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机制体制创新年回顾

第一节　党报机制体制创新30年回顾

从1978年至今，党报机制体制创新已经历经30年，笔者以为这30年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以“企业化”为特征的萌动期（1978～1992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两个富有跨时代意义的时间标志对于中国各项事业的改革几乎都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笔者亦把这一时段内党报机制体制创新视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党报机制体制创新最重要的特征是“企业化”。

（一）创新背景

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企业化”探索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相联系的。

1.政治经济环境

回头来看，这一阶段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勃兴期。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

1984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十三大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继续、丰富和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力的30年。改革开放成就的取得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改革开放为动力的。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实现了思想大解放，也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主基调。此后十几年间，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富民为宗旨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为生产力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2.报业大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报业发展，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报业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拨乱反正之后，报纸种数和发行量大幅度增加。“1978年全国有邮发报纸253家，截至1989年，全国统一登记的公开发行的报纸为1618家，是1978年的6.4倍，平均每年递增18.4％。在此期间，曾出现过三次创办报纸的高峰，即1980年、1985年、1987年。”“据1985年全国报纸基本情况调查，自1980年1月1日至1985年3月1日，全国新创办报纸1008家，平均不到两天就有一家新的报纸问世。”“1978年全国邮发报纸每期发行总数为5542.5万份，到1989年底领有全国统一刊号的报纸的每期发行总数为15428万份，是1978年的2.75倍。”^[1]

报业的大发展使党报的生存环境发生变化。首先，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报业也从原来的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其次，发行量上升，规模扩大，带动了生产方式的变动，党报需要创新机制体制以适应大生产的需要。再次，报业大发展，报纸种数激增，也催生了报业竞争。

3.新闻观念的革新

新闻观念的变革给党报机制体制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持。这一阶段，新闻媒介自身的规律得到认可，学界和业界肯定了读者需要论、社会需要论，重新确认新闻价值是新闻必不可少的标准，信息传播功能是媒介重要的功能。1985年1月，《新闻知识》刊登了报业从业者张达的文章《谈谈报社的企业化》，首开报业经济研究的先河，此后对报纸及新闻的商品性的问题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例如陈力丹《再谈新闻商品性的几个问题》^[2]一文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闻在相当程度上还要保留商品的形式，或者说它具有商品性”。新闻具有商品属性的观念实则改变了媒介组织的生产观念，其影响是突破性的。

（二）党报机制体制创新肇始

这一时期党报机制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对报社“企业化”管理的适应性改造。

1978年，财政部批转《人民日报》等首都几家报社要求试行企业化管理的报告。根据当时的政策，报社属于事业单位的限制不变，但可以从事一定的经营活动，经营所得一部分可以用于增加职工收入和提高职工的福利待遇，也可以用于改善报社的办公条件和技术装备。1979年4月，财政部颁发《关于报社试行企业基金的实施办法》，再次明确报社是党的宣传事业单位，在财务管理上试行企业管理的办法。1985年国家开始对报纸“断奶”，实行以“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以收抵支，差额补贴，超额自留”为主要内容的新的财务管理机制。这不仅意味着党报财务收支由政府统包统管逐步变为自收自支，而且也意味着党报将由生产型组织变为生产经营型组织。

实施“企业化管理”以后，党报机制体制创新主要体现在报社经营机制方面。

首先，党报发行机制创新，部分党报开始尝试自办发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全国报纸经理会议”和“第一次全国人民邮政会议”决议，中央决定我国报刊发行实行“邮发合一”体制，报纸于1950年起陆续交邮局发行。邮政发行的特点是，从事发行的员工人数多，40多万邮政职工中从事报刊发行的有15万；网络覆盖面非常广，邮路既承担信函的发行，也承担报纸的发行；邮政网点数以万计，即使最基础的乡邮所也有邮政网点。但是由于邮政部门的体制问题，邮政发行时效性差，灵活性差。1985年1月1日，《洛阳日报》告别邮发，实行自办发行。报社内部建立起一套发行组织机构，成立了发行领导小组，随时处理发行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报社建立起了畅通快捷的销售网络：16个发行所分布在九县六区一市，负责报纸的销售工作；斥资建立运输车队，边远乡村当天就能收到报纸；各发行所全部配备微机，计算机自动化网络管理系统初具规模。《洛阳日报》自办发行带来的变化是：“第一，缩短了投递时间，市区早晨7点、县区上午10点、大多数边远乡村也可在下午看到当天的《洛阳日报》。第二，提高了投递质量，服务到门，上门征订。各发行所均开展破季、破月、破天征订业务，只要一个电话，读者足不出户就可订到《洛阳日报》。第三，发行费用减少，过去靠邮局发行，发行费高达35％～40％；而当时在报纸扩版、发行任务增加的情况下，发行费率仅为20％，仅此一项每年都能为报社节省资金数百万元。除此之外，报社每年都能一次性收回报款，使资金在正常循环中增值。”^[3]《洛阳日报》的经验很快得到推广。1986年，《太原日报》等六家报社转入自办发行。1987年，《武汉日报》等11家报社转入自办发行。“到1990年底，在全国300多家公开发行的市委机关报中，已有128家退出了邮局发行系统，自己建立发行网络。1990年自办发行的市委机关报的数量比1989年的92家增加了32家。”^[4]

