1925年6月第一张大型日报《热血日报》。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江西革命根据地于1931年12月创办了机关报《红色中华》,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办了《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在报刊实践中对新闻的研究也同步进行,如强调用报刊指导革命斗争等。

在新闻研究过程中,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对于确立以马克思学说为思想基础的新闻学理论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进的客观要求、中国革命在土地革命时期遭受曲折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尤其是领导集体在政治上日益成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中国共产党不但认识到这一点,而且准确地把握了这一历史机遇,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的理论创新工作”。^[21]延安整风运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的充分互动。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一些新闻理论问题需要解决,以便统一全党新闻工作者的思想和认识,结合当时全党开展的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整风运动,根据地进行了新闻改革及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探讨。1942 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中宣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根据这一通知精神进行了改版,并发表社论《致读者》,1943年9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陆定一的文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等等。这些文件、社论、文章阐释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基本观点,党报及新闻宣传工作开始建立起具有自身理论形态的话语系统。根据实践总结出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等有关新闻学的概念、范畴和命题,同时又应用新闻学研究的实践,规范着新闻活动和理论探讨的方向。其主要特色是：

(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新闻的本源进行了论述

认为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与传播。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新闻是对客观存在的事物的一种反映。陆定一的文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科学地论证了新闻与事实的关系。

陆定一是长期担任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的负责人,有丰富的办报实践,并对新闻宣传工作进行过系统的理论思考,上述《观点》一文是对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整风改版的理论总结。他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认为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是物质的东西,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和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在先而新闻在后。在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的历史上,陆定一的《观点》一文第一次用比较系统的、理论化的语言阐述了新闻学的基本问题,就其学术意义而论,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必须真实的命题与论述,在新闻学科建设与发展中具有“元典”价值,而其关于“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的定义,具有普适性。事实作为客体的存在是客观的,报道是人作为主体的一种认识活动,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以此作为理论基础,对新闻学有关的真实性和倾向性、客观性和指导性等一系列概念和关系作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上述论述把握到了新闻的核心问题,超越时空限制,构成了我们对新闻认识的基础。

(二)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等的关系理论,对新闻媒介的性质和作用进行了阐释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社会是被物质生产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结构决定和制约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有机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两者的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和考察事物的出发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历史的本质集中地表现为阶级斗争。20世纪20年代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运用阶级分析法来把握当时中国的国情,深刻揭示了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以及相互关系,为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所以,一直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阶级分析研究是一把核心的钥匙,如文学研究的一个基础工作是分析作家的阶级出身和政治立场,对社会现象的剖析必须明确是从哪个阶级的观点出发,坚持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因此,考察新闻事业及新闻报道必须将其置于社会历史的阶级关系的发展过程之中,揭示其阶级根源和阶级实质。

在1957年,毛泽东根据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的理论指出：“报纸,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的。有人说,报纸没有阶级性,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话就讲得不对了。至少在帝国主义消灭以前,报纸,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是要反映阶级关系的。”^[22]他还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在资本主义国家,报纸则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23]

毛泽东的这段论述,比较其将党报的作用概括为“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24]来得更加理论化、抽象化,深刻地把握到了在不同社会条件下决定新闻事业性质的核心问题。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当然要与其经济基础相一致,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西方的新闻事业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物,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典型特征是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少数垄断资本家垄断和控制全国的经济命脉,造成社会贫富不均,两极分化”。^[25]所以,其新闻事业是为其垄断资本的利益及所代表的制度服务。

应该注意的是这段论述是在“反右”背景下提出的,核心是强调新闻事业的阶级性,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另一方面其立论的依据为经济制度反映和决定报纸及新闻事业的性质,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运用还是充分、有效的,同时需要我们以与时俱进的态度科学分析。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新闻传播媒介,无论是作为一种产业也好,还是作为意识形态也好,都是适应不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化建设的今天,经济成分多元化,不同的利益主体出现,新闻事业也与之相适应,进行体制调整,体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实践,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和工作原则

