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说带来的语言变化

二、由说带来的语言变化

脱离文稿的说与依靠文稿的读有发音过程的区别,因此造成了可以相互区分和易于识别的外部声音形式,一般人也可以辨别出话语是说出来的,还是读出来的。只有少数经过训练,掌握一定表达技巧的人,才能减少读的痕迹,将文稿,尤其是别人写的文稿,变得像说一样自然,这就是传统播音员的技能。将文字稿转化为声音,赋予声音更多的言外之意和丰富感受,将文字骨架变成灵动的活人,是播音的创造性和艺术性之所在。由于过去大量依靠文稿,将广播电视语言归入艺术语言并不过分。

说的语言是生活语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可能出口成章,都像经过推敲的文章那样精炼。对于多数播音员和主持人来讲也是这样,说话中肯定也会出现各种语病。在早期由读到说的转变过程中,说的质量并不高。但随着竞争的产生,更完美的新人会不断出现,替代原来有缺陷的播音员和主持人。在由读到说的变化中,同时也伴随着剧烈的人员更替过程。对于一个更为开放的市场,只要有需要,就会出现与之相适应的人才,播音员和主持人也是如此。

在从播到说的演变过程中。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的主体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在播读时代,由于有文稿作为中介,整个说话的过程是分裂的,即思想是一个人,说话是另一个人。具有专业能力的写作者,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再由负责语言传播的播音员说出去。这种精细的分工可以使许多人的思想成为一个人的话语,使人感到播音员的思想非常丰富。而当播音员要说自己的话的时候,只能依靠自己一个人的思考,如果他对自己涉及的领域不熟悉,很可能说错。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节目,不仅要求播音员和主持人有语言能力,还要求他们有专业知识。传统播音员在转变过程中,要么补充自己的能力结构,要么让出自己的位置。在从播到说的演变过程中,的确有不少非播音专业人员取代了以语言见长的传统播音员。

从读到说带来的最明显变化是发音,一般人的感觉是说话的味儿变了。这种味道变化体现在这样一些地方。

首先是发音时吐字的清晰度降低了。造成吐字清晰度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发音由突出字词转向突出语调,即由字字清晰转向有轻有重。这种变化是由读和说发音的心理机制不同造成的。文稿播读的时候,要用眼睛感知文字,人们的眼睛在感知的时候,往往会呈现线性感知的特点,就是顺着文字的顺序,一个字一个字地认,而发音器官也容易产生看到一个字发一个音的动作过程,因为发音时头脑中没有整句话的完整结构,无法对整句的轻重做出整体安排,因此发音呈现单一色彩,如果强调清晰,很容易变成字字清晰。

说的时候没有现成的文字,只能在头脑中进行思考,头脑中成熟的思考结果会以较完整的句子,而不是零碎的字词形式出现。然后才开始发音。发音之前头脑中已有整句,已经根据自己的表达意图,对句中各字词的轻重缓急做出了安排,于是,出口的话语不再是字字清晰,而是有轻有重。这种不同是读与说的最重要区别。

说话时有些字的发音清晰度降低,不一定会影响听众对整句的感知。只要语调准确,人们仍然可以听得清楚,因为我们在理解的时候是以整句为单位的。相反,如果发音的时候字字清楚,反而会影响人们理解的速度,因为听的人还要把字词重新在头脑中进行组合。

采用说的方式,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使用的词汇与文稿播读时也有了一些变化。文稿播读使用的书写语言是经过思考的,语言比较严谨,词汇是通用的词汇,一些口语词汇虽然比较生动,但是并没有合适的书写形式,找不到准确的字,因此很难用文字形式记录下来。另外,这些词虽然在口语中经常使用,但不被认为是普通话词汇,编辑记者也避免见诸于文字。例如,“砍大山”一词,最早是北京年轻人在20世纪70年代开玩笑常用的口语词,并没有见诸文字。以至于后来用文字记录的时候,学者们为究竟是“砍大山”还是“侃大山”而争论不休。其实,最早人们是用“胡抡乱砍”一词引申为不着边际的“胡说八道”,后来简化为“胡抡”和“乱砍”,而后加入形象比喻,才出现“砍山”、“砍大山”。至于现在使用的“侃大山”,是文人学者根据自己的臆想而定的。由此可见,去除文稿的限制后,许多无文字形式,只有声音形式的口语词汇,会逐渐进入到广播电视语言中,这些词汇没有准确的文字形式,在报纸、杂志等文字媒体中,你很难看到。例如,北京人在口语中常将“夏天”称为“夏ying天儿”,在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中,你也可以听到主持人这样说,但是,如果写成文稿,你只能选择“夏天”,因为没有准确规范的文字形式供写作者使用。