其次，党报广告运行机制初步确立。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率先恢复商业性广告，而后商业性广告迅速推开，这一时期，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经济信息交流，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社中有92％的报纸开展了广告业务。“据统计，1990年中国的四大广告传播媒介营业总额为23.3亿元，其中来自报纸的广告收入居于榜首。”^[5]广告业务迅速发展，使得党报迅速建立起一整套广告运行机制。但是，当时在报纸依赖财政支持、报纸版面少广告客户多的情况下，多数报社只是随意抽调几个人，设个广告部门负责接稿、安排版面，并无盈亏、生存、发展之忧。

再次，党报经营机制初步建立，积极开展同新闻事业相关的服务性经营，开展多种经营。例如，随着技术发展，报社印刷能力提高，设有印刷厂的报社，在保证本报及时出版的前提下，开始积极承接其他印刷任务，增加收入。“据国家新闻出版署1988年对15个省、市、自治区的175家报社的调查统计，当时开展多种经营的报社已达95家，占54％。”^[6]按照当时报业市场报纸种类构成情况分析，175家报社之中党报占相当大比例。

这一时期党报的机制体制创新是内生型，创新的主要动力来自报社内部。党报实施企业化管理主要是为了解决党报经济发展问题。当时，中国纸价上涨，发行费率上升，报纸订户下降，报社亏损额增加，国家财政支付困难，一些党报转而谋求创新，这是非常可喜的一步。但是也应该看到，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新闻媒介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一直在事业制度下运作，报业在管理体制上实行国家“统包”，权利高度集中、指令性计划管理、行政干预过多、财务统收统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企业化管理，党报管理体制仍然带有很强的事业单位管理的烙印。

二、第二阶段：以“集团化”为核心的探索期（1993～2002年）

与第一阶段不同，这一阶段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外在推动力量逐步增强，以集团化为核心的党报机制体制创新显示出上下结合、共同推进的特点。

（一）创新背景

1.政治经济环境

这一阶段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时代背景发生深刻变化。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对我国经济体制的一次根本性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是十多年来党进行理论探索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之一，也是社会主义认识史上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十四大以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提速。十年间，党和政府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外贸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医疗、住房市场化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改革，范围之广、影响之深都前所未有。

十年之中，以下几件大事给党报改革带来深刻影响：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全会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两个根本性转变”标志着我国经济建设将朝着深化体制改革、提高质量的方向发展。

1997年中共“十五大”完整地提出并论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一纲领对于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

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入世给中国政府和企业带来挑战，对政府加快转换职能、依法行政，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加快结构调整、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提出了新要求。

2.传媒业产业化

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区别社会制度的标志，而是社会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意味着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了传媒业产业化的进程。

这一阶段媒介经营热情空前高涨。广播电台开办系列台，有线电视的兴起使电视台频道数量大大增加，在报界出现了扩版热，都市报迅速崛起，媒介市场空前繁荣。

管理部门的政策供给在这一阶段出现很大转变，由试验转为全面推广。

1992年9月，中国报纸协会在江西举行了全国报社经营管理经验交流会，首次提出“报业经济”概念，并认为“我国报业已经进入了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全面开发报业经济的新时期”。

199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把“报刊经营管理”正式列入第三产业。这是报业产业化的一个转折标志。

1996年，国家把广播电视和报刊经营管理列入需要加快发展的第三产业行列。

1998年，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明确提出，三年后包括报社、电视台在内的大多数事业单位要实行自收自支，传媒因而被推向市场。

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一次在中央全会文件中使用了“文化产业”这个概念。

2001年4月，中国证监会公布了新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其中新增了“传播文化产业”（L0101）和“信息传播服务业”（L120），范围包括了“书、报、杂志、资料的出版业”。

这一阶段大众传媒具有“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信息产业”双重属性的理论逐渐得到广泛认同。