1942年4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在改版社论《致读者》中提出了党报要想使自己成为“集体的宣传者、集体的鼓动者和集体的组织者”(列宁语),成为“党手中最锐利和最有力的武器”,就应当具备“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等四项品质。1944年秋,当时的《解放日报》总编辑博古曾进一步撰文论述认为：“一、党性——按照党的立场党的观点去分析问题,每一则新闻评论、编排都围绕着它。二、群众性——我们是群众的报纸,要把群众的观点反映到我们的报纸上,我们的报纸反映工农兵的生活和工作,我们要依靠广大通讯员。……三、组织性——不单反映现实,要指导现实,组织运动,指导一定工作,……四、战斗性——要贯彻党的立场,要有斗争性,自己的力量怎样团结,反对的力量怎样去斗争。”^[26]

这些新闻学内容是在延安时期及战争环境下提出的,它构成了党报的基本特征,在当时因服从和服务于严峻紧迫的军事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对有关军事斗争的特点、形式、战略、战术、规律等进行了大力研究,并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密切结合。其新闻思想与研究方法具有明显的战争新闻学的印记(如新闻战线、新闻战士、新闻阵地等带有军事色彩的词汇在新闻研究中普通地运用)。作为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也一直成为新闻工作和新闻研究的重要内容。同时经过近几十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反映和体现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特殊规律和新闻工作特殊要求的内容也在丰富和完善,有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并将其总结为：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实行“政治家办报”；坚持团结、稳定、鼓劲和正面宣传为主的工作方针；把新闻传播列为信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党管媒体”作为新闻工作的重要原则。等等。^[27]

上述三个方面从新闻、新闻事业、新闻工作切入,构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导的新闻研究基本内容,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阶级分析、辩证法等构成其研究的基本概念和分析工具。总体上,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我们新闻学研究中的运用,正确解释新闻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强调新闻反映社会的特殊性。作为社会学批评,对于新闻自身内部规律和传播特点研究不是其研究的重点,另外也存在教条主义问题,导致了庸俗社会学批评,尤其是“反右”以后,对新闻事业阶级性的极端认识和强调,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逐渐成为中国新闻学的立论之本,当整个中国社会都处在极左的状态下运行时,新闻学研究难以避免地出现偏差。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在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革命中获得巨大成功,改变了中国社会面貌。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强大的思想武器,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说赢得人们的信任和尊重。但历史地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或者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存在自身的弱点,有历史学者研究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在基本理论上受到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即带有沙皇专制主义和民粹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影响；其次,目标与行为的严重实用主义化的倾向；再次,在研究学风与组织上带有很深的行政权力支配的烙印。^[28]

这些弱点影响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及新闻学研究,表现为意识形态挂帅,学术研究成为一种阶级分析和政治评价,出现了极端化、教条化和僵化。如语录式研究,包括新闻学在内的冠以“马克思主义某某学”之名的研究中,大量的政治术语被生硬地应用,而鲜有专业学科的内容探讨。有研究者认为“20世纪上半叶,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方法主要是以‘方法’身份参与学术研究的,那么50年代开始,则主要是以‘意识形态’的身份参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29]并且是通过思想改造和批判“非马”(将其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或封建阶级的)实现的。学术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研究的多样性消失,将研究置于一种范式之下,新闻事业其他属性、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和其他功能被淡化以至排斥在视野之外,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反思。

在学科研究方面,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尊重各门学科的自身规律,以马克思主义代替其他学科研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一门学科要获得科学价值须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学科理论和操作体系,强化其知识系统、话语系统、叙述方式等专业身份的标志。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正本清源以及认识和研究的不断深化,从“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系统论述,建立和谐社会的理论层探索和制度层建设等等,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取得丰硕成果,同时与学术研究产生了互动效应。马克思主义学说指导新闻学研究也在与时俱进,由郑保卫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2004年)体现出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它坚持史论结合与实事求是的原则,突破了简单经济决定论,摆脱了过于狭隘的阶级视角,系统论述了中共的三代领导人及中共十六大以来新闻思想形成的过程、特点和发展脉络,达到了新的学术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