口语词汇的增加,会带来好处。最大的好处是增加了与受众的交流感,听的人会觉得你是在跟他“说话”,而不是打“官腔”。口语中的许多词汇实际上都是非正式语体使用的,这种非正式语体会增加听说双方的亲近感,拉近与受众之间的距离,为了与听众和观众“套近乎”,广播电视媒体显然不会放过这种亲近受众的说话方式。

口语词汇增加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首先,这些口语词汇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有些词汇只有本地人能够听懂,适用的范围比较窄,在一些较小的区域内可以使用,超过范围会造成理解的困难。因此,口语词汇过度使用,会影响传播效果。另外,口语词汇往往带有地方土语色彩,通常这些词汇并不是人们认可的普通话词汇,能否在广播电视中使用,一直受到置疑。从实践角度来看,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的内容是在不断发展补充的,它的补充来源应当也包括汉语各地方言词汇,一旦这些词汇能够被大多数人接受,就可以进入普通话的词汇系统,成为普通话词汇。在这一方面,广播电视媒体倚仗自己强大的传播能力,不仅被动接受这一原则,吸收已经被人们认可的带有地域色彩的口语词汇进入普通话系统,而且可以主动散播,促进某些使用范围有限的口语词汇被大多数人接受,加速词汇的发展。例如,东北话的“忽悠”一词,就是在收视率极高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借助小品演员赵本山之口,一夜之间传遍全国,成为流行词汇。

广播电视使用的语言不同于其他文字媒体,播音员和主持人在没有文稿约束的情况下,语言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口语词汇中哪些词汇可以在广播电视中使用,在哪些节目中使用,都是重要的问题。语言使用不当,轻者关系到是否得体,重者可能会造成不良影响,有损媒体声誉。对于这个问题,媒体不可能从微观角度把握,限定播音员和主持人使用哪些词汇。但实际上,对于熟悉社会、有经验的播音员和主持人,他们了解在社会道德规范制约下存在的社会语言“潜规则”,知道哪些词汇在什么时候、什么范围可以使用,通常不会越过约定俗成的不成文界限。因此,尽管广播电视媒体播音员和主持人有自我决定的话语权,口语词汇也越来越多进入广播电视节目,但目前国内的广播电视语言在词汇使用上并没有出现过于粗俗的情况。不过,情况会不断变化,如果片面追求收听收视率,过分迎合一般人的低俗兴趣,伴随节目内容格调的降低,各种方言俚语词汇会更多出现在广播电视节目中,这种语言粗俗现象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产生的可能。

由说带来的另一个特点是语言的个人特征更加明显,这种个人特征表现在语音语调、声音特征、词汇特点、语句结构等各个方面。这种反映在语言上的个人特征,实际上是每个播音员或主持人受社会环境、心理素质、生理条件、文化水平、思想理念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综合反映。在以文稿播读为主的时代,传播方式使这些个人特征被掩盖,得不到释放的机会,那时的播音语言观是反对自我表现,尽可能克制自己独特的个人特征,播音员之间的声音区别小,说话腔调差不多。由此产生了“电台只有一男一女两个播音员”这样辛辣的民间讥讽。

个人特征的逐渐突出与脱离文稿有密切的关系,在脱离文稿的状态下,说话人更倾向于采用与口语习惯接近的说话方式,这样就使口语状态的个人特征有了表现的机会。不过,仅仅将个人特征归咎于脱离文稿的表达状态是不全面的。因为人们的语言活动受到心理状态的制约,如果你出言谨慎,努力克制自己,在没有文稿的状态下,你仍然可以掩盖自己的语言个性,使之与口语状态有所区别。从这一点看,语言个性的突出,还与广播电视传播理念的变化有关。近年来,传播理念在媒体的竞争中逐渐改变,从都开设同样节目的同质竞争转向开设不同节目的非同质竞争。对于播音员和主持人,也从统一标准的共性化选择逐渐走向非统一标准的个性化选择。其结果是个性鲜明,与众不同的播音员和主持人更受电台和电视台的欢迎。

由说带来的语言变化是多方面的,它使语言变得更生动,更具有个性。在这一趋势的作用下,文稿播读的语气也逐渐“软化”,朝着口语化的方向发展。国内广播电视语言的这种变化是与改革开放的政治方针直接相关的。从读到说,看起来是播讲方式的简单变化,但在这一变化的背后,还包含着对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性质作用的认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