3.党报集团化

报业发展进入成熟时期，面临产业洗牌压力，集团化成为党报改革的趋势。

党报集团化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这一阶段报业积累了一定实力，将依循报业发展规律高速运转，并引导报业进入产业发展的高级阶段，集团化是必然方向；另一方面，随着报业高速发展，积累的矛盾和问题随之出现，报业需要阶段性盘整。例如数量发展过快，质量相对滞后，报纸出现“散”与“滥”的现象。到1995年，不仅公开发行的报纸达到2202种，内部报刊也有1.5万多种，这些报纸各自为政，无序竞争。报业集团化、集约化成了推进发展的一种选择。

随着报业宏观体制改革的深化，理论界关于报纸的商品性的讨论到这一阶段戛然而止，转而开始探讨报业集团的问题。1992年，《广州日报》在国内报纸中首创日出12版，同时办有若干个多种经营公司，从依赖政府财政收入变为年营业收入超亿元、上缴利税数百万元、利润几千万元的大型报社。1993年，广州日报社提出，从《广州日报》实践来看，按照市场规律组建报业集团已经是不得不做之事。1994年5月18日，新闻出版署发出通知，颁布了组建报业集团的规定。1994年6月，新闻出版署举办了全国首次报业集团问题研讨会。1996年1月15日，经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同意，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批准广州日报社作为报业集团试点单位，组建我国第一家报业集团。

从1998年到2000年，报业集团进入第一次发展高潮。《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示范效应激发了国内各大报社争相申办报业集团的热情。1998年2月，新闻出版署制定《新闻出版业2000年及2010年发展规划》中提出：“要扶植有影响力的党报实施兼并重组，建立以党报为龙头的报业集团，到2010年，报业集团要有较大发展，经营规模上亿元的报社要达到总数的10％。”1998年，《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光明日报》和《经济日报》等四家报社组建报业集团，新民晚报社和文汇报社合并成立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1999年，《哈尔滨日报》、《辽宁日报》、《沈阳日报》和《深圳特区报》等四家报社成立报业集团；2000年，《北京日报》、《浙江日报》、《河南日报》、《四川日报》、《大众日报》、《解放日报》等六家报社成立报业集团。

（二）党报机制体制的新探索

上述背景带来了党报机制体制的深层次创新。从内因来看，如果说前一阶段党报机制体制创新是为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增加报社收入，那么这一阶段党报机制体制创新更多是为了报业集团的发展。

第一，党报领导体制的创新。长期以来，党报的领导体制多是两种：一是党委领导下的总编辑负责制，实际工作由党组和总编辑负责。这一体制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其弊端是党政不分。一是总编辑负责制，党务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交给基层党组织，但是总编辑和编委会仍然要负责行政及经营事务。随着党报经营工作迅速展开，以上两种体制显示出种种不适应。这两种体制最大的弊端是在管理体制上没有体现出经营管理的重要性。例如，80年代的广州日报社，采编线有10多个处级部门，政工线也有好几个处级部门，但是经营管理线尽管收支几亿元，却只有一个经理部。随着报业集团化发展，这一问题更为突出。这一时期，党报的领导体制逐步发展成为党委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下设总编辑负责宣传，总经理负责经营，编委会决策编辑事务，社委会决策经营事务。经营的地位在报社内部获得提升。

第二，创新经营机制。党报经营在这一阶段飞速发展，扩大经营范围，注重外延式经营，从增量上增加经营性收入是各报的一个共同举措。80年代初，一些党报开始尝试刊出周末版，1992年，办周末版的报纸有300多家。而后，各报不满足于周末版这种周期性扩容，纷纷扩版。1992年全国128家报纸扩版，三分之二的党报从四个版增加到八个版。在扩版同时，党报办子报也掀起热潮。这些新办报纸被称为都市报，一般是指以城市居民为读者对象的晚报、晨报及都市报等综合性生活类报纸，多为省委机关报在省会城市创办或在地市级城市新创办的，1996年底已经超过600种^[7]。由于切合读者阅读需求，都市报很快打开了市场，例如南方报业集团的《南方都市报》1995年3月面世时只是一张周报，1997年1月1日，正式改为日报，由对开8版改为四开16版，日均发行量4万份；至2002年，《南方都市报》全年广告额实现8.2亿，日发行量突破123万份。党报集团的扩张为其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很多报社的利润格局出现了子报养主报的情形。利润分配方法不同，也形成了报业集团内部不同的组织结构。在一些党报，由于报业集团和主报还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其经营部门及子报子刊都是党报的一个部门。子报利润上缴，经营决策向主报汇报。即使是子报经济独立核算的党报集团，党报也享有子报的收益。因而这一阶段，党报的机制体制创新热情较多集中在子报子刊。值得一提的是，党报的多元经营开始有所起色，一些党报设立了实体公司，开展经营。例如1997年长江日报社开始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在报社领导层中充实经营管理力量。把经营管理列入报社领导层的重要议事日程，并成立了经营管理指导小组和长江报业开发总公司，加强对经济发展的筹划和管理。

第三，广告经营机制创新。1993年7月，国家工商总局发布《关于在部分城市进行广告代理制和广告发布前审查试点工作的意见》，决定从1993年下半年在全国开展广告代理制试点。这一制度是把由媒体直接承揽发布广告的经营体制，改为媒介通过广告公司承揽广告业务的经营体制。广告代理制相对于广告自营不仅降低了成本，也减少了媒介的道德风险。1993年，广州日报社广告处开始在国内报纸中率先推行广告公司代理制。1994年，《广州日报》广告收入首次跃居全国报纸广告收入的第一位。《广州日报》采用的是分行业代理制，这是很多强势报纸采取的经营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各个广告公司的优势，充分开发市场资源。同时，通过广州大洋文化连锁店，《广州日报》又可以接触到最广大的直接分类广告客户。《广州日报》广告代理分为市内和市外代理，每年都要通过招标的方式来确定与之合作的分类广告代理公司，对忠诚度高与业绩具规模的分类广告代理公司采取弹性灵活的优厚折让，其广告经营策略为业界所称道。

第四，关于党报的人事管理机制的创新。计划经济体制下，作为事业单位，党报进人基本是两种方式，一是招收大学毕业生，一是通过组织从基层选拔优秀宣传干部。这种人事制度的弊端逐渐显露：一是人员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报社内部效率不高；二是缺乏造就人才的竞争机制。针对这些问题，一些党报创新人事管理机制，一方面，增加激励措施，鼓励竞争；另一方面，秉持“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改革人事制度，即对报社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老员工采取老办法，对于新进的人员采取聘任制。在报社内部实行人事双轨制显然不利于组织的公平和效率，但是作为转轨时期的一种探索，有一定的合理性。

此外，党报在财务管理机制、采编运行机制方面也有很多尝试。客观分析这一阶段党报机制体制创新加速的原因，除了报社自己的努力以外，国家和地方的政策亦是一个重要因素，有的党报集团组建，甚至就是行政手段推动的结果。不过，来自行政力量的整合，虽然有助于全面推动党报机制体制创新，但是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一时期，中国的媒介市场还未真正形成，党报虽然进行了机制体制创新，但是还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党报改革还有深层次内容尚未触及。

三、第三阶段：全面创新的高潮期（2003年至今）

2003年以来的党报机制体制创新可以称为高潮期，党报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带动了党报一系列机制创新，可谓全面开花。

（一）创新背景

1.政治经济环境

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阐述了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明确提出。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这是党的十七大的一个重要历史贡献。这三大重要方略是一个重要转折，中国改革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方面，改革继续深化，一方面前期积累的社会问题开始逐步消解。

这一时期对党报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文化体制改革的突破性进展。

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强调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又将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进一步深化和明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分别提出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改革方向和目标：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国家投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经营性文化单位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要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业集团。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一重要命题，这也是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提法，它反映了我们党对文化体制改革的认识更加深入，直指事物的本质。

2006年1月，《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是：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文化管理体制，富有效率的文化生产和服务的微观运行机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要形成完善的文化创新体系，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

2006年，十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在这个纲要中，出现了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一种新提法：“改进对公共文化单位的扶持方式，促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虽然没有进一步阐述，但意义重大。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开始，我国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在地方开始启动。2008年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再次提出，要适时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的原则，对主要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要逐步转为行政机构或将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要逐步转为企业；主要从事公益服务的，要整合资源，强化公益属性，加强政府监管。同时，配套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和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相关的财政政策。这对于事业单位属性的党报而言，意义深远。

2.报业深幅调整开始

这一阶段报业环境整体体现出转型期特征，创新和发展成为报业主旋律。这主要表现在：报刊数量停止增长，基本维持在报纸2000多家、刊物近9000种的水平上，报刊总印数增长速度也明显趋缓；广告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一些地方出现报刊经济总量增加、成本快速攀升而效益下滑的局面；新媒体发展迅猛，给报业带来冲击和机遇。这种情形下，报业开始倡导创新与突破：报业上市、异地联合、跨区域办报、跨媒体投资、资本运营等悄然涌现。

（二）党报机制体制走向全面创新

这一阶段，党报机制体制创新是全面创新，遍及采编、经营等各个运行环节。

首先，最具突破性的是党报管理体制创新，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一方面，产权制度创新。在这一时期，报业集团的管理体制革新聚焦在产权关系这一层面。通过产权来调整的关系有政府管理部门与报业集团（报社）的关系、报业集团与集团公司的关系、集团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关系。涉及党报主报的主要是最后一对关系——党报主报与报业集团之间的关系。在党报集团内部，党报是龙头，很多党报集团都是以党报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所以形成了党报在集团中的绝对地位。这一时期，党报集团的管理体制改革进展不一。一些党报集团甚至只是党报翻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内部机制和管理方式基本没变。一些党报集团进行了局部改革，但是党报与子报之间仍存在事业单位性质的母子报关系，这造成子报发展空间狭小的问题，成为业界广为关注的改革热点问题。随着党报集团产权关系改革揭开帷幕，党报与党报集团复杂的产权关系及党报集团内部复杂的管理体制也受到关注，并开始梳理。一些党报集团的组织架构做了调整，以原报社为出资人，组建核心企业和子公司，在集团内部实行以资产为纽带的治理结构，党报在党报集团也独立核算，只作为集团的一个核心报刊。例如浙江报业集团，实行“一媒体一公司”，建立资本纽带，在集团内成立媒体运营公司，包括《浙江日报》在内的各报刊都组建了相应的媒体公司，钱江晚报社成立钱江晚报有限公司，浙江日报社则成立浙江日报新闻发展有限公司。

另一方面，经营与管理两分开的管理体制初步完善。在两分开以前，报社或报业集团的每一个报纸都是宣传和经营合为一体，这种过于强调“块”的结构模式虽然有利于在局部范围内经营媒体，但是长期以来形成了重采编、轻经营的格局，而且无论是经营还是采编都感到难以集中精力。这一时期，随着文化体制改革试点报社试点改革的成功，党报陆续转变为经营与管理两分开的管理体制。

其次，党报运行机制创新。这一时期，党报内部机制创新更为引人注目，多数党报开始革新报社内部运行机制，以提高组织效率。

采编机制方面，采编分离机制、采编流程管理等都进入编辑部管理视野。2005年初，人民日报社编委会决定在新闻版全面实行编采分开，编辑部各专业部门不再编辑新闻版，全部移交给总编室编辑。总编室负责编辑要闻版和新闻版（不含国际要闻和国际新闻），不再承担采访任务。编委会还要求仍由各部门负责编辑的专版周刊，在主办部门内部实行编采分开。《解放日报》则尝试改变编辑流程。以往编辑流程重点落在“三校”、“核红”上，而现代媒体运作更要让读者在阅读之后有所收获，更讲究有效实用，所以《解放日报》重视选题策划和一审，以这两个环节促进稿件的质量。

多种媒介的融合趋势也带动了党报采编机制的创新。例如，解放日报集团2007年从所属各报选出24名精干记者，在完成报纸写稿任务的同时，每天从新闻现场把最新的新闻以最快的速度用电话、电邮、短信、MSN等方式发给数字传播中心，然后由数媒中心编辑、配发到解放网、I-news等新媒体上，通过网络媒体让新闻滚动起来。《广州日报》在国内率先成立了滚动新闻部，“报纸+网络+手机”组合播报立体新闻。

经营机制方面，以资本为纽带，实现跨地区、跨媒体横向发展是这一阶段很多党报集团的目标。党报集团跨地区经营也带来党报经营机制的改变。例如，2002年江苏省宿迁市委机关报《宿迁日报》被并入新华日报报业集团，市级党报与省级党报的联姻引人注目。新华日报报业集团通过纵向整合改善和增强了自己的产业链结构，也给《宿迁日报》带来新的资源。此外，党报也积极发展数字报业，介入网络等新媒体的经营，并形成融合发展的机制。

发行机制方面，这一阶段较为突出的是自办发行的产业化。一些党报对现有的发行部门进行规范的公司化改造，而发行公司发展壮大之后，进行多种经营，搞物流配送，增加送奶、送水、送书、送票等服务项目。报纸发行网络由单纯的发行网转变为复合型的多功能物流配送网。例如，《杭州日报》、《解放日报》的发行部门都改造成为发行公司。

此外，这一阶段广告机制、后勤服务机制、人事管理机制等也都有所革新。